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芳

　　与中国大多数夫妻一样，王士光和王新夫妇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之处。在一张照片上，他们一左一右，肩并肩站在庭院里，略显拘谨。那是1938年的冬天，两个年轻人打扮得很是时尚：丈夫穿了件呢子风衣，妻子穿的是翻毛皮大衣。

　　又过了10年，两人的穿着大为改变：齐刘海的卷发和西装革履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不过，夫妻俩中间多了个睁着大眼睛的小女孩，脖子上系着浅色的围嘴。

　　最大的变化当然是岁月带来的。到了1975年，照片上的男人头发已经花白，带副黑框眼镜。他俩身着深色干部服，力图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但仍然掩饰不住脸上的喜悦。

　　旁人难以想象，这些已经发黄甚至模糊不清的照片背后，是一个接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第一张是他们假扮夫妻在天津做地下工作时的合影。第二张是两人因战争而分开，直到8年后在当时的晋冀鲁豫解放区一个小镇上相遇之后拍摄的。不过这一次，假夫妻终成眷属，并生下了大女儿。而1975年那一张，是两口子“文化大革命”时期分别了8年后重逢时拍摄的。

　　最近，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电视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央视一套热播，讲述一对共产党员假扮夫妻，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故事。相比之下，身为原型之一的王士光夫妇，现实生活中却一直低调而平静。他们相濡以沫度过了65年时光，直到2003年王士光在北京去世。如今，妻子王新依然在世，已经89岁的高龄了。

　　那些“永不消逝的电波”，彻底改变了他们今生今世的命运。

　　那时候就是这样，只要党布置了任务，个人就会无条件地服从

　　正如荧屏上的女主角何兰芬一样，起初，本名叫王兰芬的王新也不同意“嫁人”。

　　当时，她的身份还是河北女师附中的学生。她出身于东北一个颇有名望的官绅家庭。张学良子承父业后第一次检阅东北军队，陪阅官就是王兰芬的父亲。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把女儿王兰芬送到天津亲戚家中。第二年，还在读中学、年仅15岁的王兰芬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她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是彭真的夫人张洁清。按照计划，15岁的王兰芬即将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一所分校学习。这一天，她到指定地点来接头。

　　一切都像电视剧中那样充满悬念：在一座充满欧式风格的花园里，一个陌生的男子告诉她“党交给你的任务变了”，需要她和一个男同志组成名义上的家庭，掩护对方做通信工作。

　　“我觉得很突然，思想根本来不及转弯。”时隔多年，早已改名为王新的王兰芬笑着回忆说。她表示自己连恋爱还没谈过，怎么能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结婚？

　　后来，王新才知道，这个接头人正是当时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当时，他的名字叫姚克广。

　　也许是看出了小姑娘的心思，姚依林劝解说：“党员嘛，个人要服从组织，党相信你会很好地完成任务的。”在回忆文章中，王新说自己无言以对，表示坚决服从。

　　“那时候就是这样，只要党布置了任务，个人就会无条件地服从。”谈起这段往事时，他们的小女儿王更怕别人不理解，补充说。这句话她时常从父母口中听到，无论是战争年代的天各一方，还是解放后的坎坷跌宕，他们都用这句话来解释。

　　与此同时，也有人去做男方的工作。他就是“一二·九”运动表现积极的王士光。这个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高才生同样出身名门：父亲王治昌曾经担任北洋政府的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并代理过总长，六弟是解放后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光英，大妹则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为了不碰钉子，后来担任交通部副部长的葛琛先试问了王士光3个问题：婚否、有无对象、有无目标。他爽快地答以“我是‘三无’”，并表示要“打败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再结婚”。

　　这也难怪，在众人眼中，这位王家四公子心目中恐怕只有无线电。在王光美记忆里，当时名字还叫王光杰的哥哥从小就喜欢研究无线电设备。他还以看电影的借口拿去王光美的零花钱，私下里都去买了无线电器材。据说，王光美还帮他缠过无线电线圈。

