要向彼此发出积极、明确的信息，不要在猜忌当中拖延必要的沟通和谈判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士龙

　　为进一步厘清中美关系的实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电话采访了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

　　美国要借用多边力量来打牌

　　《瞭望》：最近，国内外有些观察家评论说，中美关系今年的特征是“海权之争”，你觉得这么看有道理吗？

　　黄仁伟：对这种观察我只能部分地同意。海上安全问题在中美安全关系中上升了。上世纪90年代末“撞机事件”之后，美军在中国沿海地区的侦察活动不仅增加了，还引起过一些后续摩擦事件。近来美国相关动作表明，它有意介入中国同周边国家领海主权及划界争端，使中美关系海上争端添加了多边化色彩。

　　这个现象并不是说明中美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只是中美关系由一个隐性问题变为显性问题，背后的动力是美国急切寻找制衡中国的新牌。以往那些老美国牌，比如台湾、汇率等，都没有撼动中国，甚至反过来会伤害自己。海上安全就成了“没牌的牌”。既然美国要借用多边力量来打牌，那么至少说明美国还无法以自己作为主体，同中国进行一场全面对抗。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独联体的中亚地区花了很大力气，结果对增量最大的亚太地区却忽略了。它感到自己在东亚处于守势，甚至是一种退势。现在想转势，宣示“重返亚洲”，只好利用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来扩大自己的空间。

　　但是这个空间很有限，首先美国不是争议方之一，最多充当“仲裁人”，其次，中国与东盟已经有了关于处理南海争议原则的共同文件，而更重要的是和平、发展与合作已成为东亚地区主导趋势，亚洲邻国不可能回到冷战时代。美国东亚政策和对华政策恐难实质改变，目前它在西太平洋的一系列动作是一种策略和战术调整。如果我们将其视为战略转变，我认为是高估了美国的意志和能力，也低估了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趋势。

　　莫被美国人的战略试探所误导

　　《瞭望》：如果不是“海权之争”，那么你认为美方的这些动作对中美关系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呢？

　　黄仁伟：其真正意义在于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试探，看看中国是不是真的要把美国挤出亚洲。如果真如此，美国就要作出战略调整，甚至可能把它的全球力量集结到亚洲来和中国全面对抗。这对美国而言代价太大，不能轻举妄动。出于长远考虑，这又是一种不能不做的战略试探。

　　美国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借此占据道义制高点，恢复美国在亚洲的信誉，牵制中国在东亚地区影响力上升。从“天安号”事件到美韩黄海联合演习，到希拉里在河内的讲话，再到“华盛顿”号航母进不进黄海的反复表态，都表明美国人加紧了这一试探。当然，中国也必然作出反应，结果让人感到是双方负面互动。随着战略疑虑增加，战略试探也升级了。现在风波还没有完全平息。双方战略界应该认真反思，重新认识问题的根本所在。

　　我认为，中国东亚地区战略也没有改变，我们从未打算取代美国的地位。随着中国的全球化参与度不断提高，对国际海上通道的责任也在提升。近年来中国海军参与联合国授权下的亚丁湾商船护航实践表明，中国适当地发展军力对稳定国际安全秩序是积极贡献。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是有利于美国减少海上安全负担。

　　美国自己的危机感加重，在战略上对中国不放心，但在具体问题上又需要中国合作，要求中国分担责任，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所谓“战略不信任”，首先来自美方，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对于中国而言，应该注意不要轻易把美国的战略试探看作是战略对抗。如果把这种判断付诸行动就可能促成对方真的战略调整。美国同中国合作的利益大于对抗所得，维护稳定仍然是中美关系的主流。

　　一是中国市场可以帮助拉动美国经济，中国从美国进口越多，越有利于美国就业和经济复苏。如果美国经济持续低速，联邦财政救市和刺激已经很难，更需要外部的力量来刺激美国经济。

　　二是中国资本对美国联邦财政和市场流动性意义重大。中国持有8000亿到9000亿美元的美国联邦债券；中国资本如果更多地进入美国市场，购买股票、企业股权，或者直接投资，也是对美国经济的刺激。而这些经济动力都是以两国政治和安全关系稳定为前提的。

　　三是国际体系变动过程中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与支持，特别是在能源、低碳、气候、反恐和防扩散等全球性重大问题上比过去更需要中国的合作。因此，我们不应该被美国“以攻为守”的战略试探所误导，不能被对方“杯弓蛇影”的战略疑虑所传染。

　　及时对话推动中美关系走向成熟

　　《瞭望》：那么中美关系下一步怎么得到转圜呢？

　　黄仁伟：基于上述看法，我主张中美要及时开展对话，要向彼此发出积极、明确的信息，不要在猜忌当中拖延必要的沟通和谈判。美国不应该让战略试探走向失控。

　　海上安全问题是中国地位上升必然带来的新问题，这不等于双方必然要走向对抗，双方可以认真讨论来找到一种相处的办法。中美之间的确存在意图、行为和理念上的差别，对话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保持对话就可以加深理性思考，至少有助于双方了解彼此的核心关切，明确行为的底线。比如说，美方强调海上自由航行问题，中方可以明确哪些水域为非国际水域，抵近侦察“无害通过”的分界等。美国到目前为止不承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文件，这也是美国霸权的无理表现。我们只要准备充分，有理有利有节，在国际舆论中就可以得到多数国家的理解和同情。

　　总之，面对中美关系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还是应该“稳住阵脚”，最终通过对话来促使中美关系达到新的平衡与成熟。

