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奎成：《鲁潜墓志》和“魏武王常所用”石牌系同一人伪造

　在认定安阳西高穴大墓为“曹操墓”时，该墓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石牌是重要证据之一，与石牌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遂成为双方论争的焦点所在。近日，供职于开封市文联的历史学学者林奎成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的采访。

　　“我不是提出质疑，而是从根本上否定‘魏武王常所用’石牌！”

　　记者：安阳西高穴大墓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石牌被视为确定该墓为“曹操墓”的“铁证”之一，您就此提出了哪些质疑？

　　林奎成：首先我要强调，我对所谓的“魏武王常所用”石牌不是“提出质疑”，而是从根本上予以否定！我详细考察了中国古代的“冥称制度”，并查阅了几十万字的文献资料，证明在曹操生前死后，直到曹魏政权灭亡的这段历史时期内，曹操根本就没有过“魏武王”的称号。

　　同时我又用排除法，排除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称为“魏武王”的姚襄是安阳西高穴大墓墓主的可能性。

　　在这个基础上，我推出了结论：“魏武王常所用”石牌是伪造的。

　　由于正埋头于一本书的写作，所以此前我对“曹操墓”的问题并未予以特别关注，直到2010年6月12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曹操墓”为2009年度考古重大发现之后，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的这个研究是在自我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的，在这次苏州会议上，我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锐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黄震云教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国安博士等许多学者都对这一问题发出了否定或质疑的声音。这使我感到非常吃惊。曹操墓的认定，应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工作，而质疑之声并不寂寥，何以这么多学者的意见都不被采纳？

　　学术论辩中假设不能代替事实

　　记者：关于曹操“魏武王”称号的问题，有多位学者已经对您的观点进行了反驳，现在对您在苏州会议阐述的观点是否有所修正？

　　林奎成：我的观点没有任何改变。

　　对于曹魏政权灭亡后，从南北朝开始，史料中逐步出现了大量称曹操为“魏武王”的现象，我也大致作了考察。当时考虑到，这些都与当前要讨论的“曹操墓”真伪问题无关，所以我在文章中略而未提。最近有人从曹魏以后的史料中列举了十几条称曹操为“魏武王”的例子，其实这远远不够，仅我随手摘记下来的就有42条之多，这还是不完全统计。问题是，这些例子，不仅不能证明“魏武王常所用”石牌是真的，相反，它恰恰是终曹魏一朝，曹操没有“魏武王”称号的一个有力佐证，这个佐证，愈加支持了我认为“魏武王常所用”石牌是伪造的这一结论。

　　记者：那您如何回应有关学者对您观点的反驳？

　　林奎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郝本性和该所副研究员、西高穴大墓考古队领队潘伟斌对我的反驳，我从网上在第一时间就看到了，并且当即就写了《假设不能代替事实》一文。这里只就核心问题略谈一二。仔细阅读了郝、潘两位先生的回应文字后，我感到两位先生都在回避问题的本质。

　　以郝先生的说法为例：“曹操墓出土刻有‘魏武王’的石牌，但史书中都没有准确出现过关于魏武王的记载……也可能是因为层次比较高，民间知道的不多，没有流传下来，也可能是因曹操死后20多天就入了葬，加之当时又是高层权力动荡之时，历史背景比较复杂，时间又太短，没有史书记载，或者有记载已丢失，或者有记载到目前还没有发现，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短短一段文字，连用了两个“也可能”，又用了两个“或者”，证据呢？一个也没有！用证据说话是学术论辩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曹操墓”的问题，破绽百出，难以弥缝，它是“指鹿为马”的产物，敢说证据确凿，铁案如山！即以“魏武王常所用”石牌而论，“魏武王”一说，在曹操生前死后的曹魏一朝里根本就不曾有过。你硬要说有也可以，但必须拿出准确无误的证据来，没有证据支撑的“也可能”不行！主观臆断的“正是”也不行！“也可能”三字，何以释天下汹汹之疑？“正是”二字，何以杜天下悠悠之口？

　　《鲁潜墓志》和“魏武王常所用”石牌为同一个人所伪造

　　记者：除了“魏武王常所用”石牌以外，您对在证据链上与石牌紧密相关的《鲁潜墓志》有什么新的看法？

　　林奎成：在这次苏州会议上，江苏金石专家李路平先生指出，《鲁潜墓志》中的“魏武帝”之“武”，与“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中的“武”是同一个人书写的。我对这两个“武”字作了认真的比较，结果证实，李路平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

　　一种书体的审美取向，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内所具有的趋同现象，称为“时代书风”。但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对某一个具体文字的处理，譬如结体、造型、笔画长短，某一特定部首的形态和位置，甚至书写习惯，诸如起转、顿挫、倚侧、藏锋、破锋之类的技法表现等等，如果这些方面都完全相同，而竟出自两个人之手，就是不可思议的现象了。这两个“武”字，在上述特征方面均显示出了惊人的一致。《鲁潜墓志》按志文出于后赵建武十一年(345)，曹操下葬于汉献帝延康元年(220)，中间隔了125年，书写者不可能在写了“挌虎大戟”石牌之后再写《鲁潜墓志》。由此可以确定，《鲁潜墓志》和“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为同一个人所伪造。

