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和园靠卖圆明园物料过日子

　　绮春园大宫门原本是完整保留下来的一处，这一组建筑群具有相当规模，除宫门外，尚有东西罩门，东西配殿，门前有一对石狮，南边建有红色照壁一座，门东边建有膳房，门内东西各有配房，门前石路两侧有桧柏百余株。在1900年的庚子之役时，由成府村会首团练局用武力保护，八旗拆匪的阴谋没有得逞，所以这一处是经过1860年和1900年两次劫难后保留下来比较完整的建筑。

　　民国后，香山慈幼院计划修建香山中学时用低价从颐和园事务所的润贝勒手中，将万春园大宫门整组建筑买下，全部拆走，门前的大桧柏也被砍光。这一时期，颐和园事务所的一大部分收入，就是靠卖圆明园的残余物资过日子。空车进去，自己随便装满一车，出门交一块钱。有些有势力的人，任意选取，根本不给钱。

　　为了尽力防止无休止的从圆明园夺走物料的行为，三位内务府大臣绍英、耆寿和宝熙于1922年9月向北京的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强调禁止从圆明园遗址夺走任何一物。王怀庆承诺会给圆明园遗址做最好的保护，但讽刺的是他自己就曾经派出数百个工人手持尖锄、斧头和铲子潜入圆明园，拆下环绕舍卫城的坚固围墙，拆除“鸿慈永祜”的大墙，还拆毁巴洛克式建筑的砖墙，以便用这些石材兴建自己的私人花园——达园。

　　他不仅公开拉运，而且由副将亲自督办。时任北京市地方长官“京兆尹”的刘梦庚，则在王怀庆的庇护下，从长春园、绮春园强行拉走太湖石623车、云片石104车。而步军统领聂宪藩，原本是负责保护遗址的，却也派人从长春园拉走太湖石352车。因贿选总统而臭名昭著的曹锟，在担任巡阅使期间，为了修建自己位于保定的巡阅使署花园，从文源阁拉走太湖石数十车到西直门装上火车，并由卫兵负责押运保护。

　　1924年，东北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北京，他从圆明园搬走了大量汉白玉，运到辽宁去建造自己的墓地。与此同时，一名富裕的德国军火商从圆明园搬走不同种类的建材，来建造他的翠华花园。就在这样肆无忌惮的拆毁中，圆明园的城墙迅速消失。

　　城墙被拆掉之后，人们就打园里土地的主意。当清华大学于1923年开始新的学年时，校长曹云祥正式要求清室提供圆明园遗址的部分地皮，以扩充大学的用地。这位校长相信把圆明园的土地给予清华大学，将是保存古迹的最好方法。曹云祥拿不出太多的现金来购买土地，于是他建议特别对满洲籍的学生提供大约26万元的奖学金作为对清室的补偿。这项建议看来颇具吸引力，因为在此之前并没有一个满洲籍的学生进入这一所崇高的学府。不过，溥仪把这项建议束之案头，不做明确的回应，因为他不愿意出让任何一寸土地，他担心一旦这样做的话，圆明园的遗址就将会永远地消失无踪。

　　指标性遗物被移走

　　圆明园的整体性虽然暂时得到维持，但在1924年的一整年中，园内的物料仍然不断地被人搬走。北洋政府的秘书长王兰亭直截了当地向内务府通报，要求从圆明园内的假山运走一百车的山石去建造他的私人庭园，而清室无力阻止这些举动。同年年底，一连骑兵在没有知会内务府的情况下，就驻扎在圆明园的遗址里。掌管燕京大学的外国牧师们，在1925年踏进圆明园，把安佑宫的石柱和工艺品搬运到燕京大学的校园内。当清室要求警察详细询问这些牧师，所得到的答复是，这些石柱放在校内保存会更安全。在北京市内的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董事会，也认为把那些倾圮石块留在园内，并不安全，所以他们建议溥仪把残余的石料运到他们的公园内，做妥善的保存。类似的要求，陆续不断，但溥仪并不这样认为，他觉得另觅新址是处理圆明园遗物的最好办法。

　　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北平特别市政府接管圆明园后，遗址又遭到了更加有组织的损毁。为了修筑高粱桥经海淀至玉泉山的石碴公路，北平市政府先后下令拆毁了圆明三园的4800米南墙和长春园东侧的全部虎皮石墙，砸成碎石以补石碴之不足。同时还组建了“清理圆明园园产事务所”，并将园内所谓的“废旧砖石”变价拍卖，大宫门外的影壁也被招商投标卖掉；西洋楼石门左右的石柱连顶，则被卖给商人修建绥远阵亡将士碑。当局甚至明文规定：圆明园内所有虎皮石可一律出售；西洋楼故址的大理石、青条石，凡雕花粗镂者亦可出售。

　　溥仪关于为圆明园遗物另觅新址的想法也未被尊重，一些具有指标性的遗物仍然被移走。好几尊外表优美的青铜兽和山石于较早时就被挪移到颐和园里；在万春园入口的新宫门有不少厢房、影壁墙、拱门和石狮子，被前清的贝勒卖给一个慈善机构作为中学的校舍；江朝宗(北京步兵统领)修建北京中央公园时，移走了圆明园“坐石临流”的“兰亭八柱”和“石屏风”，以及万春园的仙人承露台的石座与长春园的太湖石；燕京大学建校时，通过颐和园事务所购得圆明园“安佑宫”的望柱4根，龙凤丹陛石一块，汉白玉雕成的石麒麟一对，植树碑一座，西洋式线发桥一座，喷水石座2具，“谐奇趣”前面的喷水石鱼，以及福海沿岸的大量花岗岩石料和太湖石；

