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妈妈记忆最深的就是她的美。我懂事起，每当妈妈牵着我的手，走在路上的时候，还是会经常吸引不少行人的目光。1961年她到英国探望三姐采芹，跟着姐姐一起出席了一个晚会，很多见到她的人都被她流利的英语和典雅的举止所倾倒。超级大明星加利·格兰特当时也在，他第二天专门打电话来，邀请妈妈去参加他主演的新电影的首映式。

　　爸爸与妈妈的恋情，当年曾轰动一时，后来还有人以此为蓝本拍了电视剧。是的，他们的爱情故事即便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个传奇。

　　我的妈妈裘丽琳生于一个大户人家。外公裘仰山是浙江绍兴人，后来在上海专门与洋人做茶叶生意。妈妈8岁那年，外公就去世了。据说当时他的墓地建得特别大，长500米、宽60米，墓前还有两个专供人祭拜的区域，不过后来被毁掉了。我从小就听妈妈念叨外公的墓地有多大，但我对此一直将信将疑。几年前我到绍兴，问起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他说：我小时候也见过裘仰山的坟，有1里多长。

　　我的外婆玛丽·罗丝，是一个苏格兰裔海关官员娶了松江一金姓女子之后生下的混血儿。外婆虽然有一半的苏格兰血统，鼻子又高又尖，但在我的童年记忆里，裹着小脚、穿着棉袍子的外婆完全是一个中国老人的形象。

　　苏格兰太外公死了之后，外婆继承了一笔不小的遗产。因为她从小自己有钱，而不是靠夫家来的钱，用今天的话来讲，我觉得我的外婆是一个很阔又很有性格的人。她结婚后，夫家的钱她用在儿子身上，她自己从娘家继承的钱她全用在两个女儿身上，我姨妈家的表姐后来到牛津去读大学，都是用外婆给的钱。

　　妈妈是裘家的第三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女儿，非常受宠。小时候在乡下，除了一个洋娃娃是她从外面自己带回来的之外，其他的玩具，她想要玩什么，就叫木匠给她做什么样的。她甚至还设计图纸，让木匠给她做了个小马桶。妈妈后来到教会学校住读。

　　长大后，妈妈被外婆送到上海一个天主教的寄宿学校读书。学校中的课程以英文为主，中文和法文不过是作为第二和第三语言。在教会学校读书也要学会很多规矩，妈妈的自理能力很强，也很有主见，在学校里有时候跟嬷嬷、修女吵架，她也都会占上风。

　　用古今的眼光看，妈妈都是当时上海社交圈里名副其实的名流，后来也有人说她是“首席名媛”。她穿着时髦，烫着最流行的发型，跟着她的哥哥裘剑飞参加城里有钱人和外国大班举办的聚会，出入各种社会场所。不过，那时的社交跟现在不一样，出门的时候不可能是自己一个人出去，而是有两个丫头随时跟在身边的。

　　妈妈是在看爸爸的戏时，一眼看上他的。那年她才18岁，从这第一眼起，她的心里从此便只有这一个男人的影子。妈妈煞费苦心地在学校里搞了一个慈善筹款会，用这种方式把爸爸冠冕堂皇地请了过来。那时候，文艺界人是不被邀请到这种地方的。妈妈爱得很执著。

　　他们的阻力当然非常大。从社会地位上讲，妈妈是属于“上流社会”的；尽管“麒麟童”名声再大，但他终究不过是一个“戏子”，妈妈的地位远远高于爸爸的。而且那时爸爸还有一位原配妻子，为了避人耳目，他们有时候会选择在坟场约会。

　　但是他们的恋爱最终还是被小报记者发现了。外婆非常生气，她一方面把最宠爱的小女儿软禁在家。一方面马上张罗给她做媒，在天津相中了一个大户人家，还收了人家的聘礼。

　　有一天晚上，趁着家人看管懈怠，妈妈穿着睡衣趿着拖鞋溜出了家门，她坐上黄包车先去了她的好朋友家，好朋友找到了爸爸。当天晚上，爸爸带着妈妈逃到了苏州。后来的很多事情我都是听姨妈的女儿告诉我的，她说你妈妈真厉害，跑出家那天一个包裹两个丫头，私奔还带着丫头。

　　裘家发现“三小姐”不见了，有说法是我的舅舅裘剑飞马上拿了一支手枪带人四处寻找。他后来在火车站偶然听说周信芳带人去了苏州，他又带着人马连夜赶往苏州。据说当天晚上真的是翻遍苏州城各大旅馆，但一无所获。原来爸爸把妈妈藏在一个僻静干净的小客栈，登记时用的是假名。然后爸爸当夜又赶回上海，因为第二天还有他的戏——我后来经常想，我爸有些时候真的很“木”，可在关键时刻又很机灵。

　　裘家勃然大怒，他们登报公开声明和裘丽琳脱离关系。妈妈给外婆写了好几封请求宽恕的信，但毫无回音。另一方面，裘剑飞又四处扬言绝不放过周信芳。妈妈只好用另一种方式寻求保护，几天后，上海的好几家大报在同一天登出了某著名律师的启事：本律师受聘于裘丽琳小姐担任其法律顾问，本律师的当事人已经成年，依法享有公民权利，任何人无权限制其人身自由和侵犯其合法权益，否则本律师将依法提起诉讼。这样事情才慢慢平息下来。

