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莉

　　雷锋，一个对“90”后、“00”后们陌生的名字，却在那些曾受雷锋精神影响至深的国人心中，顽强扎根。

　　他们，几十年来近乎偏执地坚守与雷锋有关的事和物，只望雷锋精神能够在当下芜杂的社会氛围中得以薪火相传。

　　不可否认，雷锋的名字在远走，但雷锋精神的内核，却在以不同的方式和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

　　9月19日，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南小街一条不知名的小胡同里，一位两鬓斑白、满脸胡须的花甲老人，转身锁上了锈迹斑斑的红色铁门。

　　正值傍晚时分，夕阳将老人本就消瘦的身影拉得细长。他左手撑住腰，活动了一下依然隐隐作痛的肩膀。一阵微风吹过，附近小区人家飘出晚饭的味道。老人摸了摸干瘪的衣兜自嘲道：“还是买张大饼祭祭‘五脏庙’吧。”

　　他叫何朝海，33年前，雄心壮志地建起一座迄今为止北京城里惟一的雷锋资料展览馆，距离首都核心地标天安门只有3公里。33年中，展览馆一路南迁，从西城区搬到崇文区，又挪到丰台区，如今跨过一条街对面就是大兴区了，搬了又搬的展览馆，距离天安门的公交车程已经从10分钟拉长到1小时50分钟。

　　今天，雷锋资料展览馆正在被拆除。何朝海不情愿地接受了一家投资公司伸出的“橄榄枝”，准备重新翻建资料馆。但条件是，新大楼建成后，一半归投资商使用。

　　两次见到何朝海，都从下午聊到傍晚。因为没有电，房顶上日光灯管的位置空空如也。昏暗的房间里，看不清他的脸，声音里却分明透出一丝落寞：“宣传雷锋精神怎么变成了不入流的事？这辈子的路难道走错了？”

　　是他让雷锋在北京“落了户”，却不知道自己的户口在哪里，手里只捏着一张过期身份证

　　【9月15日，记者第一次寻找雷锋资料展览馆颇费周折，兜兜转转才在丰台区东高地南小街一条偏僻胡同里，找到了有些“山寨”的展览馆大门。

　　“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悔不悔看看烈士精神伟，怨不怨学学英雄多奉献”，用白漆刷在红色大门上的四行“馆训”，使这里与邻近的崭新住宅楼颇不协调；左侧门柱用红漆写着雷锋资料展览馆，右侧写着吴运铎纪念馆；门楣上两个纪念馆主人公的画像已模糊不清。】

　　走进1300平方米的院落，满眼碎砖荒草，几棵大树只剩下标记年轮的树墩。何朝海小跑着迎了出来：“院子里有点儿乱，屋里坐吧。”

　　招呼记者在一把吱呀作响的板凳落座，何朝海便转身到“厨房”给记者烧水。所谓厨房，只是院中两块石头垒起的灶台，架上一口铝皮锅，锅底已经被烧得炭黑。

　　因为缴不起0.48元一度的电费和2.05元一个字的煤气费，展览馆早被断了电和气。何朝海就自己垒灶，房前屋后折些树枝烧火做饭。

　　“学雷锋，没想到学成了这样。”何朝海苦笑着拨弄了一下燃烧的灶火。眼前这个曾经的老兵没见过雷锋，却与雷锋相伴了一生。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第三天，千里之外的福建沙县，7名青年成立了学雷锋小组，其中就有13岁的何朝海。两年后，何朝海到北京参加了雷锋精神文艺宣传队。宣传之余，他还为农场义务劳动、到农村拾粪种地、给车站擦栏杆……年轻的何朝海想法很简单：响应党的号召，学习雷锋做好事。

　　而这些“好事”都写进了何朝海的档案。正是有了这份档案，何朝海在19岁入伍后，便被列为“学雷锋标兵”，和其他19个战士一起专职学雷锋。

　　很快，何朝海入了团，3年后提了干，1973年，又因学雷锋荣立三等功。“部队政治处还专门举行了何朝海学雷锋事迹展和演唱会。” 提起往年的辉煌历史，老何微闭着双眼，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