　　打破中美两军关系“怪圈”

　　一要着眼大局，二要学会共处，积极寻求逐步消除两国两军关系发展障碍的途径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士龙

　　当前的中美关系“被聚焦”在两军关系上。自今年1月奥巴马政府突然宣布大宗“对台军售”以来，中美两军交往再度中断。近来又发生了在中国周边海域的一系列针对性军演和异常激烈的“口水战”，引起了公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就此话题，《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徐涛。

　　中美两军关系的两个基本事实

　　《瞭望》：作为研究中美军事关系的学者，你如何看待这段时间中美两军之间的一系列互动？

　　徐涛：关于这个问题，中美两国舆论界有各种解释，至少可归纳出三种观点，即“行为反应论”、“心理焦虑论”、“战略试探论”。到底哪种观点正确，结局会怎样，现在下结论似乎为时尚早。在此，我首先想强调一点，尽管美韩军演与“天安号”事件挂钩，但总的看，我军演习大多属于随着季节变化按纲施训的例行性演习，只是被热心媒体的集中报道放大了，而且一经人们把它们放在当前中美两军关系框架之内来“普遍联想”，就会自然地被视为是“针锋相对”的一系列互动。

　　冷战后，中美军事交往远远滞后于其他领域的交往，近期状况再次暴露了中美军事互信的严重缺失。然而，这并非中美军事关系的全部。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中美两军关系，就不能忽视两个基本的事实。

　　第一，即使是最近被美方舆论称为中国军队“鹰派”的学者们也一再强调，“两军关系很重要，希望建立健康、成熟、稳定的两军关系。”

　　第二，回顾两军关系的发展历程，除了因朝战和越战而卷入冲突外，两国军队曾为两国友好关系的建立和稳定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上世纪70到80年代，两国经贸关系水平不高，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先行者”；冷战高峰期间，双方“准联盟”关系的形成与重大军事合作的展开，在心理和物质上给苏联造成了空前压力，对后来的冷战结束起到了深刻的影响(遗憾的是，双方似乎对此都缺乏足够的认识)。冷战结束以来，两军关系曾先后经受了“台海”、“炸馆”、“撞机”等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但最终得以维系和恢复，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军队能够以两国关系大局为重，即使面对媒体和公众的巨大压力，也始终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各类危机事件，从未从单纯军事观点作出反应并寻求问题的解决。过去30年和平发展取得的成就证明，中国军队的大局意识和理性选择的结果是改善了安全环境。

　　如何走出不断陷入“准危机”怪圈

　　《瞭望》：作为中美两国政治关系“晴雨表”的两军关系，能否打破不断陷入“准危机”的怪圈，继续为两国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徐涛：要打破两军关系怪圈，关键要着眼大局，学会共处，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积极寻求逐步消除两国两军关系发展障碍的途径，为释放两军合作的巨大潜力，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所谓大局，包括时代发展的大局和两国关系大局。在全球化的核时代，全面军事对抗不符合历史潮流，两国力量消长更不能靠军事手段来完全控制和改变。目前关于“中美两国冲突难以避免”、“两军必有一战”等观点的背后，都是简单地通过历史类比来思考双边关系。这显然不是一种进步的视角，至少不是21世纪的观念。

　　学会共处，首先要认清两国关系性质，逐步建立战略互信。尽管有一些“弄潮儿”总是想象中美会再度走上“美苏军事竞争”。但从两国的基本立场看，美国把中美关系定义为“非敌非友”，中国则认为两国关系是“合作与斗争共存”，这些定位恰恰表明中美关系(其中包括两军关系)的复杂性，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双方都没有明确的敌对指向，不希望全面对抗。事实证明，在过去30年里，一方的发展并非建立在另一方衰落的基础之上，而是得益于非对抗性的政策选择。当年的美苏关系是“相互确保摧毁”(MutualAssuredDestruction)，而今天的中美关系则应该是“相互确保依存”(MutualAssuredDependence)。唯如此，才能打破所谓“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冲突的历史怪圈，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当然，要与美军共处，也离不开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因为按照美国的逻辑，“只有具备了足够的防御能力，才能增强共处与合作的信心。”

　　二要充分认识两国战略文化和传统的巨大差异。在美国的战略研究中，有两个关键词：“领先意识”(Leadership)和“威胁意识”(Threat)，这种渗透到骨子里的“敌人来了”的危机感和对“威胁”的“警惕之心”，是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重要动力源泉，已成为美国军事文化和战略思维的核心内容。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共党史专家章百家指出：“中国是通过改变自己而影响世界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时》的作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的力量不在于军事硬件，而在于其经济能力；她的外交武器不是以武力相威胁，而是其强大的耐心。”对于既存在巨大差异又拥有众多共同利益的中美两国而言，只有认识到上述差异，才能加深相互理解，防止情绪化和非理性的行为造成战略误判，干扰大局。

　　三要敢于直面问题，积极探索逐步消除两军关系障碍、维护两军关系稳定的途径。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两国高层应该就这一问题展开专门磋商，共同寻求逐步解决的办法。在台湾海峡两岸之间，军事互信问题已经进入了双方对话和商谈的规划。美国应从长远计，调整自《与台湾关系法》出台以来的固定思维和行为习惯。此外，双方应就两军合作的潜力和领域进行探讨。为了防止因误判导致冲突，特别是为了避免因第三方因素而被迫卷入冲突的历史悲剧重演，两军有必要就某些领域的“行为准则”达成一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