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戡的幼年印象中，父亲总是很忙。李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特别是在台湾，人们对他爱恨的两极化，曾让两个孩子感到无所适从，甚至还感到过羞愧和难堪。

　　2000年，李敖高调宣布参加台湾“总统大选”，那时的李戡不过上小学二年级，“我的同学连‘总统’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唯一的概念是，那时父亲身边突然多了50多个荷枪实弹的保镖，他有幸摸到了真枪。

　　2006 年10月24日，为了反“军购案”，身为无党籍“立委”的李敖，头戴“V 怪客”的防毒面具，手举催泪瓦斯，大闹“立法院程序委员会”，成功阻挠了正在探讨的“军购案”议程。

　　第二天，当时还在上“国中”的李戡便被同学们团团围住，讨论前一天他父亲的举动，“那时什么都不懂，看我爸爸在闹，我的同学只觉得很好玩，很刺激。”李戡并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李敖也从来不向年幼的儿子解释他的做法。他曾尝试去看父亲写的书，但看了几页就放弃了。“看不懂，直到上高中后才看了几本。”

　　在这群90后的孩子眼里，李敖不是什么著名作家，不是离经叛道的自由主义捍卫者，而是一位奇怪的大叔。“同学对我父亲的印象比较肤浅，只知道他会骂人，喜欢告人等等。台湾有个叫《全民大闷锅》的政治模仿秀节目一直在模仿他，同学们对的他印象几乎就是从这些电视节目来的，平时在学校里大家也会拿他开玩笑。”李戡坦言。

　　2008 年4 月25 日，李敖在73岁生日当天，在台北发表了新书《虚拟的十七岁》。因为其中有大量的性爱描写，这本书被认为是一本“黄书”，李敖也因此饱受争议。这件事让李戡的妹妹，当时年仅14岁的李谌在学校里颇有点抬不起头来，觉得父亲这个老头子是个“色情狂”。

　　“她看到我的书后，好几天都没理我，觉得我丢了她的人，写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李敖私下向刘长乐“抱怨”道，有点哭笑不得。

　　而早在《虚拟的十七岁》的写作过程中，李敖就在家里受到了集体抵制。他告诉台湾节目主持人陈文茜，“保守派”王小屯对儿女说，“你的爸爸在写黄色小说，说出来我们全家会很丢脸的。”结果李敖不得不逃到阳明山的书房去写，他怕继续住在家里“被儿子给毒死”。

　　随着儿女的渐渐长大，李敖和孩子们的感情也逐渐变得亲密起来。虽然不常在家，但在孩子们眼里他仍是一位慈爱的父亲。除去李敖的光环，除了他一些与常人不同的行径和老父少子的差异之外，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孩子们会任性，会叛逆，和妈妈闹脾气，常常气得跑到山上，哭着向父亲告状。

　　这个时候，李敖就笑嘻嘻地安抚两个孩子，出来打圆场，“妈妈平时照顾你们很辛苦，你们不应该这样对妈妈。”而另一边，又半真半假地“责怪”王小屯的严厉。

　　长大的李戡，有更多的机会和父亲交流，李敖会和他聊台湾的教育问题，谈台大哲学系事件，这让他渐渐明白多面化的李敖所坚持的那些东西。

　　“你在人生里可能会遇到难题，这个难题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你必须要忍耐，必须要突破，必须要警觉，这就是教育的目的。”在李戡的国中毕业典礼上，李敖曾对台下几十名少年这样说道。

　　不在家的时候，李敖每天都会和儿子通电话，不看电视的他和儿子的谈话内容不是学校里的琐事，而是听儿子给他汇报当天的时事，并认真和儿子一起评论，谈一些历史和文学等“正经话题”。

　　也正是受了父亲的影响，李戡才对台湾的教科书和教育制度有了不同的认识，才会以一个中学生的身份，跳出来抨击台湾“教育部长”杜正胜，并在两个月时间里写就了《李戡戡乱记》。“我比较幸运，生在李敖家，跟外界社会的主流思想是隔绝的。”

