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重南：加强对中国抗战国际战场的研究

　　汤重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抗日战争，应该有三个重要战场，即国内的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和国际战场。对国内战场的研究，已相当全面、系统和深入，而对国际战场，主要是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开辟的战场，因美国、英国及日本长期不愿充分肯定中国抗战业绩，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对正面战场和国际战场特别是对国际战场的重视、肯定和宣传也不够，所以开展研究的时间不太久，力度也不大，有影响力的成果不太多。笔者呼吁重视和加强对中国抗战国际战场的研究。

　　第一，还原历史本真是史学界的使命和责任。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开辟了中国抗战的重要新战场——国际战场。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巨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迫切需要。1942年年初，盟国中国战区(包括中国、越南、泰国和缅甸北部)正式成立。中国战区成立后，一方面要求盟国对中国提供经济、武器援助，另一方面也要求中国积极策应英、美作战。根据中英美协议， 中国军队应立即入缅作战。二是英国希望中国军队入缅抗击和阻滞日军，向中国求援。英国在欧洲敦克尔克大溃退，英伦三岛岌岌可危。在东南亚，英军无力抗击日军。英军被迫向中国求援，要求中国军队入缅，以掩护英军向印度撤退。三是中国为保持滇缅公路畅通，也需要入缅作战。滇缅公路，是抗战时期中国对外的四大国际通道之一，于1937年修筑，从昆明到仰光，全长2000多公里，在云南为963公里。随着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另外三条国际通道均被掐断或停运：滇越铁路，因日军占领越南而被切断；香港与大陆的路线，因香港被日军占领而割断；苏联通过新疆公路运送援华物资也因苏德战争而终止。到1942年年初，仅剩滇缅公路一条国际通道。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共两次。第一次是1942年2月至6月，10万余人出征，以仁安羌大捷最令人振奋，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重大胜利，使中国军队扬威国内外，轰动英伦，在中国抗战史、二战史及世界军事史上已成为一个光辉的战例。

　　第二次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是1943年春至1945年3月。这次作战由中国驻印军和滇西中国远征军分别从缅北、滇西两个地区两面夹击日军。这是抗战史上开始得最早而且取得彻底胜利的反攻作战，也是中国最早把日军赶出国门的胜利进军。

　　第二，应使中国远征军的辉煌业绩永载史册、彪炳千秋。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甸、滇西的反攻作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重要的战役之一。近30万中国官兵，不畏艰险困苦，英勇顽强，舍身忘死，虽付出伤亡67000余人的巨大牺牲，但力胜强敌，夺取了反攻战役的完全胜利，完成了打通中印公路等战略任务。不仅在抗战史上是最早进行反攻作战的重要战役，而且是中国最早驱敌出国的胜利之战。从而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不仅沉重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而且为中国军民赢得了荣誉，提高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声誉和历史地位。中国远征军的煌煌功绩，与日月同辉，光照千古！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还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从中华民族抗击外敌的历史考察，这是1894─1895年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的首次出国作战，而且是取得最后的完全胜利的光辉战史；从更广阔的国际视野考察，这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唯一的一次中国、美国和英国三国军队共同的对日作战，是中国与盟国军事合作的成功范例。

　　第三，加强中国抗战国际战场的研究，具有多重现实意义。笔者呼吁重视和加强对中国抗战国际战场的研究，是出自历史学人的使命感和良知，是真诚地期望从新的视角回望不应被忽视的中国抗战国际战场，期盼抗战史学界能尽快写出中华民族全民族在三大战场的浴血战斗史，推出更为全面、准确、权威的中国抗日战争史！

　　日本的战争责任及战后的责任认识

　　张生 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教授

　　日本朝日新闻社2010年6月发表了一份日韩共同舆论调查结果，调查项目有：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了吗？日本的谢罪充分吗？有必要重新探讨日本对受害者的补偿吗？回答“尚未解决”的日本民众有52%，而认为“谢罪不充分”的仅占30%，“有必要重新探讨日本对受害者的补偿”的占30%。韩国民众的回答分别是：“尚未解决”占94%，“谢罪不充分”占97%，“有必要重新探讨日本对受害者的补偿”占89%。