　　由所谓“渤海赵安县”即可锁定《鲁潜墓志》为伪造

　　记者：您认定《鲁潜墓志》是伪造的还有什么有力的证据？

　　林奎成：苏州会议之后，我开始进一步关注《鲁潜墓志》。按照《鲁潜墓志》的说法，鲁潜是“渤海赵安县”人，查《晋书·地理志》，渤海郡十县，没有“赵安”。仅此一条，即可锁定，所谓《鲁潜墓志》也是伪造的！

　　为人撰写墓志，没有把墓主籍贯弄错的道理，而安放此墓志的人又自称是鲁潜的老师，古时师弟如父子，老子不知儿子是哪里人，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当时的人说“渤海赵安县”，就如同现在的人说“山东省郑州市”，这是不可能的。况且鲁潜是赵安县人，死后不葬赵安而葬邺地，是何道理？如谓“陪葬”，则以从三品的“太仆卿驸马都尉”的身份显然不够资格。退一步说，就算陪葬之说成立，则《墓志》中不说陪主方位，对陪主只字不提，却用去了半数以上的文字大谈特谈“故魏武帝陵”的位置，这样的东西还算是墓志吗？种种乖舛，殊出常理之外！

　　所以我的看法是，《鲁潜墓志》与“魏武王常所用”石牌，二者属于系列作伪。没有《鲁潜墓志》，不足以把人们的视线引向“曹操墓”；没有“魏武王常所用”石牌，谁会把那些“胡粉二斤”、“木墨行清”之类的东西与曹操其人联想到一起去？换而言之，抽去《鲁潜墓志》和“魏武王常所用”石牌，还有人敢说那是个曹操墓吗？

　　受山西大学文学院白平副教授博客文章的启发，我又对西门豹祠刻石做了认真观察。从书法的角度来鉴别，我初步认定，这也是一件伪作。原因是，这个刻石的文字在技法表现上与《鲁潜墓志》和“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相比，有大同而无小异；关键的证据是，其中的“武”字，与上面说的两个“武”字完全一样，系出一人之手。这虽然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但西门豹祠刻石与《鲁潜墓志》有一定的关联却是肯定的。　　

　　如果发现真的“曹操墓”必是一个帝王陵群

　　记者：那您觉得“曹操墓”应该具有什么特征？

　　林奎成：从“出土”的“文物”来看，没有一件能够证明与曹操的身份有关。唯一的“铁证”，当时即遭频频质疑，现在又被证明是伪造的。

　　曹操是个特殊的历史人物，生前不帝，死后称尊，中国历史上除明朝以特故而非制之外，从来就没有“太祖孤陵”的丧葬制度。曹魏政权的运祚虽短，但也出了“四帝一王一公”，真的曹操墓不有则已，有则必是一个帝王陵群，当年洛阳晋帝陵群的发现就是个很好的例证；西安汉陵、唐陵，河南巩县宋陵，北京明陵，河北清陵，实物俱在，何可视而不见？

　　“曹操墓”真伪是纯粹学术问题不要急于行政干预

　　记者：随着讨论的发展，有些争论已经从学术层面转移到法律层面，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林奎成：“曹操墓”的真伪，是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的解决，只能在学术规范的框架内，通过不同观点的双方反复不断地论辩来进行。在没有达成共识之前，不要急于行政干预，动辄以诉诸法律相威胁，更是愚不可及的拙劣行为。

　　学术争辩辩的是什么？不就是辩的真伪吗？说你作伪，而且拿出了学术证据；你说没作伪，尽可拿出证据来证明你的没作伪，这都是正常学术行为范围之内的事。你挖了个大墓，在证据不足、破绽百出的情况下，非要说这个大墓的墓主就是曹操，而众士诺诺，纷纷跟着你点头称是，这样的现象反而不正常了。

　　信息时代，民众的参与情绪很容易被调动起来，学者之间的争论尚且不免情绪化的语言，民众在参与的过程中说一些超出学术范围之外的过激或不当言论，不仅正常，而且难免，谁要是为此而被激怒，至少在度量上是不好让人恭维的。

　　坚决反对把“曹操墓”问题地方化

　　记者：有人为您作为河南人却质疑河南安阳“曹操墓”而颇有非议，您怎么回答他们？

　　林奎成：我是坚决反对把“曹操墓”问题地方化的，地方之间的相互攻击，无助于“曹操墓”问题的解决。曹操是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曹操墓自然也是中国人民的共同遗产，河南也好，河北也好，安阳也好，邯郸也好，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将它私有化。

　　我祖籍山东栖霞，生长在辽宁大连，河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曹操墓”的问题正巧发生在河南，如果山东或者辽宁也弄出来一个假曹操墓，我会照样揭露不误！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不以桑梓之丑而为讳，为的正是维护家乡的名声和尊严，罪我誉我，均非所计！我要表达的是学术意见，在“曹操墓”的问题上，我只做历史侦探，不做现时法官，探究历史真相是我的责任，真相既明，谁当法官去对它进行裁定则不关我的事。

　　我要告诉世人，河南人正直纯朴，勤劳善良，骨子里最富正义感。弄虚作假、败坏河南名声的是极少数人，他们代表不了全体河南人民。在我从苏州回来后接触的范围内，至今还没有一个河南人对“曹操墓”是假的这一点表示怀疑。我接到了许许多多的声援电话和邮件，有教授、学者，有政府官员，有民间文史爱好者，有警察，有作家，有记者，还有普通老百姓，他们在声援我打假的同时，无不对造假行为深恶痛绝。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杨阳 实习记者 曾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