　　“他们过去也许有误解，不明白父亲面对这个世界的方式，这几年，李戡和李谌都在对父亲进行重新认识，慢慢知道父亲做这些事的原因，从文化，从人生的角度体恤父亲的行为，明白文学的包容性。现在，双方对话的空间和角度越来越多。”刘长乐说。

　　如今，独自跟着父亲回台的李谌是最快乐的人，她还不太明白分离的痛苦，只知道终于不用被妈妈管，可以一个人享受爸爸的关爱了。

　　全家人的“锵锵四人行”

　　“这次李敖带着儿女回大陆，有人说是托孤，我觉得不是托孤。”刘长乐在上海的记者会上，半开玩笑地说道。但对于75岁的李敖来说，“托孤”似乎并不只是个玩笑。

　　2005年李敖第一次的大陆之行，是在刘长乐的极力游说下促成的。刘长乐用于右任、张大千等人举例，“这些台湾文化名人，最终都带着没有叶落归根的遗憾客死他乡。”是年70 岁的李敖为了这句话，终于松口，答应回一次大陆。

　　结束首次大陆之行回台后，李敖说他将不会再回来。2009年，李敖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也肯定地说，除非是比上次风光，否则不会再回大陆。然而最终还是亲情打败了这位古稀老人的执拗，他在陈文茜的节目里承认，第二次来大陆，纯粹是为了儿子。

　　“我们一家人其实从来没一起出来旅游过，以后也许没有更多的机会了。来看世博是一个幌子，我要和我的家庭，和李戡，李谌，我的太太，来一次锵锵四人行！”说出这句话的李敖带着无限感慨。

　　在凤凰卫视负责过两次李敖大陆行的工作人员看来，五年前的李敖，显然脚步比现在要更矫健，体力也更充沛。

　　为了第二次大陆之行，刘长乐前后多次邀请李敖。他原本已经答应，行程都要安排了，后来还是反悔，“主要是他觉得他的腿不行了，走路有点吃力。”刘长乐说。

　　台湾国父纪念馆旁一个卖水的杂货店小老板，有段时间每天傍晚都看到一个熟悉的老头绕着国父纪念馆一圈又一圈地走，小老板心里有点纳闷：“报纸上不是说李敖自己家里有个小跑步机么，要跑步的话怎么还到国父纪念堂来？”

　　“我是去散步的，练练腿，为来上海做准备，不然在世博走不动怎么办？”李敖这么解释道。直到他确认自己的身体条件能够完成第二次大陆之行时，才答应了再顾茅庐的刘长乐。

　　这次来大陆，他随身带着一根拐杖，但有人的场合几乎不用。刘长乐原本准备了一辆轮椅，准备待他体力不支时，推着他看完世博，但完全用不上，第二天就干脆撤掉了。

　　他左耳的听力不好，每次记者和他说话，他要拢起耳朵，靠近才能听清楚。“我老了，说话也嗦，不小心就说了这么多。”李敖笑着对记者说。“我老了”是他这次来大陆，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他不是真的承认自己老，他只是希望人家否定他，听到人们夸奖他身体好。”妻子王小屯笑着对刘长乐揭发了李敖的小心思。

　　不久前，陈文茜做了一期李敖父子特别节目，特地向岛内民众大力推荐李戡，节目很煽情，放了很多父子俩的照片。“你心思很坏，搞得我像一个即将大去的人一样。”李敖在节目里立即回骂道。

　　李敖的儿子

　　“我的祖父，我的大姑、二姑，大姑丈都在北大毕业，我的父亲李敖困于台湾六十年，以未念北大为憾，我愿意超越这六十年的海峡，衔接这一心愿。”在给北大的申请书里，李戡这样写道。

　　对李家来说，“北大”是一个精神上的航标。

　　1954 年，不满20 岁的李敖因几分之差，未能进入台大文学院，而被台大法律专修科录取。身穿一袭长袍的李敖成为台大一怪：在课堂上顶撞老师，不爱上课，第一个学期8门课有3门不及格，成为让老师无比头疼的另类学生。他的特立独行和怪异装扮，也被香港一本名为《大学生活》的杂志封为台大的“四怪三丑”之一。

　　更让人震惊的是，他在法律系上了287天课，突然宣布要弃法从文，退学再考台大文学院，并以高分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