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土要建储吗？

　　“危机即机遇。”

　　2008年12月，北方轻稀土巨头——包钢稀土联合其他7家企业共同组建了包钢稀土国际贸易公司(包钢稀土持67%股份)，对矿石型、原料型、产品型3种稀土原料产品实施储备，实施统购统销，旨在稳定原料市场价格、消除恶性竞争。

　　公开资料显示，一年多的时间里，包钢稀土国际贸易公司动用金融杠杆，“砸”进去的资金超过20亿元。

　　外界评述，包钢稀土“自掏腰包”实施储备，更多地顾及了企业利益。

　　为争取政策倾斜，以“战略储备”的名义，包钢稀土开始向相关决策层“要支持”。2010年2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了包钢稀土“关于实施包头稀土原材料产品战略储备的方案”。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批复：包钢稀土的储备资金由企业自行承担，自治区、包头市分别给予1000万的贴息支持，余下由母公司包钢集团贴息。

　　作为国家整合稀土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上述批复被外界解读为包钢稀土在北方承担起了国家战略储备的职能。

　　对此，南方稀土企业“颇有意见”。他们称，相比于北方的轻稀土，南方的重稀土储量更少、更具战略储备价值，“北方支持了，南方为什么得不到？”

　　几乎与北方轻稀土同时收储的，还有南方的赣州稀矿公司。

　　2009年初，按照“政府调控、企业收储、银行贷款、财政扶持、市场运作”的原则，赣州市政府牵头拟筹资18亿元(后实际投入约10亿元)，由赣州稀矿公司具体操作，对重稀土原矿及各类稀土分离产品进行“战略储备”。

　　赣州收储亦曾向国家相关部门表达类似“需要支持”的声音，但没有回声，曹晓秋称，“国家不给政策、不拿钱，只好自己投。”

　　就政策“偏向北方”的原因，国家工信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解释，“包钢稀土属伴生矿，随铁矿开采(每100万吨铁矿石中约含5万吨稀土)，除国家定额生产外，余下稀土存放于尾矿坝中，造成资源的二次贫化；而南方是离子型矿，可以用多少取多少，剩下的储存地下，以备需时。”

　　上述官员称，赣州稀矿公司甚至包钢稀土的收储，更多体现于企业(区域)战略而非国家战略，它更类似于市场行为下的商业储备，“对待这个事(稀土国家建储)，民间很活跃，国家很理性。”

　　“活跃者”依据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纷纷建立起战略资源储备制度，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部分拥有稀土资源的国家，限制或停止开发本国的稀土开采，转而从中国进口；据称，资源贫乏的日本在获得大量稀土后，并不急于派上用场，而是将这些足够使用数十年的资源用来“填海”。

　　尽管稀土建储的呼声不绝于耳，但国家层面上的制度性建储目前没有被提上日程。

　　在《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调查中，业内认为“目前暂未建储”原因有三：一、量方面，中国稀土资源相对富足，不可能“紧捂”资源不发展，同时，相比于铜、铅、铝等其他动辄千亿级的“航母”产业，稀土的总量小、话语权不够(目前国内稀土产业年产值不足400亿元)；二、应用方面，全球稀土大约90%左右为民用，国防和尖端科技的需求小；三、市场方面，收储不当会导致产能调控失衡，甚至引发市场剧烈波动。

　　事实上，毋需中国国家物资储备局出手，包头与赣州两个地方同时发力，稀土“经济安全”就立马得到保障——2008年-2009年，受金融危机下的“大幅抛售”影响，稀土产品价格一度暴跌40%～60%，而在包头与赣州收储一年后，稀土开始独立于其他金属，价格开始探底回升，目前仍处于历史高位运行，且呈温和上涨之势。

　　例如，氧化镨，从5万元/吨涨至15万元/吨，氧化铈，从1万余元/吨涨至4万元/吨……一系列“高抛低吸”后，包头与赣州的收储，也攒了个“盆满钵满”。

　　为何限制出口？

　　国内企业收储，也许是金融危机下的“临门一脚”，稀土价格上涨的真正推手，在于扼住了关税和配额这两道“咽喉”?

