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梦  百年之内劫难不断

　　英法联军掠劫焚毁圆明园，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从此，跟在侵略者屁股后面抢掠的本国流氓、地痞和愚民对圆明园进行了近百年持续性的破坏，延续了这座万园之园的悲情命运，使其最终沦为“废墟”，化为尘泥，直到慢慢消失……

　　同治重修：残迹的彻底破坏

　　编撰｜周涵

　　英法联军破坏圆明三园，本想将其夷为平地，但终因三园的范围太大，未能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有不少建筑还是侥幸地存留下来，特别是北部，免于灾难的就更多。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冬天，内务府大臣明善堂郎中贵宝的调查报告称：圆明园尚存有十三处建筑，计“庄严法界”、“双鹤斋”、“紫碧山房”、“鱼跃鸢飞”、“耕云堂”、“慎修思永”、“知过堂”、“课农轩”、“顺木天”、“春雨轩”、“杏花村”、“文昌阁”、“魁星楼”。

　　其实圆明园所残留的宫殿，不仅仅是这十三处，报告中遗漏很多。如“蓬岛瑶台”、“林渊锦镜”、“藏舟坞”及长春园内的“海岳开襟”、万春园的“大宫门”、“正觉寺”等，此外尚存留着不少的附属建筑。只要翻开雷氏重修的图样里，常见粘有“现存”二字，就可以证明贵宝所报的并不是焚后的全貌。

　　以贺寿为由修复

　　同治继位时，年纪很小，由他的母亲——东、西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在表面上看，两个太后都有权过问政治，实际上，大权掌握在西太后慈禧一人手里。当时与太平军的作战日益吃紧，西方列强也阴谋再举进犯以便达到其瓜分中国的目的，形势对清廷十分不利。

　　这种局势未引起统治者的足够认识。他们反而惋惜自己生活的突变——由于圆明园及其附属园苑的焚毁，同治年间不得不改变清廷历代园居的生活习惯，呆板地住在皇宫里。统治者们感到紫禁城内的殿阁结构太谨严，生活很不习惯，曾发出“红墙绿瓦黑阴沟”之幽叹，魂牵梦绕着圆明园中的美丽风景。

　　1873 年是慈禧的四十整寿，此时同治帝已经成人，觉得该有点举动，才能算是庆祝母亲寿辰，于是奏请两宫太后，提出修复圆明园。他要对两位太后表达孝心，让她们能在一个安静的宫苑环境里好好颐养。

　　实际上慈禧也想重修圆明园，她过惯了奢侈的生活，不愿在禁宫里居住。

　　这一次的修理计划，共有三千多间。包括圆明园大宫门、二宫门、正大光明殿、勤政亲贤、九州岛清晏、上下天光、杏花春馆、万方安和、武陵春色、紫碧山房、鱼跃鸢飞、绮春园天地一家春等21个景区，还有围墙、道路、桥梁、船坞、码头、船只等杂项。

　　现存的修缮蓝图显示，整修工程并无意要准确地恢复原状。在重建的过程当中，在这里增加一点或在那里添置一些新的东西，具有一定的弹性，甚至有个别的建筑做了大幅度的更动，意在使新的比旧的更好。

　　财政吃紧被迫停工

　　重修工程经常受到预算问题的困扰，这不是皇上的权力或太后的热情所能解决，所以营建工程常常因为财务吃紧，缺乏必需的建材，尤其是缺少大根的原木，而被迫延宕。没有多久，大量的城墙、道路、桥梁、水闸、庭院和游船等都无法完工，许多重要地点的营建工程，包括“清夏斋”、“鸿慈永祜”、“上下天光”、“万方安和”、“鱼跃鸢飞”等，都无法开工。在修建工程停止前，只有少数个别的建筑得以完成。无数未使用的建材堆放在还没完工的空地上，整个营建地点只用木栏杆围起来作为保护而已。

