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朝海最想要的是“政府的钱”。“宣传雷锋光靠民间和一些企业家不行，政府重视才能持久下去。”他曾经向有关部门打过报告，为雷锋资料展览馆申请资金支持，有的部门说没有政策，不好办，有的部门干脆就没有回音。

　　最近，何朝海心情不好。媒体上关于展览馆报道的用词常见“凄惨”、“破旧”、“经营不善”等，看得多了，老何仔细想想，心也凉了大半，终于下定决心“招商引资”。

　　今年4月，一个广东公司找上门谈投资，公司老板亲自到展览馆与何朝海“恳谈”。老何发现这个小伙子对雷锋精神颇有体会，两人谈得投机。

　　但他不放心，又“考察”了对方在北京的几处地产，要来人家身份证“审查”。“跟我是同月同日生！”老何觉得两人有缘分，两个月后，双方签了协议。

　　投资商答应出400万元翻修展览馆，何朝海还是列出了许多“苛刻”条件：“必须有地下停车场，让远道的参观者有地方停车”；“每个展室最好10米宽、4米高，太矮了有压抑感”；“有电梯，方便老人、残疾人参观”；“配一个会议室，每年举行雷锋精神宣传讲座和培训”；“给投资商使用的楼层不能搞餐饮娱乐”……

　　“新馆建成后，我要用上现代化的展览手段，声、光、电都要有。实物加图片，还要放有关雷锋的录像。”何朝海雄心勃勃，“我要办成中国民办雷锋资料第一馆，不是场面豪华，而是真正体现雷锋精神、资料最独特的展览馆。”

　　人人“向钱看”、处处“抓经济”，雷锋精神真的没市场了吗？

　　【下班的人群行色匆匆，很少有人多看一眼路旁的红色铁门。丁零零——一个骑自行车的邮递员停在门前。他从后座的布兜里抽出一沓报纸，熟练地从门缝塞进院子。啪——报纸落在土地上，激起一小片尘埃。

　　“雷锋资料展览馆？”抬头看看门柱上的馆名，这位为资料馆投递了两年报纸，却从没想过进去看一看的邮递员暗自思量，“平时这里真冷清……也是，现在谁还学雷锋呀？”邮递员耸了耸肩膀，一偏腿跨上了自行车。】

　　尚未拆除的两间平房，一间何朝海住，另一间存放着一尊金色的雷锋塑像。老何每天都会仔仔细细给塑像洗个“澡”，让它几乎一尘不染。

　　15年前，一次与雷锋像有关的遭遇让何朝海至今耿耿于怀。1995年，南方某城市请他去“讲讲雷锋精神”。一个“改革开放的前沿”竟有兴趣学雷锋，这让何朝海很惊喜，决定送他们一个雷锋半身塑像，有一人高。

　　没想到，上火车时，塑像却被列车员拦下了，“火车是装人的，不能装死人像”。

　　“这是雷锋像。”老何急着纠正。

　　“算大件行李，得买票。”

　　“来张硬座吧。”何朝海无奈地给列车员掏钱。可对方又发话了：“怎么能让雷锋坐硬座啊？得买卧铺。”

　　于是，何朝海花了300多元，让雷锋塑像“睡”了下铺。

　　雷锋去世48年，何朝海觉得时代变了。上世纪70年代，人们崇尚雷锋精神，学雷锋是个很“时髦”的事；80年代，人们内心彷徨，但依然热心助人；90年代，社会开始怀疑雷锋精神，人与人之间产生疏离；跨入21世纪，人人“向钱看”、处处“抓经济”，雷锋精神被渐渐淡忘，似乎“只有傻子才学雷锋”。

　　何朝海留着两张已经发黄的地图，一张全国的，一张北京市的，黑色圆圈标注出27年里10次“全国军民学雷锋经验交流会”举办路线——北京五次，湖南两次，河南两次，江苏一次。

　　1983年3月3日，第一次全国军民学雷锋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召开。时任教育部中学司办公室秘书的何朝海，作为中国雷锋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主持了开幕式。因事关“雷锋”，国务院第二招待所没有收场地费，这让何朝海省下一大笔开销。

　　虽然只有146人参会，但都是各省市小有名气的学雷锋标兵和革命先烈家属，还有“中央领导”，比如中宣部副部长、地方党政一把手。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但到后来，何朝海觉得参会者的目的“不纯粹”了。

　　以前，大家开会都是说自己的事情少，一门心思学习别人的好做法。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何朝海发现一些人的学雷锋事迹缺乏说服力，出现编造痕迹。开会时，有人不请自来，挤破脑袋要在会上发言，说说自己的“感人故事”。还有人花钱雇媒体，不是宣传会议，而是宣传个人。

　　每年3月5日的学雷锋纪念日前后，何朝海会与馆员把雷锋资料搬到大学、中学、小学的校园里巡回展出，粗略估计，接待观众超过200万人次。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预约巡回展的电话越来越少。有一次，一个单位说好请何朝海办雷锋展览，结果日子快到了，对方却打来电话说不看了，让何朝海“不必白跑一趟”。紧接着，几个学校也取消了预约。

