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机会，孙官生得到了一本名为《铝迹》的英文书，作者为奇克·马尔斯·奎恩，是一名美国妇女。她的丈夫小劳伊尔·斯图尔特·马尔斯是飞虎队成员，在驼峰航线上牺牲。这条航线一共吞噬了825架中美运输机、2000多个生命，飞机的铝片散落在山谷之间，在天气晴朗的日子，从空中经过，可以清晰地看到坠机碎片断断续续连接成一条铝片反光带。

　　沿着这条“铝迹”就可以到达印度的汀江。怒江峡谷也被飞虎队称为“铝谷”。

　　丈夫牺牲后，奎恩找到了飞行控制中心的官员和飞行日志，全面了解了丈夫最后一次飞行任务及遇难的具体时间。为了让其他亲属了解到亲人的最后时刻，她通过艰苦的调查，编纂出了一部30多万字的《飞行日志》，详细记录了驼峰航线上失事的825架飞机的最后飞行和坠落经过——从什么地方起飞，到什么地方去，运送什么物资，起飞时间，失事原因，坠机地点，牺牲人数和名单，坠机后的情况，是否得到救助等。这是迄今所见到的飞虎队最全面的一部飞行日志。

　　这本书中的两段文字引起了孙官生的注意。有两名美国飞行员在牺牲后被安葬在昆明的公墓。一个人的墓号是12，在第一排；另一人墓号是13，在第二排。墓前有一个木质的十字架标记，一个记录着姓名、级别、序号的金属标牌与遗体埋在一起，另一个同样的标牌挂在棺材上。而墓地的位置就在“昆明美军飞机场东北1英里处”，这个线索为孙官生的寻找指明了一个大概的区域。

　　意外发现

　　抗战时期，昆明有两座机场——巫家坝机场和呈贡机场。几十年过去了，巫家坝机场东北1英里处已经变成了高速公路、工厂和街道，看不到公墓存在的影子。在此前开发建设的报道中，也没有发现有关公墓的新闻。而呈贡机场周边倒还基本保留了当年的形态。

　　孙官生最初的搜索重点放在了呈贡机场附近，尽管没有找到飞虎公墓，却有意外收获——发现了当年飞虎队的司令部遗址。

　　呈贡机场距市区约10公里，周边毗邻滇池，有蜿蜒的山势作为依托，高大茂密的树林可作为掩护，隐蔽性较强。距离城区有一段距离，不在人口稠密区，便于保密，可免于日军轰炸城区所累。附近的很多老人都曾参加过当年呈贡机场的建设，对当时情况很熟悉。

　　而飞虎队司令部就设在机场外约100米的一片平房内。那是一个七八亩大小的场院，四排平房呈三横一竖排列，每排有十余间房，全部为青砖所建，中国式瓦顶、吊顶，每排平房外都有走廊，用砖柱支撑，台阶用青砖横立砌成，每排相距约10米。

　　全部建筑与周围房屋融为一体，四周有一道3米多高的围墙，大门距机场不过百米之遥，后身紧靠山林。一旦遭轰炸，指挥部人员可在一两分钟内遁入山林。

　　“从军事观点看，这是理想的航空指挥中心。陈纳德经过了周密的考虑才将此处作为司令部，数年之间从来没有遭受到日机的轰炸。”孙官生说。

　　孙官生告诉本刊记者，这个曾经指挥着中国空军精华的司令部，当他见到时已沦为一个养猪场。一进大门到处都是垃圾杂物，平房里遍地是猪粪猪尿，臭气熏天。他当时只捡回了几个瓦片当做纪念。

　　飞虎队当年的一、二、三中队指挥部也在不远处，现在成了工厂的厂房。

　　“我想，既然司令部在呈贡机场，那么公墓不可能和司令部在一起，于是我们把目标锁定在了巫家坝机场的东北方向，哪怕那一带如今已经变成了工厂、街道。”孙官生说。

　　孙官生告诉本刊记者，2007年4月初，他和朋友们在金殿水库边聚会喝茶。闲聊中谈起苦寻而不得的飞虎公墓，云南音乐专家吴学源也在座，他为孙官生提供了一个线索：“昆明陆军学院背后有一座小庙，前些年我常和朋友去庙里品茶聊天，曾听庙里的人说，后面有很多坟茔，是当年美军空军烈士墓。但现场我并没有去过。”

　　吴学源所指的那个庙叫龙树庵，位于官渡区阿拉彝族乡的小麻苴村，在巫家坝机场的东北方，距离约4公里。村民们多是彝族撒梅人(彝族的一个分支)。小麻苴村所在区域也叫“八公里”，大约指从市区过来的路程大概是8公里。老贵昆公路从西向东穿过，路南侧是昆明陆军学院，有100年历史的滇越铁路从村子中间穿过。铁路的轨道很窄，只有1米宽，抗战时期有一条简易公路通往巫家坝机场和市区。而同样位于八公里区域的牛街庄，抗战时期曾驻扎了大量美国士兵。龙树庵的存在，也符合科斯特在《上帝是我的副驾驶》中的描述：“墓地在一个佛教的小寺庙旁边，美国人把这个寺庙视作一个教堂。”

　　4月3日，孙官生和几个朋友前往小麻苴村实地考察。龙树庵就在滇越铁路边，是一个背靠山林，前环阡陌的幽静去处，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庙的规模不小，有两进二层的院子，现在庙里已经没有和尚，由几位六七十岁的村民为寺庙服务。