　　从13岁到23岁，一路被激赏的学雷锋精神，从此，让何朝海在这样一条路上越走越远。1977年，何朝海在北京少年宫办了第一次雷锋资料展览；1981年，他所在的部队营区开辟出五口苏式窑洞，雷锋资料展览馆在那里安了家；1982年，何朝海从北京转业还不到一个月，便“被北京市人民政府请了回来”。时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的韩作黎想请他担任专职校外学雷锋辅导员。后来，老何蹬着大三轮，拉着展板巡回宣传雷锋精神的情景，据说还上了新闻联播，他还被北京市的100多所大中小学聘为校外学雷锋辅导员。更令他自豪的是，那时他走在大街上，隔三岔五会被人认出。1989年，他拿出毕生积蓄和亲朋的借款，为展览馆买下南小街的一块空地。至今，展览馆艰难维持……

　　恍然间，何朝海的一生，也就这样，伴着雷锋走过47年的岁月。而未来，从未动摇过的他，还将一如既往地伴着雷锋这样走下去。

　　47年，世事变迁。雷锋热了，雷锋走了，雷锋成为一代人的记忆。何朝海经过热闹，走过繁华，如今，手里留下惟一的资本便是这间属于自己的展览馆。

　　1989年的情景历历在目：地方政府听说是给雷锋办纪念馆，批地很痛快，只花了10万元，户主写着“雷锋资料展览馆”。刚见到这块地时，何朝海着实有些头疼。荒芜的农田上，堆着三米高的生活垃圾。他与工人没日没夜运走垃圾，在四周盖起了6间大瓦房。

　　回想起当时的情形，老何依然兴奋得像个小青年，他带着几分得意的神情说，是他让雷锋在北京“落了户”。

　　但是，直到今天，何朝海也不知道自己的户口在哪里，手里只捏着一张过期多年的身份证。

　　“我不要企业家的钱，企业家给钱要回报，卖门票、弄冠名，把雷锋宣传搞庸俗了”

　　【2003年3月5日，南小街周边两个小学的4000名学生同时挤进了雷锋资料展览馆。

　　几辆大车把院门堵得水泄不通，院子里到处是孩子。因为每间展室只能容纳40个人，何朝海和馆员把学生们分成100个队伍，以最快速度介绍完毕，然后再放另一批进去。

　　等把学生们都送走，也到了闭馆的时间。精疲力竭的何朝海一屁股坐在院子中间。“扩馆”的念头第一次闯进了他的脑海。】

　　雷锋给地主家干活用过的小马灯，在鞍钢当工人时用的扳子，部队训练时的木枪……这些“镇馆之宝”都是何朝海30年前的积累。自从资料展览馆建成，馆内的陈列品基本上就没有翻新过，“我也想翻新，可兜里没钱呀。”何朝海笑得有些尴尬。

　　物价局曾批准雷锋资料展览馆收费，何朝海也兴冲冲跑去印了几千张门票，还出了一些纪念册、杂志和自编的雷锋故事集。但准备开馆时，他反倒犹豫了，“雷锋做好事不留名，义务帮助了那么多人，我们宣传雷锋精神还卖票，不合适！”

　　于是，当展览馆迎来第一批参观者时，每人手里多了一张免费门票和一本雷锋故事集。这一免费，就是33年。“收了费怕人家更不进来了。”何朝海自嘲地说。

　　如此一来，雷锋资料展览馆的日子就变得异常艰难。制作展板、出宣传册、房屋维修、展品维护都需要钱，何朝海粗略估计一年约要10万元的开销。

　　为了支撑展览馆的生存，现有11名馆员中，5名“年轻力壮”的负责在外打工，有卖保险的、卖安利的、卖纳米的，还有当装卸工和做小生意的。每人每月向馆里交800元到1000元支持日常开销。

　　平时还有一些志愿者到馆里帮忙，其中有何朝海的两个儿子。

　　时常，会有好心人给馆里寄钱。一位南方的退休老人，退休金只有1400多元，但一次就给何朝海寄来了1000元，老何觉得这钱不能要，退了回去。没想到，老人坐着火车来了北京，见到何朝海第一句就问：“你为啥不要我的钱？那钱不是给你个人的，是为了让雷锋馆能坚持下去……”

　　何朝海觉得，如果放弃了，对不起这些为雷锋资料展览馆做出过贡献的人。

　　最近几年，展览馆的艰难反倒让何朝海成了媒体红人。社会上一些“慈善家”也找上门，提出投资，但都被老何拒绝了：“我不要企业家的钱，企业家给钱要回报，卖门票、弄冠名，把雷锋宣传搞庸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