　　担任过最高法院院长的郑天翔也回忆，王光杰早在高中读书时，就很擅长物理，所以先是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二年又转入清华大学电机系。

　　或许是考虑到他的这种专业背景，当姚依林为加强河北省敌占区和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决定在天津建立一个电台组织时，就自然而然找到了王光杰。

　　后来，姚依林回忆说，当时天津和延安距离遥远，一些重大的文件和指示都无法及时获知。有时候，他不得不通过日本人所办报纸的内部消息、以及收听武汉国民党电台的广播来获取信息。

　　“后来才知道有个洛川会议，文件自然无法看到，”姚依林说，“我们只是按照中央给的任务，根据地方斗争情况那样地干了起来。”

　　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郝在今的著作《中国秘密战》，记述了中国共产党自抗日战争以来的情报保卫工作。他介绍说，当时无线电电台在信息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930年，江西苏区的红军缴获了一部电台，可惜被战士们当做怪物砸烂了。得知此事的毛泽东专门嘱咐，在下达作战命令时加上一条，各路红军注意收集无线电台。

　　这一年的龙岗战斗又缴获了一批电台，不幸又被战士砸坏，只剩下一部机器，虽然能够收报，但是不能发报。最终，红军俘虏了对方10个技术人员，创立了红军的第一个电台。朱德每日过问电台工作，并给技术人员以优厚的待遇，台长每个月工资50大洋，差不多是总司令的10倍。

　　在这种情况下，找一对假夫妻在敌占区设立电台，就有了基础。

　　这个人怎么像监狱里出来的

　　尽管表示了无条件服从，王兰芬仍然提出，要先见一见这位年长6岁的“丈夫”。“况且他同意不同意我呢？”她反问道。

　　时间定在了1938年的一天，地点是天津一个名叫颐和园的旅舍。提前来到旅舍的姚依林还给王兰芬倒了杯水，安慰她说一定会完成任务。

　　多年后，已经是耄耋老人的王兰芬，依然记得对这位假丈夫的第一印象：脸色苍白，头发乱得就像倒伏的麦子，不知道还以为是刚刚从监狱里出来的。

　　每每听到这段情节，女儿王更就忍不住打趣：“我妈当时还失手把茶水泼了一身呢！”

　　而王光杰看见猛然跳出来个拖着辫子的小姑娘，也忍不住脱口而出：“这么小？”

　　他可能还不知道，对面的这个女学生，为了显得成熟些，特意换下了白衣蓝裙的学生制服，穿上了一条蓝布旗袍，就连两条小辫子上的白绸花也特意换成了黑丝带。

　　看到这样的情景，姚依林赶快把话题岔开，建议两人理发。他尤其叮嘱王兰芬“辫子一定要忍痛割爱”，烫个卷发最为合适。

　　他也早已在英租界一个叫伊甸园的小洋楼上为他们租下住房。考虑到王兰芬年龄太小，姚依林又找了一位40多岁的烈士家属及其孩子，扮成他们的婶母和弟弟。

　　就这样，一个四口之家诞生了。丈夫名叫吴厚和，在天洋市场一家电料行当技师。妻子名叫黄慧，和婶母在家操持家务。

　　夫妇俩还以丈夫感染了肺结核，不得不分床睡为理由，在婚房里摆上两张单人床。“以黄河为界。”王光杰幽默地打比方，所谓的“黄河”是一台八仙桌和4把吃饭用的椅子。

　　电台伪装成收音机的形式。起初用的是美国生产的收发报机，后来考虑到发射机和电源噪音太大，王光杰特意从家里拿来自己组装的电台和电源。据说，第一次试机，他们就发现机器“打了火”，幸亏王光杰早有准备，迅速修理好了。

　　接下来的场景几乎和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展现得一模一样：在这幢三层小洋楼的楼顶，每天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王光杰开始工作。三伏天的夜晚，旁人都在屋外挥舞着蒲扇，他却躲在屋子里，把门窗捂得严严实实，用绒布把发报机的电键包裹起来，聚精会神地发报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