　　有好一阵，天性乐观的何朝海，脸上没了笑容：“免费把展览送上门，人家都没工夫看。雷锋精神真的没市场了吗？”

　　雷锋生前的战友乔安山，1998年第一次到展览馆，看完展览他拍了拍老何的肩头说，“不容易啊，老弟。”老何无奈地发现，“从1983年起，每隔10年纪念毛主席题词时，会有一次高潮，其他时间都是低潮。”

　　更让何朝海糟心的，22个馆员待不住了。

　　由于雷锋资料展览馆的公益属性，几乎没有任何展览性收入，雇来的馆员工资只够维持“温饱”。到1999年，每人每月也只有400元。

　　有人找到何朝海：“馆长，现在都市场经济了，400元怎么生活？如果展览馆不想法赚钱，我们只好走人。”

　　一位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带着工作人员专程来馆里做思想工作：“雷锋活了22岁，你们有22个人，大家为宣传雷锋精神做的贡献，党和人民都记着，日子慢慢会好起来的。”

　　然而，日子依然艰辛，许多人没有坚持住走了。到2007年，馆员陆续走掉了一半，如今只剩下11个人。

　　“雷锋”已经不再是22岁士兵的名字，而成为一个凝炼优秀道德品质的符号，永远不会消失

　　【心情不好的时候，何朝海就坐上1小时50分钟的车，到16公里外的天安门广场，站在当年雷锋照相的地方，虔诚地合上双眼。冥冥中，他好像听到雷锋在耳边说：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思想，你是否在日夜宣扬那最美丽的理想？”】

　　事实上，在全国众多的雷锋纪念馆中，生存艰难的并不止老何一人。

　　2008年，四川遂宁的何成茂，花费近10年心血筹建的、完全免费开放的民间学雷锋展览馆，在资金短缺的窘境下，再一次被迫闭馆。

　　像何朝海一样，何成茂的雷锋展览馆的存在价值被当地媒体肯定——“为遂宁道德教育贡献很大”。然而，资金成为民办纪念馆的生死符。

　　尽管如此，那些曾经与雷锋一起“战斗”过的人们，以及那些曾被雷锋精神深深影响的人们，似乎从未否认过雷锋精神对当代社会的价值。新的雷锋展览馆依然在祖国各地不断揭牌。

　　2003年，河南邓州编外雷锋团展览馆开馆。1960年，邓州560名青年应征入伍，被分配到原沈阳军区工程兵某团，成为了雷锋的战友。他们与雷锋在一个团，有的在一个连共同生活、战斗了两年多，亲眼目睹了雷锋的先进事迹，亲身感受了伟大的雷锋精神。“编外雷锋团”是由邓州籍雷锋战友组成的学雷锋先进群体。

　　2004年，四川南充63岁老人张兴吉，作为“雷锋班”首任班长，向媒体表达了他一心想在南充建立一个雷锋生平事迹展览馆的想法。“雷锋精神应与时代同行”，张兴吉说，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浪潮中，雷锋精神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更加需要发扬光大。

　　2009年，67岁的辽宁鞍钢退休干部李俊，将自己46年坚持收藏的雷锋资料无偿捐献给南阳小学，成立了“雷锋专题收藏展览馆”，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雷锋精神在学校中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2010年3月，湖北宜昌雷锋事迹展览馆在雷锋中学建成，一些级别甚高的老领导以及当地市政府领导出席，雷锋事迹展览馆在高规格的政治关注中热闹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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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朝海似乎并不孤独。47年里，何朝海只做了一件事，而放眼望去，像何朝海一样，被雷锋精神深深鼓舞、影响的人，又何止他一个人。

　　“雷锋精神中有着一种普适的人文情怀，就是对人类社会深厚的情感，放大的责任感和浓烈的求知欲。”在何朝海心中，“雷锋”已经不再是22岁士兵的名字，而成为一个凝炼中华民族优秀道德品质的符号，这种精神不会被时代消磨。

　　4月底的一天，何朝海收到一封广东来信，写信的是一个90后高中生：“有人说学雷锋是傻子，但我相信，社会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会继续傻下去，会传承雷锋的信念，无私地继续奉献下去，这不是傻，相反这是在坚守一个高尚的信念，是在实践自己的社会价值……”

　　“其实全国有很多雷锋展览馆，有人提出质疑，需要这么多物化的展览馆来传承一种精神吗？难道我们不能让精神就在精神层面来传承吗？”看着用不起电、用柴火烧水的何朝海，记者忍不住这样问。

　　“精神如果不用具象的物质来表现，又怎么传承呢？”何朝海反问。

　　9月的一天，一个朋友给何朝海打电话：“老何，现在电视、报纸上都在宣传一位‘雷锋传人’，他叫郭明义。”

　　何朝海憋了半天，冒出一句话：“谁说21世纪没有‘雷锋’？”

　　雷锋的名字在远去，但雷锋精神正在以不同方式、不同面貌在社会上存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中那些千里驰援的志愿者，到偏远山区义务支教的老师们，为老人小孩让座的年轻人……这些让何朝海感到，“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