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起来的壹基金

　　直到 “面临中断”，“每人每月一元钱”这一源自壹基金立身理念的项目也未能顺利开展。

　　虽然壹基金已经为公众熟知，但直到“面临中断”的时刻，壹基金的基础性项目“每人每月一元钱”计划也未能顺利开展。内部人士告诉记者，目前的挂靠体制下，基金会的诸多慈善项目开展都受到层层的限制。“慈善项目需要动态分析，但是挂靠之后，便面临这层层的审批程序。”王振耀告诉南方周末，“有时甚至连提取现款都很困难。”

　　在官方团体垄断慈善之后，壹基金们只配做“宿主”的“专项计划”。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为例，挂在挂靠在它名下的“专属基金计划”一共有四十个。

　　而这些“计划”中的绝大多数已在履行着“公募基金”的功能。只是他们募集来的善款都交由红十字基金会来统一管理。

　　以2008年汶川地震后壹基金筹集的善款分配为例，其中，仅200万元由壹基金自己操作，剩下的四千多万全交由红十字会支配。

　　除此之外，宿主还可以从挂靠者的款项支出中提取“管理成本”。比如《崔永元公益基金管理规则》的第三章第十条就有这样的规定，“红基会可以按照使用支出额的10%从崔永元基金中提取管理成本，用于项目管理和行政费用。”

　　李连杰对此种没有独立身份的处境深有感触，以壹基金的基础性项目——手机平台捐款为例：没有独立的账户和公章，账户的不独立在操作上带来重大的不便，远远无法实现李连杰最初设计的每人每月最少捐一元，让小捐款变成大善款的理念。

　　这一理念正是壹基金的创立之源与立身之本，但即便在李连杰向公众抱怨“面临中断”之际，最能体现这一理念的项目也未能顺利开展。

　　民间慈善只是中转账户？

　　中国成为世界上罕有的政府能够支配民间捐赠的国家，仅仅是历史的偶然，这一偶然却以立法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有研究者认为，在慈善界脉络不健全的提前下，政府可能成为最大的慈善受益者。“政府直接受捐的钱毫无悬念地由政府部门来使用；中国红十字总会等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基本可以做到‘自己的钱自己花’；而其他的民间组织则很难做到。”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称。

　　在汶川地震后，国务院在当年的5月底和6月中连发了两个指导性文件，规定救灾捐赠款物的募捐主体和使用主体，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和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可自行分配捐款，地方募捐资金则要集中转交当地政府。

　　但权力对慈善的介入并非局限于民间组织。

　　玉树地震后，青海省财政厅紧急下发了《关于加强玉树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的通知》。

　　通知要求，通过任何渠道接收的各类救灾捐赠资金，必须自接收捐赠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全部汇缴至省财政厅设立的“青海省财政厅玉树抗震救灾捐赠资金专户”统一管理，逾期不转入的视同违规处理。

　　此举立即引发反弹。青海省红十字会、青海省慈善总会要求自行持有捐赠资金。几番拉锯未果后，这两大组织被迫转交部分捐赠资金。

　　民政部此后回应，玉树地震捐款统筹安排，“主要是考虑到地震灾区的特殊情况”，由青海省政府对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负总责，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职能分工加强指导和做好相关协调工作。因此要求“中央有关部门及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接收的捐赠资金，要直接拨付到青海省，连同青海省接收的捐赠资金，统一纳入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由青海省统筹安排用于恢复重建。此外，加上居民和企业少量自筹资金，共同组成以中央财政为主的灾后恢复重建资金”。

　　面对数量更为庞大的省外捐赠，青海省政府亦意图复制省内做法。据接近民政部的人士透露，在5月份，部省会商之时，青海省政府便提出，所有捐赠统一归入省民政厅财政账户。

　　如果这一计划实施，壹基金的捐款，将会随同红十字总会的其他捐款一样，纳入青海省的财政账户。这即意味着，在整个玉树地震中，壹基金只是起到了一个“中转账户”的作用。

　　但终因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的反对，计划最后流产。汇缴账户由三家垄断的格局至此形成。

　　谈及目前中国的整个慈善制度，王振耀说，“不管是壹基金自身，还是我国的慈善制度，目前都尚处于过渡期。”

　　这些过渡期的尴尬里，包括壹基金的纠结：它必须依附于一个宿主，再迅速“借壳”。但即使如此，与各种庞大的公募基金会动辄数十亿的救灾投入相比，壹基金在救灾上的成就并无太多值得称道之处。

　　包括王石们的纠结：如果不是捐给国家指定慈善机构，即使捐赠100万元，也还要缴纳33万元的所得税。

　　这些过渡期里，包括陈发树、曹德旺的纠结。他们是否可以捐赠股权？

　　他们均选择将个人财产捐赠给自己创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因此没法获得仅属于几家公募基金会的税收优惠政策。而且，两人的捐赠属于以股权而非现金进行捐赠的形式，这些股权不属于某项应税所得，更无法适用《个人所得税实施条例》第24条规定的税收优惠条款。

　　在唐骏学历门和紫金矿业之后，陈发树又被爆出“83亿捐赠承诺仅到账1.6亿”，一时争议四起。“股权无法准确估价，所以基金会接收有一定难度。”陈发树创立的新华都基金会的业务主管部门——福建省民政厅一官员说。

　　而陈发树至今依然能够让基金会先期运转，则得益于成立当年，累计套现42亿——”83亿的承诺，非不愿也实不能也“，一位研究民间慈善业的学者表示。

　　但是因为尚无通过股权捐赠成立非公募基金会的先例和相关法规流程，陈发树和曹德旺的股票是否能顺利转入各自的基金会仍然存疑。

　　自2009年2月至今，曹德旺申请以自己捐赠股权作为注册资金的基金会依旧没有获批，万般无奈之下，曹德旺在今年4月份做出一个决定，出售1亿股自己所持有的股票，卖股做慈善。

　　受困于政策掣肘的曹德旺，更是与南京大学签订协议，捐赠2000万元共建“何仁社会慈善学院”——目的就在于培养专业的慈善研究者和决策者。

　　中国富豪们难以名状的烦恼，可能并非巴菲特和比尔·盖茨这两位“高墙”之外的慈善家所知，媒体报道他们将到中国举行慈善劝捐晚宴。“如果我们根本没有真正的民间慈善事业，那这样的劝捐又有什么益处？”这几乎是深谙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现状与逻辑的人们共同的抱怨。

　　提到这次饱受争议的劝捐晚宴和当下中国的慈善体质，研究者王振耀和慈善家曹德旺同样认为：“我们的文化里不缺慈善传统，但我们现在缺少合理的慈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