　　“指导性”变“指令性”后的2008年11月，商务部对钇、铕、镝、铽等元素出口关税上调到25%，其他稀土元素产品均上调至15%；同年12月，对此前不征税的金属镝铁和钕铁硼又追加20%的出口关税。

　　2009年，国家工信部制定的《稀土工业发展的专项规划(2009-2015年)》，更是明确提出2009年—2015年每年出口稀土不超过3.5万吨。

　　商务部公开的数据显示，2001年-2007年，我国稀土产品出口量维持在6万～8万吨之间；2008年因市场萎缩，出口配额为47449吨；2009年为50145吨；2010年的出口配额降至为30258吨。

　　2009年3月，国土资源部下发通知，称2011年前原则上暂停受理新的钨矿、锑矿和稀土矿勘查、开采登记申请。

　　多道“金牌”下发后，中国稀土不再是“白菜价”。对于习惯于使用中国廉价矿物质的生产制造商而言，这些游戏规则的改变如同“当头棒喝”。

　　今年8月底，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日方提出“希望稀土占全球产量90%以上的中国放宽出口限制”；之前的8月初，首届中国稀土峰会，美国稀土权威人士杰克·利夫顿就“今年的稀土出口配额比去年减少了近40%”要求中方给予解释；而在此之前，部分稀土进口大国舆论“一边倒”，呼吁政府向中国表示抗议，更有一些企业向WTO发起投诉……中国稀土似乎正遭遇一场由“出口配额”引发的“国际争议”。

　　中国在挟稀土而操纵国际市场吗？

　　7月底，美国能源政策分析家Marc Humphries向美国国会提交的《稀土元素：全球供应链条》中称，2009年，中国稀土储量为3600万吨，占世界36%；产量则为12万吨，占世界产量的97%。与之形对比的是，美国2009年的稀土储量为1300万吨，占世界13%，产量为0；俄罗斯储量为1900万吨，占世界19%，产量为0；澳大利亚储量为540万吨，产量为0；印度储量为310万吨，占世界3%，产量为0.27万吨，占世界2%。

　　不是中国在“独享”稀土资源。

　　一系列稀土大国“产量为0”的背后，一方面是这些国家“雪藏”自身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稀土如潮水般的资源、白菜式的价格，大可不必自身开采。

　　“中国以1/3左右的储量，供应全球90%左右的生产，非常态。”在采访中，大多官员与业内人士对国家收紧稀土出口配额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不管是环境保护需要，还是结构调整需要，中国有权提出自己的产业发展战略。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也有一些行业人士认为，“不能过分限制出口”、“出口政策不宜频繁变动”、“稀土不稀、部分可以贱卖”、“出口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等。

　　他们“底气不足”的原因有：美国莫利矿表示要重启已经荒废将近20年的加州山口稀土矿，加拿大阿弗龙稀有金属公司试图在加拿大西北部开发新矿，澳大利亚Lynas稀土公司和阿拉弗拉公司准备开发稀土矿藏，加拿大西部矿业集团也拿到了南非稀土矿的开采权……另外，一些发达国家还发出了“寻找稀土替代产品”声音。

　　认为“出口政策不宜频繁变动”的观点，主要来自企业界。一些官员与专家指出，出口减少、国际参与企业增加、竞争压力加大，原有粗放式的“寡头模式”将被颠覆，影响了一些企业和地方的“既得利益”。

　　针对目前尖锐的“出口限额”问题，也有一些专家认为，笼统将17种稀土元素定位于战略资源有失偏颇，国内轻稀土储量相对较多，其中镧、铈等元素含量高(个别元素含量超过60%)，应用主要为民用，可以适度放开；重稀土储量相对较少，其化合物中镥、钇、铽等元素含量低(部分元素含量低于1%)，用于满足国防战略及尖端技术需求，要严格控制，“出口限额政策是对的，但我们可以做得更有策略、更有主动性，比如镧、铈等元素明年给他们增加5%、10%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