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命蜱虫

　　一种并非罕见的小虫，一种本有成熟疗法的疾病，却在大别山下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河南省商城县变成了令人闻风丧胆的杀手。有人因虫咬而得病，还有人因此死亡。究其原因，有人认为应归罪于基层疾病防控体系，有人认为根源在于脆弱的乡村医疗体系，还有人提议应该分析当地人的公共卫生意识

　　本刊记者  李珊珊  发自河南

　　死者家属

　　“究竟是不是流行病呢？”

　　龚正成家的牛栏空了。“牛刚卖掉，他爷爷死了，没人侍弄了”，儿媳黄治菊向记者解释。

　　“被虫子咬死”的龚正成是河南省商城县鲇鱼山乡庙岗村人，因为死在自己家里，官方因蜱虫身亡的名单里没有他。

　　今年6月底，龚正成去田里砍草，被蜱虫咬了。回到家，老伴给伤口涂了些花露水，第二天就发起烧来，让村诊所的医生来家吊盐水。“盐水吊了两天，每天40块钱呢，烧有点退了，他心疼钱，就不打了。”第二天，龚正成又去地里干活，“觉得人很难受”，就赶快回家，“去了县医院(即商城县人民医院)，人已经不行了。过了一天，死了。”龚正成死于7月3日，距离虫咬4天左右。

　　死后，龚正成留下了一万块钱和一张5000块的分红型保险单。保险是2008年买的，如果能平平安安活到2013年，除了本金，龚正成还能拿到一些不菲的分红。但现在人没了，根据保单说明，“若投保人因疾病身故，身故保险金=基本保险金额；若投保人因意外身故，身故保险金=基本保险金额×3”。

　　病历显示，龚正成的病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这个病因描述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一方面，官方不承认这是流行病，龚正成的病例并未被商城县疾控中心上报；另一方面，保险公司认为龚正成之死属于流行病，因此是“因疾病身故”，只肯赔付基本保险金额。龚家人很疑惑：“究竟是不是流行病呢？”

　　幸存者

　　“医生不让走，签了个后果自负的文件，总算跑出来了。”

　　龚正成从发病到死亡的时间很短，医疗费用也不高。而对那些得到了及时救助并幸存的人，巨额的医疗花费将成为他们家庭的很大一笔负担。

　　碰见周德平是个意外，在庙岗村采访结束即将离开时，车边几个大婶把她推过来：“她被虫咬过，后来治好了。”

　　这是个46岁的中年农村妇女，“不怎么识字”，但知道读书的重要，“不读书，就得一辈子在山里刨食儿”。她的骄傲是自己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已经大学快毕业了，“国防生，上大学不用花钱，一毕业就是军官”；二儿子刚刚去了某设计学校上学。

　　周德平的家在几乎没法开车的大山里，挺大的客厅，只摆了一台电视，两个藤椅。与黄治菊家一样，墙壁上最显眼的装饰品是大儿子高中3年得过的5张奖状，从2005年到2007年，每学期一张，奖状的名称有“三好学生”，也有“优秀班干部”。

　　今年6月，周德平高烧不退，吊了两天盐水，仍是高烧不退。回想起来，她前几天好像被蜱虫咬过。丈夫送她去了县人民医院，验血后，在医生的建议下，花500块打车到了信阳市154医院，那是信阳市治疗无形体病的定点医院。“我们在车上给大儿子打电话，他已经从网上查到了这种病，跟我说：‘这种病1997年就有了，不用害怕。’”

　　总共算下来，被蜱虫咬到之后，周德平在县里花了1000多块钱，从新农村合作医疗中报销了400块左右；在信阳154医院，他们交了将近2万块，“我们没钱，都是借的钱。”目前，她相关的病历和发票尚在县里审核，“据说只能报销300多”。

　　周德平模模糊糊记得有人说：她在信阳的有些花费已经“直补”过了——直补，即农民在对应医院就诊时，需报销的部分由医院直接与当地新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对账结算。也就是说，周德平在信阳154医院看病的花销会远超过自己支付的2万元。

　　去年阴历八月间去154医院治疗的黄治菊治病时尚未实行直补，她病得比较轻，花了大约一万多，农村合作医疗给报销了40%左右。即使如此，黄治菊一家也花了8000块左右，几乎是夫妻两人1年的收入。黄治菊当时是提前出院的，“医生不让走，签了个后果自负的文件，总算跑出来了。”

　　黄治菊觉得自己出院后身体弱了很多，“干活使不上劲儿，都是当时高烧烧的”。至今，黄治菊还在怕蜱虫，这一年，她几乎没敢下地，只敢在建筑工地做小工挣钱。

　　6月底出院，至今，周德平仍未完全恢复，只能做些轻松点的活儿。她很怕蜱虫，指着路边的山沟、稻田给记者看，“草里都是虫子，国家怎么不想个办法打药灭虫呀？”随后，她穿得严严实实，到山里割稻谷去了——这是个典型的当地家庭，丈夫每年有几个月出外打工，农忙时节回家帮忙，妻子在家里侍弄点地，养养牲口，给孩子做饭。

　　村医诊所

　　“其实也就是头疼脑热，打针挂吊瓶”

