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稼书：战时重庆纺织厂女工的社会活动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历史学教授

　　抗战胜利前夕，重庆人口几乎增至原来人口的三倍，新增生产力与快速工业化把战时陪都从一个商埠变成中国西南的工业中心。在战时陪都史记载中，由于档案资料的局限性，单对男性员工研究存有某种偏爱，在很大程度上对女工的研究尚停留在不被重视之状况。然而，女工在重庆的社会与经济变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至1945年，有40余万的妇女居住在重庆，而近75%的妇女就职于工业、商业及服务性等行业。另有大约10万妇女被划分于“无职业者”之类，而这一类划分更多地是指从事家庭劳动而获取收入的保姆和洗衣妇女。

　　就当时纺织业而言，其中最大的纺织厂曾雇有13000余名女工。对纺织业女工的研究， 在西方史学界已具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但多是集中在上海。Emily Honig指出：“棉花在上海是王，而大多数纱厂工人是妇女。” Emily Honig的许多见解是关于工作条件和女工的动力性—— 女工们面临着工业化，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重庆女工。其实，重庆女工的经历与上海姐妹是截然不同的，尤其是在抗战时期。20世纪40年代早期，上海纱厂大量减少，工人人数也降到了历史的低点， 很多纱厂女工离开城市返回农村； 然而，战时重庆的纺织业却迅速发展，雇佣了大量的年轻农村妇女。战时工厂的工作，被工厂管理人员和社会福利改良者高度政治化，将抗战(国家命运)与工厂工作联系起来，这对妇女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Emily Honig 还指出：第一代的上海工人与农村家庭保持着紧密联系；而重庆的纱厂工人则认为她们自己就是妇女工人，并以她们的工作为自豪，寻求、创造自立环境，由此打破了关于妇女适合于家庭事务的社会惯例。

　　Emily Honig认为上海纱厂工人的身份是由地域思想所定，而不是由阶级意识。当然，同乡概念也同样影响了重庆社会，重庆社会是由四川移民、外地难民和随工厂、学校、政府机关搬迁的外地人口组成。四川人，所谓的上江人与下江人(长江中游和沿海地区人)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纱厂搬迁到重庆，随厂迁徙去的仅是一小部分技术骨干去培训新招工人，其结果，在整个劳动大军中四川人占有最大的比例。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区域的划分增强了重庆工人的阶级意识，工人对不平等待遇强烈不满，忿恨职员享有各种津贴，而职员多是非四川人。

　　研究重庆纱厂工人的经验和她们的社会活动，从性别方面与阶级方面加以分析势必都有用。她们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加速了抗战时期的工业化进程。工人所处的阶级地位和她们日常面临的工作条件，激发了她们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及各种形式的集体活动。女工的反抗，至少在两方面使得其性别化。第一，待遇问题，高工资、高社会地位。待遇悬殊问题激发了女工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第二，工人参与活动的策略战术。如妇女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利用新生活运动促进妇女指导委员会所属的工厂服务队进行活动就是一例，为了保护女工的利益，她们利用女性是弱势群体的社会偏见，争取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和利益。

　　女工们的活动，是按照她们自己的自身愿望投身到工业劳动大军和投入工人运动中去的，这挑战了家长式社会规范与期望。社会活动与女工的性别特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由于有在城市生活工作的机会，增强了青年妇女自立自主的愿望。但她们也被艰苦的工作环境所束缚，由此也加强了工人之间的团结，增强了初发的阶级意识。在纱厂，女工们能够享有接受一定的教育，由此增强她们的自信心。20世纪40年代，这些意识内的转变使很多妇女通过参加工人运动，要求获得人的尊严， 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她们尝试着改变、影响社会。

