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NGO“不是一群反对派”

　　“NGO不是边缘人群的自娱自乐，也不是一群反对派、乌合之众”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陈晓虎谭飞周伟

　　米来：“慢慢治好了抑郁症”

　　2009年。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大坪村。

　　米来留着一头长发，左手绕着一串佛珠，仿佛修行之人。

　　这里是国内知名非政府组织——“地球村”的一个灾后重建项目试验点。米来作为“地球村”的志愿者，其任务是帮助当地村民寻找可持续的增收方式。

　　米来曾是上世纪90年代入行的音乐制作人，拥有一家音乐制作公司。但据他说，快节奏、高压力的都市生活，令他不知不觉出现了心理问题。

　　他与“地球村”的创办者廖晓义是熟人，于是，他开始住在北京郊区、广西、贵州等地的山村里，少则一月，多则三月，参与非政府组织试验的各种项目。“有十年了吧，经常帮他们做项目，他们付给我一些报酬。”

　　在彭州的试验点，米来的前任们计划利用村庄地处高山的特点，种植有机蔬菜。实践一段时间后发现，受道路、市场和价格等因素影响，发展有机蔬菜的道路“走不下去”。

　　米来的办法是种植药材、发展绿色养殖。一般而言，药材种植需要较长周期，圈山放养的生态鸡则可以较快见效。“这套办法我已经在好几个地方试过了”，米来表示，但在“地球村”创办的这个名为“乐和家园”的项目村，一切才刚刚开始。

　　米来告诉本刊记者，乡村生活“慢慢治好了抑郁症”。

　　黄卫平：“个人人生历程的地震”

　　“挣钱哪有底，能养活自己，再活得好一点就行了”，黄卫平对本刊记者说。

　　黄卫平1990年毕业于宁波化工学院，曾从事企业、证券、期货、贸易等多个行业。2007年，他放弃老板生活，转身去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心理咨询师课程。“人跟着事情走，很容易在物质世界迷失。后来就是想回大学，其实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2008年，黄卫平开始参与NGO工作，并参加了四川地震灾区的救援行动。“这是生活中的地震，也是个人人生历程的地震。”

　　黄卫平告诉记者，他原来一门心思挣钱，手机24小时开机，一年8000多万元的贸易额，自己能挣三四百万元，但是婚姻触礁，加上一些别的原因，“突然就觉得很迷失，想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黄卫平决定将一种志愿者的个人行为，上升为一种组织机构行为。他找到4名志同道合者，创办了一家NGO。

　　据介绍，该组织希望开展生命教育和传播服务，帮助城市老年人设计退休生活，并试图寻找一种组织化运营模式，学会精细化操作。

　　在黄卫平的同事王莹看来，老龄化是中国正在面临且会日趋严峻的社会问题，“我们觉得光凭政府是管不过来的，这个领域给NGO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黄卫平等人同时承认，他们的机构能否存在和发展，人员是否稳定和团结，事业会不会做得如设想般美好，也还都是未知数。“做草根NGO不能光凭热情，3年内我可以吃以前的积蓄，3年后就不好说了。必须面临现实的生存与发展问题。”黄卫平说。

　　冯令：“我不知道明天的面包在哪”

　　“以前上学是做志愿者，现在我们是从业者”，冯令告诉本刊记者：“我的大学专业就是社工，上学时就跟NGO打交道比较多。”

　　冯令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是NGO。他最初在家乡所在地的政府部门就业。本刊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剑南社区服务中心”工作，这是一家由香港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当地政府成立的社会组织，主要负责对四川地震受灾人群进行心理辅导，招募和培训当地义工。

　　冯令说，目前收入与在政府部门工作时差不多，每月约2000元，但生活和工作条件更为艰苦，冯令和他的社工伙伴们必须自己解决房屋租住、吃饭，还要设法积极寻求政府部门的支持，以顺利开展社工组织分配的工作，并接受一名督导的指导与监督。

　　在冯令提供的2009年1月到8月的《工作日记》中，本刊记者看到，这些职业社工一边自身参与实践，一边接受组织的培训与指导，他们两人一组，以走访、谈心等方式接触一个又一个受灾群众，了解到很多个体的痛苦与困惑，他们也主动配合当地政府工作，积极协助做好受灾群众搬迁等任务。

　　“虽然社工工作很孤单、很辛苦，但是我觉得自己更深入地了解了社会，体会到个人的复杂性，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也得到了价值认同。”冯令说。

　　冯令亦坦承，这个为期三年的项目，工资低不说，项目完成后会怎样，自己也并不清晰：“我不知道明天的面包在哪，但这里至少有我的梦想。”

　　冯令告诉本刊，与他一起应聘社工的6个人中，只剩下他一个人。“这是份需要能特别吃苦、忍耐的工作，有人不适应、离开是很正常的。有人走了，也有人会来。”

　　有评论指出，这些初出茅庐就从事NGO工作的大学生，既站在一个理想与道德的高地，但同时，这里也是一个生存与发展的洼地。

　　李劲：“不是一群反对派”

　　万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劲的学业经历曾让人羡慕不已。

　　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毕业后，李劲发现工作时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不适合自己，遂考取北京大学政治学研究生。1998年硕士毕业，李劲远赴哈佛大学深造。

　　2000年回国后，李劲的履历开始让人费解：头5年，李劲把自己交给一个名为“国际计划”(主要从事贫困地区儿童扶贫，在陕西省5个县做项目)的组织，后又到联合国国际开发署驻中国办事处干了3年半，2009年1月，李劲来到万通公益基金会任秘书长。

　　有人好奇：李劲这样一个很有竞争力的“海归”人才，何以选择从事NGO？

　　李劲总是回答：“这主要是个人兴趣使然，我觉得中国在经济发展之外，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很重要，需要有人去做。”

　　李劲告诉本刊，非政府组织最大的财富是价值观，“否则我那时也可以做生意、进跨国公司，我回国的时候正是国内互联网很热的时候，有很多机会都放弃了。”

　　而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在资源、公信力、自身能力等方面都还不够。李劲说，国内NGO的制度还不健全，发展还不正规，人才还比较少，如果同国际NGO相比，就像民企和外企的不同一样，前者尚在艰苦打拼，后者已经相对完善。

　　李劲表示，资源进不来，也就很难吸引人才，这逐渐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他并不讳言目前国内NGO从业者中确有一部分不愿进入主流社会的人，这些人大多来自政府机构或事业单位，有人是自己走出来的，也有人是被甩出来的，自然对主流价值观有不同意见。但李劲强调，“NGO不是边缘人群的自娱自乐，也不是一群反对派、乌合之众。”

　　李劲说，中共十七大后大家都在谈论社会建设，其实政府部门缺乏经验能力。比如，如何与民间组织打交道，如何充分调动民间组织力量等，政府与民间组织急需沟通，“过去两者之间隔阂比较深，相互不信任。现在研究者与NGO的从业者有些脱节，政策制定者与从业者也有较大的隔阂，其实大家都需要沟通、协商。”

　　李劲说他的希望是，行业的价值观能够被政府和社会双重认可，从而推动中国整体发展，从业者有全方位的满足感，行业不差钱，也不缺人。

　　在李劲看来，“很疯狂、很异类不是一种正常状态。现在有的人赚钱觉得很够了，想换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参加NGO。其实NGO更需要职业化、专业化团队，要设置技术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