骇变    末世之邦惨遭兵燹

　　150年前的这场兵燹(音xiǎn)，是帝国劫难，民族耻辱。19世纪50年代，面对英国提出的“修约”、“入城”要求，帝国君臣愚昧颟顸，先有叶督迷信大仙；后有僧帅使诈御敌。虽有死节之臣，忠勇之兵，但难抵英法近代化军队的强有力进攻。圆明园，这座万园之园最终难逃灭顶之灾。文明之国，犯下野蛮罪行；蒙昧之国，犯下愚蠢错误。

　　为“修约”中外启衅端 两“忠臣”愚鲁失城池

　　英法联军打开北京大门

　　文｜姚联合

　　大清国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是个苦命天子，登基时，接手的便是道光皇帝给他留下的烂摊子。中国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好不容易截住了已打到直隶的北伐太平军，英法两国又在广州滋生事端，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六不总督”叶名琛

　　19世纪50年代，是大清国的多事之秋。太平天国闹腾得咸丰寝食难安，远在万里之遥的英国终于明白昔日的城下之盟《南京条约》不过是个纸上的东西，大清仅在口头喊着对西方开放。1854年英国向清廷提出“全面修约”要求，年轻的咸丰对屈从英夷痛心疾首，决心不再退让。

　　咸丰皇帝对世界的了解不比他的父亲多，自国门打开之后，清廷对付西方惯用的手段是：敷衍外交。他们找种种借口，设法阻碍通商。但是西方人具有浓厚的契约意识，他们对修约之事，对英人入城看得分外认真。

　　根据《南京条约》，英人可以在五口定居，上海、福州、宁波、厦门“华夷并无嫌隙”，基本能够做到“恪守和约”，唯有广州人因鸦片战争产生的仇英心理，反对英人入城，发动了声势壮观的“反入城斗争”。坐镇广州的督抚，不但没有抚慰、劝导市民，反而借助民意进行抵抗。

　　命运不幸把时任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的叶名琛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叶名琛是近代中国形象几近反面的人物，愚顽不知变通。他是靠“反入城”起家，他总结的成功经验便是“以不变应万变”——不管英人提出什么要求，只需一律拒绝即可。他一贯采取高傲的态度和拖延的办法，折磨、为难英国人。“粤人憾其误国，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讥讽他为“六不总督”，对于英国提出“修约”和“入城”要求，他采取的办法是：要么拒绝，要么干脆不回答。英国人对叶名琛的颟顸(mán hān)作风无可奈何。

　　“亚罗号事件”和“马赖神甫事件”使英法找到了与大清理论的借口。“亚罗号”事件发生后，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的指使下，致函叶名琛，说“亚罗号”是英国船，中国兵勇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送还被捕者，赔礼道歉。叶名琛态度强硬，据理力争，不赔偿、不道歉，只答应放人。

　　英国人动手了，1856年10月23日，英军三艘军舰越过虎门，攻占广州东郊的炮台，3日之内，英军连占虎门口内各炮台。27日，炮轰广州城。29日，攻入城内。

　　据说，当英军进攻广州时，叶总督正在巡视武乡试，他闻讯后微笑着说：“ 必无事， 日暮自走耳。⋯⋯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次日，英军攻占省城外珠江对岸凤凰冈等处炮台，叶名琛闻报后仍不动声色，继续阅看武乡试的马箭比武。他的部下害怕了，说“风大，难马射，请早收围”。叶名琛这才退堂，招集官员到督署商议对策，断言15日无事。

　　叶名琛的镇定，缘于他深信“大仙”。他在总督衙门建了一个“长春仙馆”， 里面祭祀吕洞宾、李太白二仙，一切军机进止都取决占语。“十五日无事”之言，就是大仙告知的。

　　面对英军进攻，叶名琛把抵抗的希望寄托于民众。他下令整备团练二万余人。各地民团积极响应，“城厢内外，各榜长红，约剿杀外人，同仇敌忾”。

　　这一次英军进攻广州，只是要给清廷一点颜色看看，因兵力不足，为等待援军而退出珠江内河。

　　1857年3月，英国政府任命额尔金为全权代表，率领一支海陆军来中国；同时，法国政府任命葛罗为全权代表，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与英国联兵侵略中国。

　　12月，英法联军5600余人(其中法军1000人)在珠江口集结，准备进攻广州。12日，额尔金、葛罗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而清廷此时正全力对付太平天国和捻军，加上“饷糈艰难”，要求叶名琛对英、法“息兵为要”。叶名琛领会朝廷旨意，对战争不作准备。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登陆攻城。部分官兵虽顽强抵御，最终不敌，29日广州沦陷，叶名琛被俘，被押往印度加尔各答，最终死于囚所。他写了一首怀念广州镇海楼的诗，诗中自许“海上苏武”。

