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熊猫，还有谁能代表中国？

　　北京奥运会之后，熊猫已经渐渐从中国形象中淡出，古人、明星、普通人，正在通过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各种形式的文化节和宣传片脱颖而出。“中国形象”经历了一轮又一轮“选秀”，它时而是高大的姚明，时而是前卫的李宇春，时而是庄严的孔子，时而又是有力量的普通产业工人……

　　2010年国庆，一部名为“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的短片面向全球观众播放，它的幕后推手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从官方的创意文案来看，政府希望呈现的是一个由“精英”摇旗呐喊，既有文化内涵、民族底蕴，又有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中国形象”。

　　究竟该怎么展示“中国形象”？这是兹事体大的国家任务

　　过去太沉重，现在太单薄，未来太抽象

　　“中国馆不是一般的馆，事关国家形象。”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副局长陈先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就决定了在为国家形象挑选“设计师”时，一定是严苛甚至有些残酷的。

　　三年前，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就专门成立了“中国馆部”，具体执行整个中国馆的设计、施工，包括为中国馆主题“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寻找演绎方式。讨论时大家发现，许多团队都被“过去”缠住了。陈先进开玩笑地说：“过去太沉重，现在太单薄，未来太抽象。”

　　陈先进想“甩掉沉重的历史包袱”，把中国馆做好，必须举全国甚至是全球之力。他们请来了北京、南京、上海、广州的专家一起“头脑风暴”，最后大家发现，中国城市发展最快的一段，是改革开放后的30年。思路有了——先讲现在，再讲过去，最后展示未来，每个部分都要引入“竞标”机制。

　　“现在”部分，大家达成共识，通过一部影片来展现。“电影这种艺术形式，能够高度概括很多东西。”陈先进说。

　　两年前，拍完《南京！南京！》的陆川，开始介入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的创作，他的身份是影像部评审，经常和各个门类的专家一起讨论，为中国馆的创意出谋划策。年底，世博局领导找到他，希望他能为中国馆拍一部八分钟的短片，主题是“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当然，他还得与另外7支团队PK。

　　一开始，陆川有些犹豫：“我也当了几个月的裁判，每次审稿就跟‘批斗会’似的。”

　　最后他下决心“接题”。做导演前，陆川曾就读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后来因为拍电影经常出国，他感觉到国外对中国的形象认知，跟国人的期待之间有巨大的鸿沟，他想从讲故事的姿态和情怀上做一些改变。

　　陆川拉上《南京！南京！》的原班策划团队，为形象短片找思路。最开始比较顺利，团队在北京做创意文案，每周去一两次上海，接受各个专家审核，看作品理念“是否正确”，内容“是否合理”，剧本反反复复修改了一百多稿，后来定下的主线是“中国人的奔跑”，反映这30年国家是在不断奔跑中过来的。创意得到了世博局领导和专家们的支持。

　　2009年6月，陆川团队在PK中胜出，也签了制作合同、工程合同，准备投入拍摄，还给短片起了名字叫《美的历程》——这也是对学者李泽厚的著作《美的历程》的致敬。

　　但是，他低估了担任“国家任务”设计师的难度。

　　三个月后，陆川团队已经准备开机了，却收到一纸通知：重新比稿。陆川的团队要和上海的新团队重新PK，一切戏剧化地回到原点。“国家馆短片要反映‘和谐’思想，还要反映可持续发展，标准高、要求严，我们和团队压力都很大。”陈先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陆川说短片被叫停的核心原因，是有关方面觉得他们的创意“没有特别展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城市化运动的成就”，而这是形象片的必答题。“根深蒂固的看法是，国家馆展览应该是成就展。”但陆川有自己的坚持，就是不去拍风景、拍大楼、拍各种笑脸、拍放风筝的姑娘。

　　还有是对短片中展现“汶川地震”的争议。“当时一直有人试图说服我把汶川地震这段完整地拿掉。”陆川坚持保留，“这些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是我们的情怀和世界观，表现的是对灾难的穿越。”

　　陈先进也曾经试图说服陆川将“美的历程”改为“历程”，这样更大气一些。

　　郑大圣的创作团队就是从那时介入中国馆形象片拍摄的。

　　是军人还是艺术家？

　　郑大圣清楚地记得“接题”的那一天是2009年9月11日，正好是美国的“9·11”纪念日，全美国都是一张悲伤的脸。

　　郑的母亲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知名导演黄蜀芹，拍过《青春万岁》、《画魂》等影片，郑大圣也是上影的导演，他本人对传统戏剧更感兴趣，新作《廉吏于成龙》就是一部京剧电影。

　　上海电影集团的郑大圣算是南方队，和北方的陆川团队，以及另外四支团队一起PK。

　　PK已经成为政府为“国家形象”挑设计师的必须环节：被称为世博会中国馆“镇馆之宝”的动态版《清明上河图》，竞标之初，有六十多支团队PK，搞了17个方案；2009年底，由商务部启动，面向海外观众播放的30秒“中国制造”广告，也走的是竞争路线，前来投标的有国外在华投资公司，还有国内的广告公司，最后中标的国安DDB公司称，为了支持国家行动，“他们不计盈亏”。

　　每一轮PK，陆川团队都不是第一，但都“活着”——每轮只淘汰一名。经过层层PK，郑大圣和陆川的团队活了下来。两支团队被允许同时开机，最后再二选一。此时已经是2010年1月，距离世博会开园只有四个月。

　　改革开放30年的成绩、标志性的景观建筑、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都是形象片中的“必答题”。

　　对待“必答题”，郑大圣有自己的看法，既然事关国家形象，一定有绕不开的规定动作，大家对很多社会问题不满意，平常可以批评，但“国家形象片的8分钟不是适合批评的时间”。“他们能从大局上看问题。”陈先进评价郑大圣的团队。

　　国新办推出的“国家形象片”分为两篇，其中的《角度篇》也有“必答题”，展现“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科研、教育、环境、民族等多个领域的风貌”，规定之外，创作团队也有自己的选择，比如拍云南洱海边一对下地干活的农村男女、新疆深山里拨打手机的少数民族青年，甚至有中国第一次村干部基层选举的历史图片。

　　郑大圣看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09年国庆60周年大阅兵，那两次让他看到了国家特别强大的一面。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与人类生活有更密切的联系，他不想做一些虚张声势、炫耀富贵的东西。“如果我是一名游客，我最想看东道国城市的哪些面？我恨不得住到人家家里去，看人家怎么做饭，怎么过日子。”郑大圣这样一想就有了突破：回到普通人最普通的城市生活中去。

　　陆川团队也找到了自己的“普通”人，不过形象更为具体——农民工、劳动者，这是受了世博局领导和中国馆总设计师潘公凯的启发，更有世博局领导的“提点”。“我们号称是人民的国家，但我们的宣传片中从没有突出过是中国人民建设的。中国的基石是人民，所以我们这次镜头对准底层的人民。”陆川说。

　　四个月后，两支团队都晋级了，最后没有淘汰赛，共同成为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师”。陆川把《美的历程》改成了《历程》，对“汶川地震”的展现最后被保留了下来；郑大圣的短片名从《子曰》改成了《和谐中国》，两部短片轮流在中国馆内播放。

　　“国家项目里你逐渐要把自己认为是一个军人，而不是一个艺术家。”陆川笑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虽然进洞房的时候发现有两个新郎，但为了国家，我和大圣算做了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