　　调查结果表明，日本民众认为，谢罪和补偿问题，并不一定是解决历史问题的焦点；而韩国民众要求解决历史问题、谢罪和补偿连贯在一起。

　　那么，日本民众考虑的历史问题到底是什么？《朝日新闻》投稿专刊“为后代讲述战争”的内容是个很好的线索。投稿人都是经历过战争将近90岁的人，但无论男女，他们讲的内容，多数是从战争受害者角度讲述受到原子弹轰炸和空袭后的痛苦体验。日本考虑的历史问题，是以受害者为中心的，而对于自己作为加害者的角色，却有很强的抵触情绪。原本应该作为国际问题的战后处理问题、战争责任认识问题，在日本却成了“国内问题”。

　　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日本的战后教育存在结构性问题。从去年开始，我在大学开设了名为“东亚和平咖啡”的公开课，目的在于了解“日本的眼光”和“东亚的眼光”之间存在的差距。以我在课堂上对日本部分大学生的现状了解看，学生们知道日本在对亚洲的侵略战争中“好像干了坏事”，但不知道具体做了什么。当他们目睹耳闻俘虏和农民被刺杀练习、大规模屠杀、强制劳动、人体试验、强奸等的具体证言和照片后，表示吃惊，才“发现”亚洲“愤怒”、“仇恨”的缘由，同时，加深了对只写些表面现象的学校教科书的怀疑。

　　可以说，他们关于战争的些许知识，基本是受到右翼漫画家小林吉则的影响。日本与受害国之间存在的关于战争责任的结构性认识差距，产生于战后日本回避了加害面的成长历史。然而，日本却几乎没有认识到存在这种差距。

　　但是，在日本，积极从事这项课题的人们依然存在，以下就是两个事例。

　　一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加害证言与和平活动。二战结束后，约有1100名日本战犯在中国的抚顺和太原两个战犯收容所接受了战犯教育。这些人回到日本后，开展了加害证言活动，1957年出版了《三光：日本人在中国的战争犯罪告白》，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它现在仍是证明日军残暴行为的重要资料之一。他们的活动遭到日本右翼的强烈反击，为了与“自由主义史观”论争，20世纪90年代，他们又创办了季刊《中归联》。

　　当事人基本都已90岁左右，但他们至今仍在开展证言活动。他们并不认为道了一次歉，就可免责了。现住岛根县的原39师团士兵难波靖直将满90岁，至今仍在进行证言活动，终生进行着“未完的认罪”。

　　二是明治学院大学的反天皇主义声明与战争责任告白。明治学院大学是一所基督教的私立大学，近年，他们也对曾经配合战争且战后长期没有反省的行为表明了态度。1988年秋，有过军队经历、时任校长的森井真出于“忽视国民，优先天皇的社会，就是没有反省昭和”的信念，拒绝了文部省因昭和天皇病重而要求大学自觉停止庆祝活动的要求。1990年，福田欢一校长加入了“基督教四大学校长声明”，反对举行天皇即位仪式。1995年，日本战败50周年时，校长中山弘正发表“明治学院的战争责任、战后责任告白”，承认了责任，向中国、朝鲜半岛及亚洲其他国家表示道歉。中山校长讲到：做了坏事，在上帝和人前忏悔，是“理所应当”的“最起码”的行为，而这种“最起码”的行为，在日本却被表扬，被感谢，由此反倒可以看出日本社会昏暗之深、罪孽之深。

　　以上两个事例的共通点在于：在承认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坦承责任并道歉；把对过去的反省反映在现在的具体行动上；不屈服于保守势力的强硬反击。

　　正视加害方的行动，在日本决不能说已经很普遍。相反，容忍把谢罪和责任模糊化的姿态渐渐扩大，形式上道了歉就完事——在这种氛围浓厚的日本社会中，如何推广正视加害方的认识是一个课题。

　　东京审判中日方证人的集体伪证及其后果

　　张宏波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教养中心副教授

　　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联合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通常称为“东京审判”。据日本右翼统计，从1947年2月24日开始，到1948年1月12日，辩护方面进行了187天的辩护论证，其中，用了45%的时间为被告个人进行辩护。