　　海清老人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寺里年纪最大的人，生于1938年，曾在议和乡小麻苴村小学读书，然后就在村里务农，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海清向孙官生证实，龙树庵背后的台地上确实曾有一个空军墓地，当时，公墓中建有一座中式建筑风格的灵堂，供奉着英烈的牌位，香火不断。其中美国飞行员约200名，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将美军遗体迁走回国，每个空墓穴上都插了一面美国国旗，剩下约500处中国空军的墓葬。公墓边缘有一条沟，和村庄分开，沟里种上了粗大的树。

　　本刊记者访问了海清。他回忆，1953年，这个地方要建一个仓库，政府动员附近村民把墓地整体搬走。当时附近村庄的牛车都出动了，每辆牛车上放一个棺材和一尊墓碑。搬迁的目的地，就是向东约4公里的长春山。现在墓地的原址已经完全变了样子，村民在仓库边修建了一座30米高的水塔，站在水塔上眺望，可以看到陆军学院的车场。

　　2007年清明节，海清带着孙官生等人爬上了长春山，在山顶平缓树林中找到了当年迁移过来的坟茔。长春山有两百多米高，大石坝村云南地矿测绘院对面有一条上山的土路，大约4公里长。山上林地归大石坝、小石坝、普照村所有，平时人很少。站在山顶可以看到城市里的高楼大厦，繁华近在咫尺。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巫家坝机场。而当年规模宏大的烈士公墓，已成为一片无碑的荒坟，淹没在荒草中。

　　据附近村民回忆，1958年“大跃进”，大搞水利建设，而当地又缺少石料，这些墓碑就被拉到水库工地上充当石材了。水库有两座，都在贵昆公路北侧大麻苴村，一座叫茶叶地水库，一座叫甘洞口水库，距离长春山墓地有6公里左右。2008年后，村中土地被征用，水库也被填平。“对面半个山头的土都用来填水库了。”一位村民对我们说。

　　现在一座长约1公里的现代化厂房已经建成。飞虎队研究会赶在动工前，抢救出了12块伤痕累累的墓碑，这几乎是“飞虎公墓”仅存的一点实物遗产了。

　　原貌

　　飞虎公墓被发现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天津科技大学教授王春祺给孙官生寄来了一些图片，希望够勾勒出飞虎公墓的形态。

　　其中一张图片是“弗里曼墓室主持葬礼”，3名美国飞虎队员同时下葬，图片背景中有一座中式建筑，飞檐大屋顶，白色的墙壁，由廊柱围合，看起来像一座祠堂或庙宇。

　　另外一幅照片是一位名叫埃德曼(Edelmann)的飞行员的临时坟墓。坟墓建在地面上，前面有一座十字架，地点在昆明空军基地前。埃德曼是B-25轰炸机机械师，属于第14航空队(飞虎队)第341轰炸机大队第11轰炸机中队。1945年1月18日，这架B-25轰炸机在芷江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坠毁，飞机起火燃烧，飞机上的弹药开始爆炸。埃德曼的下身被压在炮塔下面动弹不得，衣服燃烧，痛苦不堪。为了结束他的痛苦，在场的空军第五大队队长杜宁中校做出了艰难抉择，他向埃德曼头部开了一枪。后来，杜宁被送交昆明军事法庭，经审判后无罪，继续担任第五大队队长。

　　这些照片的信息与附近村民的回忆相吻合：墓地中有祠堂，墓的前面立有十字架。

　　远征军老兵杨毓骧的回忆，为飞虎公墓提供了一个最完整、具体的描绘。杨毓骧生于1926年，他在1943年进入西南中山中学读书，这所学校就在“八公里”。学校对面，向南通过稻田的田埂和一塘池水，便能够登上“石塘山空军公墓”。“当时政府并没有起名，只是听当地老乡说，‘石塘山是地名，空军是指中美飞行员，公墓是埋葬烈士的地方’。”杨毓骧说。

　　当年他经常和同学们前往空军公墓，在草坪上复习功课。1944年，杨毓骧参加中国远征军，在印度蓝姆伽接受军事训练，成为一名汽车兵。抗战后杨毓骧返校读书，成为云南民族大学副教授，现为飞虎队研究会副会长。

　　据杨毓骧回忆，墓地坐西朝南，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20米，南北宽约160米。小麻苴村龙树庵背后当时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中间有条较宽的山道直通灵堂。村子与公墓之间挖着一条深沟，防止牲畜闯入，沟里种着巨大的柏树。靠近沟边正中，就是灵堂。公墓没有栅栏，东边是入口，树立着两座高大的木质结构的牌坊。靠灵堂砂石路的两边，安葬着一排排的烈士。砂石路的南面安葬着美方烈士，北侧安葬中国烈士。当时都用最好的木料做棺材，外用洁白的大理石砌成，长约2.5米，宽约1.2米，墓碑高约1米许。美方墓碑约有25排，每排约15尊，中方墓碑也有约25排，每排约20尊。

　　海清老人告诉我们，1949年以前，每到清明节都会有家属来墓地祭扫，号哭声从寺庙后传过。解放后，由于这些人的身份“特殊”，就再没有人前来祭奠了。这些死者牺牲时不过20岁左右，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很多还是航校的学生，大多没有结婚更没有后代。他们的父母早已不在人世。岁月蹉跎，这些人和这些坟墓就被忘记了。

　　据孙官生估计，还健在的飞虎队员在中国不超过100人，他们年龄至少在85岁以上。至今一些飞虎队员仍旧不愿公开自己的身份和经历。■

　　(《云南信息报》刘霞对本文写作有帮助，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