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杰撞墙——难以突围的壹基金与民间慈善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杨继斌 张英 王小乔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赵一海

　　身份认证困难、账目不能自主、项目开展受限，这些过去三年中壹基金曾经撞过的墙，几乎是环绕在整个中国民间慈善事业周围的共同的高墙。

　　慈善研究者和捐助者们同样认为：“我们的文化里不缺慈善传统，但我们现在缺少合理的慈善制度。”

　　壹基金要离开中国红十字会单飞了，在过去的十多天里，就此种诀别属于“嫁女”还是“离婚”，媒体和慈善界还在字斟句酌。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这个由影星李连杰创办的公益基金想要离开它依附了三年的“挂靠单位”。

　　“分手”今年年初就已经开始酝酿。南方周末从业内人士处获悉，早在今年2月份，壹基金便开始在民政部办理公募基金会申请程序，希望给壹基金一个独立合法的身份。

　　一晃就是7个月，无果。漫长的等待之后，9月12日，李连杰在央视的镜头前，指着自己棒球帽下白色的发根说，这是他从事慈善三年以来所付出的代价。他说，壹基金有“中断”的可能。

　　“任何事，有开始的一天，就有结束的一天。”这个著名的佛教徒补充道。

　　单从一个慈善基金所拥有的业绩上看，过去的三年是壹基金声名鹊起的三年，如今，它募集的善款已超过2.7亿元人民币。一个无奈的、妥协的结合，不必然导致一个决裂的结果。三年的合作期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才是壹基金试图单飞的直接原因？

　　“壹基金就是想做得更大，这是很自然的想法。”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民政部前官员王振耀评价说，“壹基金所面临的，是体制的挑战。”

　　“能撞的墙都撞到了”。南方周末多方了解到，身份认证困难、账目不能自主、项目开展受限，这些过去三年中壹基金曾经撞过的墙，几乎是环绕在整个中国民间慈善事业周围的共同的高墙。

　　这堵无所不在的高墙，即是构成壹基金寻求独立，亦是当下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生发的现实语境。

　　拜码头与擦边球

　　对壹基金而言，必须在权力的谱系内，拜一个自己的“码头”；而过去三年，壹基金一直在码头下打擦边球。

　　李连杰把慈善当作“修行”。在壹基金设立之前，他曾为此“修行”了两年。“我一路在学习，一路受到打击，因为体制和法律上的原因，我们不能成为一个独立法人的基金会，在国家许可的范围内，只能在中国红十字会底下做一个专项计划。”

　　2008年4月，李连杰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曾回顾壹基金投靠中国红十字总会的那个暗含着无奈、妥协的过程。

　　一开始李连杰以为可以复制香港模式，做一个独立的个人基金会。为此他寻找了作为一个成功演艺人士能够找到的所有社会关系，最后仍然发现在大陆地区根本不可能做个人基金会。他必须挂靠在某个政府部门或官方组织之下。

　　按照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要求，假如要做一家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起码要准备800万的现金在账上，而李连杰的壹基金2007年4月19日启动的时候，账上资金也不过是400万元。“我原来想做公募基金，800万注册资金不是问题，可是还有其他许多障碍不能通过。”李连杰说。他所说的“障碍”，便是指依照目前大陆的管理框架，所有的基金会要想成立，都需要找到一个有官方背景的业务主管单位。

　　在中国大陆实施壹基金计划之前，李连杰已经在美国和香港做了尝试。“在美国和香港做慈善非常容易，只需要在政府备案，便可向社会公募。因为有完善的制度和清晰的法律条文，所以我可以做独立的个人基金会。”李连杰说，“而在中国内地要这样做显然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民间慈善事业，生发于改革开放之后。民政部的资料显示，1988年包括基金会在内的社会团体数量仅为4446个，而到2007年底，这一数据变成了38.7万个。数字的背后，可以清晰看到权力往后走而社会往前走的时代特点。

　　对壹基金而言，必须在权力的谱系内，拜一个自己的“码头”。在寻找多处社会关系受挫以后，李连杰选择了中国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会是我很认同的一个组织，它的中立、公正、透明和全球性，是我非常喜欢的。因此，我非常愿意和他们一起合作。”李连杰说。

　　但壹基金和中国红十字合作之后，并非一个独立的法人，它只是红十字会下的一项“计划”。“每个月每人捐一元钱，壹基金的理念便是要成为公募基金。”王振耀说。但现状和理念之间，显然有巨大的鸿沟。

