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自飘零

　　从某种意义上讲，从13岁起，我就是“孤儿”了，从此没有爸爸、妈妈的庇护，一个人闯荡，面对外面世界的风风雨雨。也感谢妈妈，她用她的精明在最后时刻保护了我。

　　1966年6月，我像一只惊恐不安的小鸟，从上海回到了香港；然后又一路阴差阳错地逃到了罗马。罗马的景色固然好，可是生计问题怎么办呢？我灵机一动，想起了黄页。打开一看，上面有4家中国餐厅，第一个就是一家名字叫“上海”的中国餐厅。餐厅恰好需要个会说英文的服务员，就这样，我在餐厅当上了服务生。

　　大约过了一星期，有一天快11点了，趁客人来之前，我和另外一个意大利服务生在餐厅吃工作饭。这时身后有人用英文问：“Winnie在吗？”我扭过头看了一眼问话的人，回了一句：“Winnie晚上才会来，白天不在这儿。”他说：“噢，那我晚上来吧。”

　　我心里突然一动，说：“等一下！”我问他：“你叫Michael吗？”他奇怪地说：“是啊！”我又问：“你是Michael Chow？吗”他说：“对啊。”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满脸疑惑地说：“不知道。”我说：“我是你妹妹。”

　　他大吃一惊：“啊，No，No！”他当然认不出我来了，他离家的时候只有13岁，我才6岁，他怎么会知道我14年后的样子呢？我能一眼认出小哥哥来，是因为之前他在香港拍过一个打乒乓球的饮料广告。如果我没有看过那个广告，我也根本不知道他长大后的样子，我们走在街上，也许擦肩而过也认不出来。

　　我和小哥哥就这样戏剧性地相遇了。当时小哥哥正在罗马度假，之后连续3天我就在他住的酒店里，不停地讲。那时候小哥哥也好久没有同爸爸、妈妈联系了。他刚离家的时候，会在给爸爸、妈妈的信中约好时间，打国际长途回来。那时，在国内很难打到海外去，所以只有等着小哥哥往回打，而他的钱又不多，所以信息越来越少。关于父母的情况，关于大陆的情况，我的消息是最新的。所以我们俩人不停地讲，又不停地哭，哭得要命。

　　最后的“团聚”

　　1966年9月的一天，我记得我和我二哥两个人下午去看电影。回来时，他当时的女朋友走上来，拿了晚上的报纸，上面的头条说：“中国动乱，采芹的父亲周信芳自杀！”我们都呆住了，但是直觉让我不相信爸爸会自杀，我跟二哥说，爸爸不是那种人。可是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核实这个消息，我们在英国打电话给在美国的大姐、二姐，大家通了很多电话，但没什么结果。我们几个孩子按中国方式，在胳膊上戴了个绣着“孝”字的黑纱。

　　不管是死是活，爸爸总算有了消息，但是妈妈呢？谁也不知道。1972年，二姐到香港定居，她试着用另外一个名字，往我们家的地址——长乐路188号写了封信，还寄了点钱。没想到不久从另外一个地址回了一封信，信是一个亲戚写的，信上说妈妈4年前已经过世了，爸爸还可以。从那时候起我们开始寄钱，一直寄到1975年。

　　我们后来才知道，让爸爸卷入灾难的，还是他的戏。1959年，周扬建议爸爸演一本以海瑞为主角的京剧，“要鼓励大家敢于说真话”。一向响应号召的爸爸很快在上海京剧院编排了《海瑞上疏》。一年后，在北京的马连良也演了《海瑞罢官》。谁也不会料到，几年后，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文章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而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上海的爸爸也不能幸免，有人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公开点了爸爸的名字，说《海瑞上疏》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不久，爸爸很快被隔离、抄家、遭批斗，还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胸前挂着牌子游街示众，后来干脆被投入监狱。

　　妈妈也必然受到了牵连。我想一开始他们两个人肯定是想不通。但是以他们两个人的智慧，他们很快就想出应对之策。爸爸就是装聋作哑，斗他什么，他都是听不见，眼睛又看不见；妈妈则是不管被问什么，她是一问百不知，所以就被别人打。

