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医生的中国式生存

　　9月13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证实，我国已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将“中医针灸”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传统医药申遗委员会专家组秘书长柳长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早在2006年3月，中国传统医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专家组在北京召开首次会议，确定将中医理论、养生、诊法、疗法、方剂、中药、针灸和民族医药(含藏医药和蒙医药)等8项内容列入中国传统医药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批名录。这标志着中医药“申遗”正式启动。

　　记者◎李翊

　　1990年，程凯即将高中毕业。考大学填报志愿的时候，他只填了两所学校：北京中医学院和北京针灸骨伤学院。

　　祖父程莘农是针灸行业的第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父亲程红峰在北京中医针灸界也小有名气，母亲是医学教育管理工作者，叔叔也是医生，从小程凯身边接触到的主要人物都是医生。“小学到初中阶段流行包书皮，很多人用报纸，我那时用的都是很好的挂历。因为每到年底，很多病人为了表达对医生尊重，会送挂历。当时社会价值观不是以物质利益为主，对精神上的尊敬是很值得骄傲的。”程凯说。

　　程凯告诉本刊记者，刚开始读中医学院的学生往往会很困惑。大学第一年主要学的两门课程，一门是中医基础理论，一门是人体解剖学。“解剖学是一个明确的，看得见的东西，中医基础理论则是非常缥缈的，看不见的东西。中医老师讲虚的，另外一些老师呢，是告诉你一些实在的东西，比如神经血管在哪儿……两个还都要信。多数同学就像精神分裂一样，不知道应该信谁，脑子里整天都是乱七八糟、云山雾罩的。”

　　程凯说，第一学期结束的那个寒假，班里同学考完试都没有走，点了很多蜡烛，聚在男生宿舍里讨论，应该学中医还是学西医。“很多人会说这是两棵树，上面的树冠是合在一起的，中西结合嘛。那个时候同学之间会有不同派别，大家都在找一种能让自己继续下去的理由。”

　　但是这样的困惑在程凯这类有家学传承的人身上并不存在。与程凯同龄的西安人雷立屏从小跟外公和母亲学中医，从传统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汤头歌》入手，因为胆子大，进而随外公学针灸，14岁拜当时俗称西北针灸第一把手的刘平定为师。“每周三、周日和寒暑假，跟着老师侍诊。老师看病，讲这个病的前因后果，我在旁边端着针盘看，做笔记。老师偶尔会让我拔针，或者说这个穴位你扎一下。再过一段，甚至会给你一个病人让你从到尾治疗。”另外一位针灸医生雷立屏告诉本刊记者，读中学的时候，她的针灸技术在西安已经小有名气。有一次，她放学后骑自行车回家，过十字路口时遇到有人癫痫中风，她几针下去就把人救醒了。高中毕业后就读于陕西中医学院的雷立屏在接触到西医时有如鱼得水之感，在她看来，这是对中医经验的补充。她毕业后到广东中医药大学当老师，她所在班35个同学，最后只有3个从事针灸行业。

　　1995年，程凯即将大学毕业。这个时期，他面对的是一个刚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到处都在讲市场化的社会。这个时期，社会对中医的认识和需求不像15年后那么热烈，程凯和同学们面临着坚持专业还是离开专业的选择。对于程凯来说，因为是北京本地人，家境不错，因为对物质的需求不那么强烈，程凯在踏踏实实读完硕士和博士后，选择留校，在与社会正面接触的同时思考中医针灸行业的市场化。

　　“我毕业时29岁，只要我爷爷写一封推荐信，出国没问题。我在国外的同学都有了自己的别墅和车。我去国外，可以让自己生活得很好，但是改变不了这个行业。我那时特别理想化，热血青年。看到我周围的人，特别是一些学别的专业的同龄人每年都在变化，而我所为之努力的行业与之相比却似乎缓慢了很多，所以我特别想为中医针灸事业做点事。做科研的时候，会提很多理想化思路，专家论证时却会因为难于操作被修正掉。我们很早以前就考虑采用一些非官方的方式，做个中医或者针灸的模式。当然，爷爷和父亲想的是弘扬针灸事业，我可能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拯救。结果，拯救中医的理想和未来一个个破灭掉了。还好，最后这一个没有破灭。”这最后一个没破灭的就是程凯在2005年创建的“大诚中医”连锁医疗机构。

　　大诚中医之名源自唐代著名医学大家孙思邈的一句著名训语：“大医精诚。”用程凯的话说，医者，有医士、医师和医家之分，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的医生，可称为医士；积累了一定经验，在某些方面有独到的见解时，可称之为医师；而医家，一定要对本专业和行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现在这个年代，要想成为像我爷爷那样的医学大家，成为院士，可谓难上加难，不是没有信心，也不是不能坚持，而是感觉即使这样，也难以解决针灸面临的一些问题。简单地说，如何为针灸医生定位？国内针灸的市场在哪里？尽管针灸医生出国以后能生存下来，却很难进入西方主流社会。”程凯常听出国回来的人说，在国外一些大的农贸市场，经常看到用帘子隔开的小空间，里面放一张床，有中国人在做针灸按摩。“出去做这行业的是低端人才，90年代的时候，日本针灸学会经常跟爷爷有往来交流，我爷爷曾经讲：日本人说过，10年以后，就可以到日本学习针灸了，韩国也这么说过。爷爷一生都在不断地斗争，强调中医特色，我作为一个继承者，必须着眼一个新课题：针灸可能的市场化。”