　　2008年10月，非公募机制的“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注册成立。这被业内认为是壹基金长袖善舞的无奈之举。

　　壹基金的官网声称，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的执行机构，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严格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展各项业务活动，向“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进行专项的汇报与结算，并接受年度审计。

　　“壹基金只是红十字会下的一个计划，不是一个法人实体。它没有权力去招募人员。”壹基金执行主席周惟彦解释“上海壹基金”成立的原因，“需要一个实体机构去招募人员，并执行壹基金计划的项目”。

　　但这一举动被《中国发展简报》(专业的NGO行业杂志)解读为“借壳”：壹基金希望注册公募基金会，但这因政策和法律的约束目前尚无法得到批准。而现有的“公募基金项目”或者是“非公募基金会”身份，正是壹基金对这种情况无法突破而采取的折中办法，也是一种无奈。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称，“壹基金一直在打擦边球，在很多场合，它的一些做法是违反现行规定的。”他曾在出租车背后的宣传广告上看到，壹基金计划的公益广告上并没有标注中国红十字会。严格说来，它在没有打出中国红十字会的前提下，是没有权利做这种公益广告的。

　　有着全国公募基金会这个梦想的并非壹基金一家。近年在环保领域日渐崭露头角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早在2004年成立时，便怀着这样的念想。他们甚至在第一次理事大会上便批准筹建SEE基金会。但由于注册资金和挂靠单位都不具备，便只能成立了SEE协会先做起来。

　　“王海式慈善”

　　特别有心的慈善家被称作 “王海式捐赠者”，他们像王海盯着假货一样盯着善款的去向。这样的捐赠者显然令很多地方政府又喜欢又讨厌。

　　刚开始做慈善的时候，最让李连杰担心的问题是，目前在中国实施的救助环节的不透明，还有可能会出现的贪污腐败。

　　慈善项目的实施，必须依赖于各级政府的权力系统。而这，是任何民间慈善机构所无法抵达的区域。

　　善款的去向，是许多慈善家都最担心的问题。“哪里没有问题？教育、经济、医疗，社会各个领域存在的问题，慈善界也会有。”慈善家曹德旺告诉记者。“在国内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做善事大家都愿意，但问题是，捐出去的钱最后有没有帮到真正需要的人。比如一笔善款不同的组织辗转几次到了灾区，就可能有一些资金减少，不知道去了哪里。”李连杰说。

　　在内地的几个项目做下来，李连杰也慢慢有一些经验了，“比如云南地震，我到灾区去的时候我不要看红十字的收据，我要看到每个老百姓的签名和手印。”而且他慢慢发现，给灾民发放现金是最不可靠的，而发放灾民需要的物品比发放现金效果要好。同样的物品发放，大米、面包就比衣服、鞋子效果要好。

　　“我为什么一直把善款变成粮食送到灾区，是为了减少被贪污的可能，因为你贪污最多拿一袋米走，从一个省到县到基层传递下去，你最多就贪污两袋大米，你不可能把一百袋大米搁家里吧。”

　　余彭年的经历证明了慈善家与当地方方面面关系的重要性。他资助建设的“立珊中学”，由于没有处理好和当地教育部门的关系，“有些人从中作梗”，“立珊中学”逐渐衰落，不仅招生和师资力量也跟不上，校舍维护也跟不上。

　　沉重的财税负担，也伴随着富豪们的善举——曹德旺曾经统计，捐赠12.36亿，交税交去1.23亿。“我向地方税务局反映，结果他们说这是我自己的事，税照旧要收。”

　　而更为极端的例子是，全国人大代表、茂名市工商联会长倪乐在企业所得税法草案讨论时，表示“一次水灾后，我给某山区捐了100万，结果总共要征收50%的税款，而因是以我个人名义捐赠的，还要交个人所得税，最后交了共60多万元税，等于我一共捐赠了160多万元！”

　　这特别有心的慈善家被称作“王海式捐赠者”，他们像王海盯着假货一样盯着自己善款的去向。但在很多地方政府眼里，这样的捐赠者显然令他们又喜欢又讨厌。

　　为救助西南五省干旱重灾区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款2亿元后，在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的这个项目中，曹德旺设计了全新的制度：扶贫基金会负责善款的下发和项目的执行，而曹德旺则自行组织监督协调小组，对资金用途进行监督核查，如在抽样检查中不合格率超出1%，则要按照协议进行处罚；如在协议规定的到期日2010年11月30日后，账上仍有未能发放的捐赠余款，则将由曹德旺全部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