　　外婆后来还是原谅了我妈妈。我记得我6岁左右，外婆有一次到我们家里。那时候很流行租公寓，妈妈就在现在的衡山宾馆租了两套打通的公寓。妈妈跟爸爸住一个主卧，我跟外婆住另一套连卫生间的主卧。房间里有一台收音机，她要听说书，我要听儿童故事，我们两个就为了这台收音机吵架。

　　相依相伴

　　我后来听表姐说，其实在苏州躲了两个星期后，妈妈就回来了，他们在上海租了弄堂房子住了下来。

　　上海滩上鱼龙混杂，唱戏的人地位低，又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本是大户小姐的妈妈从此跟着爸爸过上这种生活。妈妈经常跟着爸爸到戏院，她很快就对戏班子的财务制度产生质疑。爸爸虽然很红，唱戏场场满座，可是他自己却拿不到几个钱。因为那时候是包银制度，也就是说，戏院给你一笔钱，需要钱的时候，就去戏院支钱。那时候奶奶喜欢赌钱，她经常去戏剧支钱。爸爸又很孝顺，钱被我奶奶支走了，没钱怎么办？他就当东西，爸爸还有一个班底，揭不开锅了，跟我爸一说，爸爸回答：钱我没有，这个行头箱子里，晚上我要穿一套演出，其他的你随便拿一套去当好了，当票拿来。所以妈妈后来跟我说：“我跟你爸的时候，他袋袋里什么都没有，就是当票。”所以妈妈要慢慢地把他的当票全部赎回来。

　　妈妈找到戏院老板，跟他们“谈判”，要求从票房里提成，要分红——妈妈后来跟我说，“和戏院三七分账，就是我发明的”。妈妈还直接告诉对方，钱的事情以后我裘丽琳管，你有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我。

　　其实妈妈的这股冲劲当初也惹恼了不少老板。妈妈后来学得聪明了，私下里跟方方面面的“老大”磕头赔罪，等麻烦都了结了以后才把这事告诉爸爸。而爸爸还真的领到了剧院的分红——不再是纸票，而是金条。后来，他们还租下了自己的剧院，爸爸是主演兼经理，妈妈负责财务。妈妈，这位大小姐，后来变成了特别精明的一个女人。外界喊她“铁算盘”。

　　现在想起来，我仍为妈妈那份爱的执著而感动。一直等到了我的三姐周采芹出生以后，他们的婚姻才被世俗承认。他们的婚礼在上海最著名的一个饭店里举行。妈妈终于披上了她渴望已久的婚纱。为了配合妈妈，爸爸在婚礼那天也穿了一件燕尾服。妈妈后来说：“我那天早上在婚礼上走出来的时候，四下里寻找你父亲却不见他的身影。原来他混在客人们中间像个没事人一样在嗑瓜子！”

　　在外人想象中，爸爸当时的名气已经那么大了，很多事情肯定是他出面搞定。但恰恰相反，这些事情爸爸一点都应付不来，他的性格是宁肯饿死都不会开口的。所以更多的时候，是妈妈扮演了“保护神”的角色。妈妈曾随身带着一支枪，陪爸爸时常在外埠跑码头唱戏。妈妈后来告诉我：“尽管我现在记不住怎么使这支枪，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爸爸遇到什么危险，那些动作我都会在一瞬间记起来的，也会毫不迟疑地对准那些冲过来的人开枪。”

　　上海沦陷后，当时汪伪的特务机关“76号”找爸爸去演出。爸爸历来就不喜欢唱堂会，他觉得你要看戏，就到戏院里来看。把演员叫到家里来演，在他眼里是对演员的污辱。给汉奸演堂会，那就更不可能了。爸爸找了借口推辞未去。有一天，吴四宝开了辆车到家里请爸爸去吃饭，之后别有用意地请爸爸去参观他们的行刑室，这也是外界闻之胆寒的地方。回到家后，妈妈立即把爸爸送到一个外国朋友家里，然后她去找吴四宝的太太佘爱珍，送了她很多珠宝首饰，包括爸爸给她的一个很名贵的首饰，最后终于过了这一劫。

　　爸爸和妈妈共同生活了45年，这45年里，爸爸一直是妈妈生活的全部重心。爸爸有一个生活习惯：只吃肉不吃菜。一个领导近年告诉我，三年自然灾害时，他和我爸爸一起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的会议，在一个桌上吃饭。各代表吃的都是素的为主。服务员单独给我爸拿出一个小砂锅的蹄髈，他说：各位不客气了，我吃饭了。那时已是非常困难时期，在家，妈妈还能想办法为爸爸每天准备个蹄髈。为了让他多补充些营养，妈妈也费了一番心思。那时候卫生条件不好，妈妈每天拿火酒洗过所有的东西，然后亲手给爸爸榨西瓜汁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