　　为了通过辩护影响法庭判决，在作证过程中，虽然日本证人都宣誓“实事求是，绝无虚饰”，实际情况，除日高信六郎外却是集体伪证，严重影响法庭判决。

　　比如，饭沼守曾是上海派遣军参谋长，他知道南京发生了什么，但他的证词简直是一篇关于日军秋毫无犯和松井石根慈悲为怀的论文。他说，进城时，他遵照松井石根命令，下令除16师团外，其他部队撤退到城东地区，并严申军纪；12月16日、20日和31日，他视察南京，除下关地区有几十具士兵尸体，“所谓的成千上万的被屠杀的尸体，我即使做梦也未曾见过”，确实有几处火情，但未见一例故意纵火；有人向松井石根报告了“抢劫和暴行的案例”，但松井石根在抱歉的同时，命令军官防止此类事件发生，“违法者都受到了惩罚”，以至于16师团对法律部门的程序提出了抗议；至于难民营，饭沼守命令16师团守卫，“只有持通行证的人和守卫该地的宪兵才可以进出此地”；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抗议，他“一无所知”，也未向松井汇报过。而饭沼守自己的日记则说明了他证词的谎言性质。饭沼守1937年12月21日的日记说：“当荻洲部队的山田支队用刺刀分批处置一万数千名俘虏时，因为是在几日内将相当多的人押送到同一地点，因此俘虏发生了骚乱，最后我军用机关枪扫射，致使我军若干官兵也一同被打死。”同年12月30日的日记说：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召集驻南京及附近宿营部队的副官等人，要求进一步严整军纪风纪，特别是对外国公馆的违法行为，佐佐木少将(警备司令官)还提出注意事项和要求。方面军中山参谋来此，仅向参谋长一个人传达了此次发生在外国公馆的违法及其他违反军纪的行为的遗憾之意。真是愧疚难当。”这个“愧疚难当”的饭沼守曾断言苏联大使馆被焚烧抢劫之事与日军无关，但日记记述道：“(特务部冈)中佐说，他去苏联大使馆时，荻泽部队的伍长等三人正在里面的大使私宅征缴粮食。”饭沼守说他不知道南京的外国人就日军暴行进行抗议之事，但他1938年1月21日的日记说，日军参谋次长发来电报，通报了日军从美国辖区拖走妇女、在金陵大学抢走钢琴等事，日本外交官无力制止，占领军又未能管制，甚至与美国使馆秘书同行的日军宪兵还逮捕了进行抢劫的日军士兵。同月26日的日记更是惊人：“今晚，本乡少佐报告，24日夜11时左右，日本兵去美国人经营的农具商店，用刺刀威胁看店人，带走两个女人强奸后，过了两个小时左右才走。根据受害者的陈述，去据称是实施强奸的房子确认时，由于是天野中队长及十几名士兵住宿的地方，在要进屋调查时，两个美国人也想进去。天野让士兵们集合，反过来殴打并赶走了美国人。接到通知，本乡参谋随即去了现场，想进中队长房间却很难。隔壁房间有三四个支那女人，当强行进入天野房间时，他像和女人睡觉的样子，有个女人从床上下来。”

　　当时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没有搜查原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等人的日记，也没有全面搜罗南京大屠杀期间西方在宁人士的日记、书信、报告等文献，结果，虽然通过检方律师的强力质证，戳穿了部分日方证人的谎言，却在总体上减轻了对南京大屠杀罪责的认定。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右翼开始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史实，恰恰沿着当年伪证者的思路，其基本论证思路与伪证者高度一致。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1.松井石根热爱和平，寄望东亚各国的复兴。在占领南京前后，他不断发布命令，要求严明军纪，日军各级军官严格遵守。2.东京审判前没有听说南京大屠杀。大量的伤亡是战斗中造成的，不存在有计划的奉令屠杀。没有屠杀战俘，实行优待，甚至直接释放。3.占领之下的南京秩序安堵，生活如常，尸体罕见，日军与当地中外人士相处友好。日军没有故意抢劫、纵火，抢劫纵火的是中国军民。没有大规模的强奸，中国妇女甚至主动挑逗日军。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中国证人和西方证人的证词不可靠或作伪证，法庭不公正。

　　近年来，大量新证据尤其是作为第三方的西方在宁人士的证言不断出现，上述伪证思路被证明极端荒谬，所以，右翼中的“新兴力量”开始转变思路，另立论点，比如，松井石根当年说他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日本右翼分子进行逆推，他们说，如果有南京大屠杀，中共方面应有文字记载，而据他们调查，根本无人提及。其实，史实永远是谎言的天敌，1938年春，《新华日报》详细报道了南京大屠杀，提出“留京同胞之被残杀者不下十万人”。郭沫若1938年6月为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译本作序，痛斥日军暴行。1939年，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印《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内中第三编第三章第一目，根据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军当局的抗议，叙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毛泽东特为此书作序，号召大家认真研究日本在沦陷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并题写书名，简称为“日本在沦陷区”，显见中共方面乃至毛泽东本人也知晓南京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