　　在财政的压力下，同治帝同意把原来万春园内为了供两位太后颐养而修复3000间厢房的工程减少至1420间，减幅超过50%。同治皇帝显然十分焦急，想要及时完成部分工程来庆祝他母亲即将来临的四十岁生日。  

　　内务府的记录显示，经常是工程将开，而经费尚无着落。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去要求私人奉纳和捐献，但到1874年5月17日为止，也仅仅筹集了30万两白银，而工程经费估计高达几千万两白银。尽管捐献总金额无足轻重，官员们还是感到不胜痛苦，兵部主事王家璧就指出，捐献已经让许多官员的家庭破产。王家璧因此建议同治皇帝寻找更多可行的财源，例如从海关征收鸦片税，或放缓重修圆明园的进度。

　　当时不仅缺钱，也缺乏建筑材料。在工程进行中，他们拆掉园内的藏舟坞和三山(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处的旧材，来补救一时的急需。但旧材不足全部工程所需的十分之一。于是又将近春园与熙春园、器皿库与灯笼库等地的木材、石料、瓦片都计算在内。同治帝需要至少三千根重木，他曾多次向湖北、湖南、福建、浙江和四川等生产林木的省府官员寻求协助。

　　清朝统治者为了自身的享受，几乎动员了全国力量。清廷内务府的经济来源，除了婚、丧、万寿大典由户部供应外；其他的经常费用，在同治十年后，每年由户部拨给六十万两，作为补助；此外尚有各省的关余和盐款，也是主要收入。在雍正、乾隆两朝的所谓全盛时期，因收入丰盈，国库每月都有盈余，最高峰时盈余相当于两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虽然频年大兴土木，也从不动用户部的钱款。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导致大量白银外流以及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入侵，给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清政府的财力十分枯竭，同治时内务府的财源也几乎濒于绝境的地步。在这样的经济情况下，重修圆明园，自然不会顺利，也不可能完成。

　　同治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做出工程暂缓的决定，仅在紫禁城附近适度翻修三海，即北海、中海和南海，以供两位太后颐养。当修复工程正式结束的时候，已经耗费掉481万两白银。尚未使用的木材和石材只好储存起来，挂在“鸿慈永枯”屋顶上的大梁也被拆下来保管。

　　从此以后，清朝统治者十多年没有大兴土木。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失败，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慈禧动用了海军造舰费，修复了“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这就影响了海军的后备力量的补充，成为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慈禧太后极为欣赏有大湖与翠山环绕的颐和园，似乎把已经沦为废墟的圆明园忘掉了。

　　同治年间这些重修之举，仅仅为了慈禧等几个人的欢欣，却对圆明园遗址造成了重修性的破坏。涉及遗存山水、花木、屋宇、桥涵、路径等园林要素的位置、布局、体量等项的改变，彻底抹掉了部分实物，破坏了初始阶段遗址的部分原真形态。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振铎打比方说：“这就好比一个人脸部被打伤了，却盲目地做了整容手术，毁坏了被打伤的证据”。

　　被英法联军焚毁后的圆明园虽然破败、萧条和屈辱，但它是历史的真实显现，见证了岁月的风雨沧桑，盲目的重修是对历史施加新的扭曲和伤害。

　　(参考资料：《园明沧桑》，文化艺术出版社；《圆明园风云录》，穆景元著，辽宁大学出版社)

　　庚子再劫：八旗兵趁乱势洗劫

　　文｜周涵

　　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与新兴的日本帝国签订了1840年以来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侵占最为严重的《马关条约》，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不可调和。中外矛盾迅速上升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局势下，19世纪的最后五年间，义和团迅速发展，并于1900年控制了京津地区。

　　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意在中国大地上驱逐外来势力，恢复中国原有的社会秩序。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清军击毙后，各国以保护公使馆为名，派兵进入北京，以东江米巷(后来的东交民巷使馆区)为中心，与义和团展开了激烈的攻夺战。为了解救在京被困的西方外交官与教会信众、各国侨民，英、法、德、俄、奥、意、日、美八国组成联军，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八国联军于8月16日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于前一天仓皇逃走，北京再一次落入外国入侵者的手里。