　　程凯一直强调，他做“大诚中医”的初衷不是做门诊，而是觉得一个人力量有限，要让更多人接受，需要有更多像他一样的针灸医生。而要实现这个过程，需要一个基本条件：实验的机会和场所。他说：“我做的不是个市场化的工作，而是被市场化的过程。所谓市场化的过程，疗效是核心。5年来，大诚在北京开设了两家连锁机构，在上海还有一家，但是总的方向没变。以针灸为治疗主体方法，把针灸技术规范化，培养出一个团队，传承下一种东西。”

　　时尚中医是程凯为大诚中医品牌所寻找到的内涵。从这样的视角重新审视和定位中医医疗服务，大诚通过细节改变和丰富，赋予了中医更多“时尚”内涵。比如程凯设计的为30～45岁的白领女性，提供以内分泌调理为主的特色针灸服务，已经成为大诚中医的重要医疗项目之一。

　　相较于程凯，在针灸的时尚化、个性化方面，来自台湾的宋伟伦走得更彻底。今年33岁的宋伟伦同样出身于中医世家，曾就读于新加坡国际学院，后来当兵，在精神科服务了两年。“大二”的时候，他开始跟着母亲学习中医针灸，并通过申请进入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实际上，在他看来，中医在于师徒或者家学传承，中西医并进的学院教育只是获得医生资格的一个必经途径。“我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只攻针灸，其他科目成绩不好，我并不在意。‘大三’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翘课去上海看诊。”

　　宋伟伦是一个比较排斥现代生活方式的年轻人，他不喜欢用电脑，业余时间用来结交各种奇怪的人，他把这种交往称为“结缘”。他曾经跟随中国道家学院的刘明道长学习太极拳，在刘明远走阿根廷后，他被托付给南京大学天文系一位姓朱的教授学气功，他在台湾跟随老中医董其昌学习董氏奇穴，在不同老师的教授下学习了腹针疗法、水针疗法、赤裸疗法(放血疗法)。他读“大三”的时候，印尼十大富豪之一、玻璃大王林如光到南京谈生意，因为四天三夜没睡觉，下肢水肿厉害。当时宋伟伦正帮一位患帕金森病症的老师做针灸，缓解了病人下肢水肿的症状。林如光闻讯找到了宋伟伦，在做过针灸后，林如光马上能睡觉，下肢也不肿了。

　　在林如光的推荐介绍下，还在读“大三”的宋伟伦经常乘坐富豪们提供的私人飞机去曼谷、新加坡、印尼给东南亚的华侨看病。大学毕业后，2004年宋伟伦在上海虹梅路一个社区里开办了自己的诊所，占地面积145平方米。因为过于年轻，不符合大家想象中老中医的形象，宋伟伦最初的生存很艰难。但因为疗效好，来找他看病的人已经不仅局限于境外人士了。2009年9月，他在兴国路租下了一幢500多平方米的四层小楼，这里在“文革”前是上海印刷厂所在地，周边居住的是军区和政府退休干部，月租金7.5万元。五行药罐是他的特色服务项目，“类似做SPA，很舒服”。他从不做广告，靠的是口碑。

　　宋伟伦在印尼还开了一家中风康复中心“福正堂”，团队成员以成都中医药大学的毕业生为主。福正堂的另一位股东是他曾经的一位病人，他是印尼的地产开发商，有自己的医院。在宋伟伦用针灸治好他的中风后，他把宋伟伦介绍到印尼，先后为各种名流看过病。宋伟伦说，对于欧美境外人士而言，中医针灸依然是神秘的。而他的优势在于，他能很好地把中医的理念用对方的语言清晰表达，这实质上也是对中医针灸的包装与宣传。

　　但是为富人服务并不是宋伟伦的最终目标，诊所的经营为的是另外的投入。宋伟伦在山西五台山有个“家”——普寿寺，普寿寺与山西民政部合办了一个爱心学院。每年宋伟伦都要带着医生上山，给安养院的孤寡老人做服务治疗和病例总结。

　　或许，雷立屏的感受更有现实意义。从法国留学回国后，她成立了一家癌症药物研发公司，思考的是怎么能用国外通行的标准把单位中药的验方研发出来，针灸成为业余看病的治疗手段。她会向所有熟识或者初识的朋友建议，学学针灸，给自己做保健。“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节目，一位老中医在向一些青少年普及中医药基础知识。我觉得这才是根本，中国人缺少医学常识。一根针，一把草，治疗疾病是个宝，即使现在也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