　　记者到村医周威的诊所时，正碰上他老婆把枣红色木头医箱绑在轻骑后座，风风火火“出诊去了”。周威的诊所是个“公婆店”，1995年盖的房子，门洞顶上隐隐约约能辨识出画着一个十字，门是敞开的。3大间的房子，冲门的一间没什么家具，空空旷旷，对着大门，放了张方桌，屋里还放了好几把小杌子，和两个输液架，算作候诊大厅。右手的房间门口，挂着“农村合作医疗定点机构”的牌子，房内是一墙的药柜和一张办公桌，算作药房和医生办公室。

　　说到龚正成，周威告诉记者：“当时给他看病的是我老婆，不过我也大致知道，他就是发烧、腹泻。”然后，周威字正腔圆地告诉记者，“那是个不典型的疑似无形体病例”，还特别加重了“不典型”3字。他没有解释用“不典型”一词的原因，只是说，他们已经受过培训：“农民被虫子咬了，发高烧，退烧药物又降不下来的话，就建议他们去医院查血。”

　　周威快50岁了，1989年开始开诊所，从前在卫校学过医，而且，“是祖传的”。“祖传”的意思是周威的父亲曾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联合诊所的赤脚医生。上世纪80年代，周威拿到村医证书，正式从业。

　　根据村民介绍，像这样的村医诊所，“其实也就是头疼脑热，打针挂吊瓶，再有，就是打预防针了。”周威自己介绍，他的诊所，“一年的收入也就2万块钱。”

　　很快，周威和另外两位村医就要搬到新建的规范化乡村卫生院里了，那是2008年响应政府号召筹资建的——政府出了4万，3名村医各出了五六万，连设备带建筑总共18万。

　　根据2008年颁布的《河南省村卫生室基本标准》，新的村卫生室将是“诊断室、治疗室、药房、观察室，四室分开，相对独立，分区合理，符合卫生学要求”，且“四室墙壁贴瓷砖，高度不低于1.5米”。根据商城县人民政府2008年发布的“关于加强村卫生室建设和管理的意见”：标准化村卫生室承担防保任务，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将来进了新卫生室，由国家拨款发工资吧？”周威摇了摇头，“不会吧，没说。”

　　去商城的另一个山村采访时，一位村医告诉记者：“规范化乡村诊疗机构当然好，但其实标准不宜定得太高。”一位知情人士补充道：“让村医们投入太高，将来反倒会更得变本加厉地把钱赚回来。”

　　扑朔迷离的致命蜱虫

　　9月7日，根据《新京报》报道：“河南商城县，有多人被一种叫做蜱的小虫子咬伤，不治身亡。”

　　最初，蜱虫致死的病原被疑是一种被称作“嗜吞噬细胞无形体”的微小细菌，并由此衍生出一个名字——“无形体病”，亡故的病人被称作“疑似无形体病”致死。

　　9月10日，卫生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此次河南发生的蜱传疾病具体致病病原体尚未最后确定，并纠正“疑似无形体病”的病名应为“发热伴血小板综合症”。当日，有疾控中心专业人员透露：在很多病人样本中发现了可引起出血热的布尼亚病毒。

　　9月10日，商城县疾控中心主任余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称：“今年1月到9月8日，我们共向上级直报了120例病例，其中1例死亡。商城县今年有1例死亡病例，死者名叫吴德正，是一名乡村医生。”迅即，有媒体指出，这是明显的瞒报。

　　9月12日晚，在商城县举行的小型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的王世文研究员介绍了对本次“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的部分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患者年龄多在50岁以上，且女性患者多于男性患者，男女比例为1：1.27。”但他同时指出，对于这样一个依靠“打工经济”维持的小县城，“几乎有2/3的居民在外打工，常住本地居民以老幼为主，且女性多于男性”。我们很难分清，上述发病特征是疾病自身的特性还是因当地人口特征所致。另外，本次疾病只是一种蜱传疾病，病原究竟来自何种动物宿主——牛、羊还是猪？一切都尚在研究中。

　　采访手记

　　蜱虫夺命的背后

　　在欧美国家，蜱虫叮咬是夏季露营的常见问题。美国版9月号(8月份出版)的《男性健康》杂志中刚好有一篇文章教大家如何应对蜱虫了。我曾经以为，在商城，我会见到的是官方对疫情信息的封锁、宣传教育的缺失，以及由此导致的百姓对蜱虫的恐慌。可到最后，却不得不承认，蜱虫的问题，也许不仅是公共卫生的问题，它的原因，有贫困、有经济发展模式，甚至还包括教育。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里的居民对教育的重视。数个或穷或富的农民家中，最显眼的装饰品都是孩子在学校拿到的奖状。我看到，有一家人墙上，儿子高中时的奖状一张不差地挂在房间显眼的位置，纸张泛黄，但纸面非常整洁。今年，这个儿子即将大学毕业。

　　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成绩好呢？“好好读书，将来才能不在大山里刨食。”——哦，那是为了离开这大山。

　　文化水平不高会带来什么？一个30出头的少妇告诉我，她想去学开车，“以后不出外打工，在家带孩子顺便赚点钱花”，却一直担心过不了理论考试，“初中混到了初二，而且都忘光了。”

　　这次采访让我第一次那么深刻地意识到信息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因为教育的缺失，事件发生时，这样的一群人，完全不知道该去哪里、如何去寻求帮助？他们只能盲目地笃信本地本来就水平堪忧的村医。而此时，公共机构哪怕在事实判断上有无意的小错，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

　　临走那日，与一位同行讨论起来，其实，只要有网络，有人会使用基本的搜索工具，都21世纪了，怎么可能死伤那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