　　拆园最烈者为八旗兵

　　1900年的入侵者比1860年的人数更多而且更为凶残。他们又一次展开抢掠和纵火，范围更广，持续更久。抢掠的地点包括有钱人和满洲贵族的家，掠夺者不仅仅是军队，外交人员与传教士亦参与其中。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抢掠现场看到，那些掠夺者的争抢场面只能用“暴动”来形容，许多中国俘虏遭到残暴的虐待和无情的枪杀。当时一位美国作家感觉“这些中国人遭受的对待就像罗马暴君尼禄在位时期的基督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战争发动的一年前，这八国列强全都加入了1899年的海牙公约，明文禁止战时抢夺和恣意杀戮。

　　这一时期，新建成的颐和园和残破的圆明园也遭到了摧残。八国联军入京后，董福祥率战败的甘军北逃出京，德国马步队追击董军直至南口，此时董军已逃至怀来，德军追赶不及而返。德军部队一部分驻朗润园，英军驻颐和园，意军驻玉泉山。当冬天来临时，盘踞朗润园的德国侵略兵，窜到正觉寺拆走大殿的门窗当柴烧，砍坏佛像的鼻子，抢走寺内珍存的大量西藏进贡的锦边彩画佛像及青铜梵文大钟。与1860年的浩劫有着同样的丑行，入侵者为了分赃而成立了一个奖金委员会，并在英国的使馆举行拍卖会。

　　但也有专家认为，到目前为止，尚无史料证明八国联军曾经进入圆明园进行劫掠，在这一时期真正让圆明园遭受劫难的是当时清政府驻守西郊的八旗兵、太监以及地痞流氓。据王威所著《圆明园》一书记载：“城外的驻军与恶霸们活动得更凶，他们乘机大肆洗劫西郊各园的陈设，圆明园也不例外。他们将殿座亭榭及宫门和铜狮等一齐拆下来出卖，连砖瓦、石料都不肯放过。”

　　外国军队撤离时，京城暂时处于无政府状态，驻守西郊的散兵游勇、太监以及恶霸蜂拥闯进圆明园，再次劫掠院内陈设，大肆拆毁园内的殿堂、亭榭，盗运园内的砖瓦、木料等。其最甚者为本地土著的各旗营，曾经调驻城内，此时却都逃出城来。他们手中操着斜五排快枪，回到家中化兵为匪，自由结合，聚众大拆圆明园宫殿、砍伐树木。只一个月时间，整个圆明园内的树木及原来残存之建筑荡然无存。圆明园的西路毁于精捷营，北路毁于河北黄营，长春园毁于白旗大小营，其拆园最烈者为厢白旗小营与精捷营的八大恶棍首领。

　　守园太监与拆匪激烈枪战

　　长春园中环形的“海岳开襟”原是建在湖中双层汉白玉石园坛上的一座金碧辉煌、宏伟高大的建筑，由于船只被焚，无船可渡，在1860年英法联军之役幸免于难。光绪年间，慈禧还专门到此游幸，因此修葺一新，并由湖西岸上之“榴香渚”方亭至此添修长木板桥一道，桥侧安装红色栏杆。由于八旗拆匪扬言要拆此处，该处太监首领杨四率领四名太监，园户头目周德海也率领园户十名，日夜共同驻守。精捷营正白、正黄两旗头目扬言将于九月初七夜拆“海岳开襟”。

　　于是杨四、周德海等人将木桥拆毁一段，堆积树枝与沙袋，修成工事，又从熙春园请来六名枪手，帮助防守，其他太监与园役也架上大抬杆枪埋伏在沙袋后面。当天夜里，近百名旗民，携带斧锯绳杠由西岸上木桥，发现桥被拆断，八大匪首喊话，责令杨四、周德海搭上桥板，否则如攻上去难逃一死。周德海一声令下，众枪齐发，当场击毙10余人，落水六七人，拆匪被迫退回西岸逃走。