　　我和妈妈最后的告别前，妈妈还叮嘱我一件事：“以后但凡收到我给你写的信，无论我写了什么，都不要去做。”果不其然，母亲几个月后就有一封信，信上说要我把她在香港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的所有东西都取出来、寄回去。我后来才知道，妈妈那时被斗得很厉害，那些人说她把金银珠宝全拿到香港去了，精明的妈妈事先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而这保险箱我只在香港税务局和律师的监督下开过一次，只看了一眼，到今天再也没动过。

　　我后来听说是妈妈被别人用车拉到一个学校去打，真的是被活活打死的。她的肾脏被打破了，躺在爸爸的书房里整整3天，疼得透不过气来。她后来被送到华山医院，但因为是“反革命”家属，不能进病房，只能躺在急诊观察室外的走廊上。就这样在走廊里丢了两三天，就去了。那是1968年3月27日，她才63岁。

　　我们后来才知道，爸爸是1969年“获释”回家的，那时爸爸已经74岁了。从监狱回来，一进家门，有人就告诉他妈妈去世的消息。他听到之后并没有哭，也没什么过多的感情流露。虽然是回到自己的家，但每天还会有一个人在固定看守他，其实是软禁。

　　1974年秋天，“上海市革委会”宣布开除周信芳党籍，又给他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爸爸拒不接受。后来又将结论改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来，有亲戚可以到家里来，给爸爸读读报纸陪陪他，但是他已失去了妈妈的陪伴，我们又都不在身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我知道爸爸的内心一定是非常孤独的。

　　爸爸是在上海华山医院病逝的。我后来看有人写文章说，当父亲的遗体被推出病房，当人们知道这是周信芳的时候，所有能下床的人都下床默默站立目送。别忘了那时候父亲身上还贴着“反革命”的标签啊，足以说明人心还没有泯灭。

　　爸爸去世的时候，我还在英国，我记得那天我在办公室，二哥打电话给我：“你别哭，爸去了……”这么多年来，时间和空间似乎把伤痛渐渐冲淡了，但是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我才意识到，那些伤痛，其实是永远抹不掉的。

　　1978年8月13日，已在香港工作的我突然收到一封电报，告知8月16日将为爸爸举行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我清楚地记得，接到电报那天是个星期五，而平反大会的时间是下周一，给我的时间只有不到3天，而那时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联系还不是很畅通。但我没有半点的犹豫，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是爸爸的追悼会啊，我一定要赶回去！

　　我直接找到了中国旅行社的香港副总经理，我说我一定要赶回上海参加父亲的追悼会，但我只有一个英国护照。他先安慰了我一下，说：“你不要急，我现在就打电话到深圳去。”打完电话后，他说：“深圳那边给你特批了一张纸，我叫人给你送到罗湖桥头，但是你的护照不能带进去，到了海关之后，会有人收走你的护照，换一张临时通行证，3个星期后再用临时通行证换回护照，你有胆子这样做吗？”我告诉他们：我不怕。

　　我就这样进了深圳，再从深圳坐火车到广州，换飞机，星期天晚上到了上海，亲戚和上海京剧院的领导都来到机场接我。所有人都非常意外，他们没想到48小时之内，我会想方设法赶回来。

　　追悼会当然很隆重，满屋子全是花圈，摆在最中间的，是邓小平送的花圈，而为爸爸致悼词的是他曾经的好友巴金。看着爸爸挂在墙上的照片，既熟悉又陌生，我在心里跟他说：爸爸，我终于赶回来，送你最后一程。

　　1995年，爸爸的骨灰被移放到上海万国名人墓园，和妈妈同葬一墓。他们终于永远地在一起了。而在各自飘零了几十载之后，这一次，我们都到齐了，我们终于和父母“相聚”了。35年后的今天，听爸爸的戏，我也终于不再掉眼泪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在天堂会再相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