　　胡晓研：日本侵华时期的语言奴化教育

　　胡晓研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研究专家齐红深先生将伪满洲国教育的本质定性为“奴化教育”。奴化教育，实质是通过对原住居民进行“洗脑”，消除其对统治者的仇恨，进而把统治者的思想强加给原住居民，并使其后代不能认识到事实的真相。纵观日本侵略者制定的一系列奴化教育方针，概括起来其主要内容不外乎“铲除狭隘之排外思想”，建立“东亚新秩序之始基”、“根绝容共思想”、“亲仁善邻”等。透视奴化教育政策，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主要手段或者说奴化教育的主要特点是对中国人强制推行日本语教育。日本很多学者曾著书立说，提出要把日语作为“亚洲通用语言”、“亚洲第一语言”推行。有关部门还制定了日本语普及方案，明确提出普及日本语的“内涵是指导大陆民族使之炼成纯正日本人，外延是青少年的教育和一般民众的教化”。我国台湾岛被侵占后，日语作为所谓“国语”被明目张胆地强制推行了五十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日本侵华期间(1931—1945)，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大体上可分为“伪满教育”(东北沦陷区)和“汪伪教育”(华北、华中、华南等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从伪满政权初期推行的“王道教育”，到中期的“新学制下的皇道教育”，再到“战时体制下的尊皇敬神教育”，清晰地反映出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步步加剧的奴化教育的本质。新学制公布后，日语被定为伪满洲国的国语。日语在小学教育中占据了突出地位，教学时数是满语课时的一倍。这时的日语课已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语言课，而是一种宣传“大和精神”的工具。满铁附属地对中国人的日语教育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满铁总裁中村是公提出：“要做到在满铁沿线，日本人所到之处，只讲日本话就可以办事。”为了普及日语教育，满铁规定：除作为公学堂的主要课程和实行语学检定考试及奖励制度外，还专设日语学堂，而且凡是在满洲的中国人教授日语或者准备办此类学校者，只要愿意接受满铁领导和监督，都一律在人力和财力方面给予补助。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华中、华南部分地区相继沦陷。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扶植傀儡政权，极力推行其奴化教育政策。“汪伪教育”就是以大汉奸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教育。汪伪政权极力强化日语教育，妄图实现教育过程中的日语化，肆无忌惮地纂改教科书，增加亲日内容，删除或修改抗日内容，妄图从文本上消除中国人民的抗日意识。华北的教育宣传大权被日军建立的新民会所把持，在其控制下，伪华北临时政府的教育方针明确规定普及日语教育，并规定各级学校都把日语列为必修课。日伪天津特别市政府，把日语定为各级各类学校的主课，要求学生第一课就要升日本国旗，学习日语的51个片假名，规定体育课用日语口令，音乐课学日本国歌。同时，还成立“日语专科学校”，胁迫教师、学生、公务员等学习日语。日伪天津市公署教育局还举办“中日中小学生交欢学艺会”、“学生日语讲演比赛”等所谓的“日语普及运动”。其他日战区情况也基本如此。在中国大陆各沦陷区，日本人全面控制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主权，不仅在一般学校大力推行日语教育，还开设了大量的日语学校，设立各种成人学校、补习学校，如日华女学院、日语学校(日本宗教联盟设立)、兴亚学院、天爵日语学校、国际日语学校、启明学院以及暑期女子日语学校等等，就连抗战前的妓女女子补习学校也派设了日本教师，足见这种奴化教育是无孔不入的。

　　日本侵略者凭着残酷的武力而推行的日语奴化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强迫的语言同化现象，是民族侵略政策、压迫政策的产物，这种强迫语言同化的直接后果是日语吞噬掉汉语。语言学告诉我们，语言是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与标志之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它承载着民族的思维、认知模式、审美情趣和文化精神。如果日语奴化教育的目标得逞，中国人失去的就不仅仅是汉语言，而是汉语言所承载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的民族文化、民族思想、民族精神，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民族和祖国，取而代之的则是日本语及其所承载的“大和文化精神”及日本殖民者的铁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值此之际，反思日本侵华时期的日语奴化教育，有利于提醒中华民族的子孙牢记国耻，有利于避免历史悲剧再演，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更加珍视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与一衣带水的友好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