　　大沽炮战，天津失陷

　　广州“修约”无果，英、法、俄、美四国公使于1858年4月率军舰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6日内指派全权大臣谈判，迫使清廷“修约”。咸丰一面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前往大沽交涉。5月20日，英法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通牒到期后，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炮台守军奋起还击。然而，多年失修的土炮台形同虚设，再加上仓促备战，武器质量低劣，炮台守军只能处于挨打的地位。双方激战一个多小时后，北炮台火药库中弹爆炸，清军伤亡惨重。直隶总督谭廷襄乘轿奔逃，守军士气大挫，纷纷溃退，炮台失守，敌军登岸。联军长驱直入，直逼天津。6月13日，清政府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在英法军队的威逼恫吓下，桂良等在海光寺分别与英、法、美、俄签订《天津条约》。

　　清政府意识到了大沽海口战略地位的重要性。1858年7月，咸丰任命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督办海防军务，镇守大沽口。9月僧在大沽口炮台原址重建六座新炮台，不仅加高、加宽、增厚，外表还用二尺多厚的砂、土、白灰和江米汁混合的三合土夯筑。炮台两旁的围墙也是用三合土砌就，坚硬如石。僧格林沁还增强了炮台的布防和火力配备，更在海河中设置重重障碍，堵塞了航道，加强守军的战备训练，做了一系列备战措施。

　　1859年6月，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拒绝清廷提出的与桂良在上海换约的建议，率舰队到达大沽口外。咸丰只好让步，命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法公使，同意入京换约，但必须按藩属朝见的常例办理，人数不得超过10人，不得坐轿并陈列仪仗。并派恒福到僧格林沁处传达密旨，说如果英、法不按藩属朝贡仪式，硬要将战船驶入海河的话，就派兵化装成乡勇偷袭。僧格林沁和幕僚研究认为，内河已被阻断，不能让夷船开入。最后商定给皇帝上奏，建议让使团在北塘登陆，从陆路入京。并事先约定在何处入口，走哪条路，礼仪遵循什么。以后若他们不遵循，那就是背约，中国就有了问罪的理由。即使是战，也师出有名。

　　英、法公使断然拒绝，认为他们不是来向皇帝朝贡的，英法作为强国不能从“偏门”进北京，坚持率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僧帅在这时使用了“拖延”战术，他接到咸丰10多份诏书，在英法军舰抵达海河口多日后，迟迟不去通知他们在北塘上岸，由陆路入京。英法公使会商后觉得，进京换约早就多次通告了中国政府，如果被拦阻即放弃有损国家威严，尽管河道被重重铁链与木桩封锁，也只能强行开道，挫败僧格林沁将他们阻于河外的企图。

　　为此，普鲁斯以英法公使的联合名义，下令让舰队司令贺布清除障碍，打开河道。直到6月25日早9时，普鲁斯才接到恒福让他们改道的照会，但24日英国舰队司令贺布已经给中方下了最后通牒。25日早10点军队开始强行拆除河道障碍，准备强行通过。而普鲁斯此时正在外洋的大船上，距贺布所在的炮艇约有八九英里，不可能及时通知贺布。

　　僧格林沁阻塞河道使英军拆除障碍相当困难，直到下午3点，英法联军突破第一道铁戗障碍物，开始冲击第二和第三道障碍物：横锁海口的铁链。此时清军又使出了骄敌之计，炮台上没有竖旗帜也不见官兵，似乎没有做战斗准备。英军准备护送普鲁斯登陆，但因退潮失败，英军搁浅到鸡心滩了。正在此时，双方的大炮开了火。

　　究竟是哪方先开炮，双方各执一词。按英法方面的记载，清军突然开的炮。按僧王奏折，是英军先开的炮。不过僧王忽略了另外一点，英军根本看不见清方一炮一兵，何故开炮瞎轰？更关键的是，从早上他们就动手了，大半天没有发一炮，为何下午3时左右却开炮了呢？如果没有人开炮阻止他们清理河口的铁戗铁链，那他们开炮干什么呢？

　　4时以后，清军炮火减弱。贺布判断错误，以为清军不行了，5时，他下达登陆作战令。1000余人(一说600人)的登陆部队乘坐小船到了南炮台的沙岸前。小船搁浅了，许多士兵从船尾往下跳。登陆后，他们发现面前是泥沼地和三道壕沟。在清军炮火猛烈轰击下，英法军队死伤惨重。英军参战舰艇11艘，被击沉4艘；参战1000余人，死89人，伤345人；法军参战60人，死4人，受伤14人。总计伤亡448人。清方参战部队4454人，死32人。(据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一书考证)

　　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回欧洲，英、法国内一片哗然，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占领京城”。1860年2月，英、法两国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12000余人，法军约8000人，扩大对华战争。而清廷在大沽战役获胜后，幻想与英、法罢兵言和。当英、法军舰兵临大沽海口时，咸丰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心，“须以抚局为要”，派恒福进行谈判。前敌统帅僧格林沁被侥幸的胜利冲昏了头，产生了轻敌思想。认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弃守北塘，专守大沽。

　　8月1日，英法联军知道大沽炮台防守严密，炮火猛烈，而大船又无法驶入河口，以小炮艇应战只有挨打的份，于是选择在离大沽炮台约10多英里的北面的北塘登陆。14日，攻陷塘沽，水陆协同进攻大沽北岸炮台。直隶提督乐善指挥清军英勇抗击。咸丰无抵抗决心，命令僧格林沁撤退。清军逃离大沽，经天津退至通州。8月21日，大沽失陷。联军长驱直入，24日占领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