　　至10月初，“海岳开襟”仍十分完整。后来，守方意见不一，又恐天寒结冰，无法防守，更怕敌方拆匪的报复，于是，守方人员纷纷辞职回原籍。此消息被厢白旗小营知道，该旗匪头目，常作绑票勒赎的勾当，他们已从圆明园中掠到不少财物，现在知道周、杨二人撤出，便于10月14日率60名旗民，将“海岳开襟”全部占领，撬开大量陈设箱子，将珠宝奇珍一夜抢光。硬木桌椅一类的笨重之物，又抢运了三昼夜。最后将殿宇柱子锯断，用马车运走可使用的木材，砍掉园内巨大的松树和柏树来卖钱。

　　事实上，这种肆意的破坏让圆明园内的殿堂楼阁完全消失，那些被偷来的木材，从柱子到窗框全都拿到附近的清河镇，堆积成一座“小山”，等着变卖。即使从园内拿走的小木片和树枝都可以在市集上找到，并被人当做烧火的木柴来使用。至此，一组水中楼阁建筑群，便只剩下废墟。另外还有全部铜铸品，也是在这时被洗劫的。

　　万春园的西南角，有东庙和西庙，二庙相连。东庙为“敕建河神庙”，祭祀本园的河神，西庙为“惠济祠”，祭祀运河龙神。两庙前各有两根旗杆，周围有黄柏林木数百株。这两座庙与大片柏林，在1860年之役中免于火劫，保存相当完整。事后，每年二月初九与八月初四春秋大祭，均由河工大臣与圆明园总管致祭。在这次庚子劫难中，旗民蜂拥而至准备拆除发财，他们甚至为“争拆”发生冲突，进行了枪战，双方各死十余人。后经中人调停，改为合作共同拆售，售出之价由双方平分。至此二庙与大片柏林均夷为平地。

　　万春园中的“庄严法界”，也是英法联军毁园时的幸存者，其位置在“鉴碧亭”的北岸，入内正殿5间，东西配殿各3间，东边还有“蔚藻堂”，为南向5间，建于太湖石的高台上，也都在这次被毁。

　　清廷无力执掌圆明园

　　圆明三园被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破坏洗劫之后，一直还是作为皇家的禁园，由老太监守园看护。对圆明园一直念念不忘的慈禧太后，在她即将从西安返回北京的前夕，1901年8月28日在西安颁发了一道懿旨：命令正与各国公使谈判的全权大臣奕劻，在议订和约，将颐和园、圆明园一带收回清廷后，要派得力官兵小心守护，“毋稍疏虞”。

　　但是，动乱后的巨额赔款进一步加重了清廷的财务压力。1904年，清朝政府正式下令裁减圆明园部分官员，撤销圆明园的总管机构，使圆明园陷入了无人管理的状态。尽管圆明园到1909年时仍然有16718人之多，“但他们大部分是以前园户的成员，包括妇女和孩童，而对圆明园来说，他们是破坏者而非保护者。

　　经过这次严重破坏，园内一些地方已变成芦苇连片，麦垅相望，如同田野一般。虽河湖水系依然，但因一些桥涵被破坏已部分不能度跨。除园墙、万春园宫门、正觉寺等极少处圆明园遗址原真性的景区外，其余皆已失去了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罪行的真实物证。

　　1911年，清政府为把废园管理起来，决定将它附属于颐和园，由清廷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等进行管理。

　　(参考资料：《圆明园风云录》，穆景元著，辽宁大学出版社)

　　民国时期：取之不尽的建料场

　　文｜申桐

　　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结束了清王朝260多年的统治。民国政府给予溥仪许多优待条件：清帝仍保留其皇帝尊号，允许继续住在紫禁城内，由国民政府每年供给400万元的费用；对清帝及皇族原有的私产加以保护。这样，原属皇家所有的园林，包括圆明园、颐和园等，自然仍归清室所有。

　　尽管圆明园形式上继续由逊清的内务府监管，但动荡不安的民国政府无法履行诺言，没有防卫能力的皇室很容易沦为腐败政客和粗暴军阀的牺牲品。这一时期，不少清室的陵墓被炸开盗窃，大军阀孙殿英就指挥军队炸开清东陵的乾隆、慈禧等墓，盗走大量陪葬珍宝。此时的圆明园虽已残破不堪，却因其显赫名声而成为许多贪心人的目标。太监、军阀、官僚、地痞、奸商等对园内的残余物资肆意掠夺，大批的砖瓦、木材、石料等继续被盗卖，无数精美的汉白玉石雕、石碑以及假山太湖石等被盗走后，用去装饰和修建私人宅院和墓地。

　　1913年，李大钊同友人凭吊圆明园遗址时，写下了“吊圆明园故址”的诗，序言中写道：“夕阳影里，笳鼓声中，同友人陟高冈，望圆明园故址，只余破壁颓垣，残峙于荒烟蔓草之中，唏嘘凭吊，感慨系之。”百感交集之际，慨然赋诗写下了“玉厥琼楼委碧埃，兽蹄鸟迹走荒台。残碑没尽宫人老，空向蒿莱拨劫灰”的诗句，形象地描绘出了当时圆明园的悲惨状况。

　　卫兵亦是盗贼

　　初期的北洋政府当局公然向紫禁城内落魄的清朝宫廷索求圆明园的物件。1915年，为了装饰在北京繁华商业区新翻修完成的正阳门，内务部总长要求内务府批准，从圆明园西北角落附近的安逸堂里，搬走两只石麒麟。同一年，北京的军方将领提出要取圆明园内的假山湖石。不管多么不情愿，内务府没办法拒绝这些索求，只好答应。有一次内务府在溥仪的同意下，自愿帮助民国政府从圆明园挑选并运送51块太湖石。

　　随着“总统”袁世凯去世，政局变得更坏，圆明园的保护工作更为困难，事实上这座荒芜的园林已经成为盗贼唾手可得的猎物。溥仪从太监总管王和喜那里接到有盗贼闯入圆明园的报告，他除了寻求北京政府的帮助根本没有其他办法。警察捉到至少三个盗贼，他们承认在圆明园里偷走了数百块石材。可是，过了没多久那些警察甚至士兵自己都变成了盗贼。在1919年秋季的一天，数十名士兵放肆地在文源阁遗址上运走几十辆马车的太湖石。清室向北京的步军统领提出强烈的抗议，但毫无用处。

　　同年，驻扎在西苑的边防军炮三营高副官和十几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圆明园，并用三辆大车拉运砖块。溥仪被激怒了，他向陆军部抗议，重申圆明园完全是他的私人财产并得到政府当局所给予的保护，可是当卫兵变成盗贼之后，合法的保护变得毫无意义。民国政府的朝野人士不断地侵犯圆明园的完整。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事件发生在1921年，有两营属于十六师的军人殴打婉言拦阻他们的园内仆役，强行进入圆明园掠夺，他们拆毁舍卫城的城墙，搬走许多太湖石，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来掠夺。这期间，没有一个人敢拦阻他们。

　　民国政府的文职单位同样对圆明园投以贪婪的目光。1921年，北京龙泉孤儿院逼迫溥仪将圆明园的西墙砖块和园内的湖石捐赠给他们，作为扩充院址的建筑材料，并且辩称这些废弃的物料应该用在公益上。1922年，燕京大学的传教士管理者为了在校内建筑莫根园，要求在邻近的圆明园拉运大量的石材。这两项用途也许还可以说是用作公益，但其他人就纯粹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同年，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想从圆明园的遗址“借用”一些建材为己所用。薛之珩不是唯一一个提出这样要求的具有影响力的官员，其他官员也曾到圆明园押运载满数十辆大车的太湖石，不理会皇室驻守圆明园总管王和喜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