　　1930年，建北京图书馆时，也在圆明园取了不少材料，除了“安佑宫”的一对华表外，还有长春园大东门外的石狮子一对(现仍安放在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外)，文源阁石碑两块、福海西岸“望瀛洲”昆仑石一块、黄色太湖石两块和带有汉白玉石座的象皮青太湖石一块。北京颐和园东宫门丹陛台阶石，则是取自“安佑宫”大殿前；现在“仁寿殿”前铜麒麟一只，取自长春园的二宫门。最近经专家鉴定确认，南京中山陵附近的谭延闿墓周围的汉白玉祭台、牌坊、华表、石狮、花盆和牡丹花坛都是北京圆明园的遗物。

　　大量笨重的物料被挪走之外，被前清太监、旗民和当地居民偷窃的许多小东西，更是难以计算。凡是能作建筑材料的，如方砖、屋瓦、墙砖、石条、石柱、紫铜管道，甚至碾米作坊奸商向大米中掺假用的白沙粒等等，无不从圆明园废墟上搜刮。从民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每年都有上百辆大车装满圆明园残料拉走。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居民几乎每天都目击有人从圆明园运走石雕、青铜铭文、太湖石、砖块、瓦片，和其他各种大量建材。当时连附近农民家里的猪圈都是用圆明园的砖石砌筑的。

　　英国作家丹比于20世纪30年代观察到，“在北京许多简陋的石匠店铺里，可以买到精美的、刻在石头或大理石上的双花环、花朵和外国主题的雕像，这些石雕取自欧式建筑的宫殿，一两块钱就可以买到”。

　　自此之后，人为的抢掠、火灾和气候的侵袭，使圆明园沦为不见人烟的荒野。1931年3月，中国建筑协会为了唤醒大众保存历史文物的意识，趁纪念宋代建筑师李明仲(诫)逝世821周年的机会，主持圆明园的历史与遗址公开展览会，向民众展示地图、模型、手册、山石、碑文、文件、诗作和书籍等物品。这场展览会虽然引起极大的注意和吸引大批的民众参观，但是在当时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之下，对历史文物的保存知易行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京(当时叫北平)附近的饥饿农民、前清太监和前清的满洲旗民，来到圆明园的旧址上挖地，把这里变成了农场。结果是山丘被夷为平地，湖泽被填为耕地或作为鱼池。圆明园遗址首次遭遇到从地表消失的威胁。

　　到1949年北平解放前，圆明园这座皇家园林已被掠夺破坏净尽，几乎变成了一片荒凉的野地。只剩下西洋楼若干石柱，孤零地矗立在丛灌之中。

　　建国后：“废物”利用再破坏

　　文｜袁新

　　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京西郊的圆明园，昔日的皇家园林，如今的一片荒墟，回到了人民手中。据王威教授当时对圆明园遗址的调查证实，“在这一片废墟里，我们可以看到的遗迹是不多的”。园中最大的人工湖——“福海”，它的范围大约有颐和园内的昆明湖的一半大小。当时南岸的花岗岩在1953年时还在，但此时已经倒塌。“福海”中央的“蓬岛瑶台”，只有巨大的石基和破砖碎瓦，上面的建筑物早已荡然无存了。

　　当年宫廷区里的庄严巍峨的“大宫门”、“出入贤良门”、“正大光明殿”、“勤政亲贤殿”、“九州清晏”、“上下天光”、“杏花春馆”、“万方安和”、“安佑宫”、“紫碧山房”、“舍卫城”等处遗址，所留下来的多半只是当年的石基和墙砖。

　　全园以“西洋楼”一带的残迹较多，其中“远瀛观”正面与“大水法”的巨大的汉白玉“石门”尚屹立着，雕刻得极为精细。1860年以后，西洋楼是非常完好的，楼房四壁后来被恶霸和军阀拆去。现在残留的是一些石门柱一类的东西，这些不是因为太大移动不了，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才得以保留下来。

　　在一片废墟里，偶而也可以看到一些断墙残壁和几个不完整的拱形石桥，其中三孔桥较为完整，房屋一栋未见。全园的大小宫门也差不多全部被毁。1953年还残留下“运料门”一座。此外，在1953年时花神庙处尚遗留一棵高达六七丈的马尾松。圆明三园周围的虎皮石围墙，还残存的不少。此外，圆明三园硕果仅存的古建筑“正觉寺”，已经成为清华大学的教职工宿舍。

　　从1860年到1949年九十年间，圆明园虽然历经劫难，但因它基础雄厚，始终没有像阿房宫一样被湮灭。作为一代名园的遗址，它不仅在我国造园史上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是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见证，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此，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保护圆明园遗址。

　　周总理指示要保护圆明园遗址

　　50年代初期，为了使圆明园遗址受到保护，周恩来总理曾对梁思成先生明确指出：圆明园遗址要保护好，地不要拨出去，帝国主义把它烧毁，以后有条件可以修复。当时的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这一精神，发出“圆明园一草一木不准动”的指示。但由于园内有着700户约3500口农民，他们占用了园中近2000亩(约133公顷)的土地。这些农户为了生产和生活，仍不断挖山填湖，占地建房，扩充耕地，因而遗址仍然受到破坏。

　　那时，圆明园遗址还没有专门管理机构，仍有人继续盗运建筑材料，1951年上半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两次行文，指令北京市公园管理委员会严肃处理两起砸运圆明园太湖石、石块事件，并且发出通报。1953年，周总理又及时制止了中央党校拟在圆明园选址建房方案，并对主持党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杨献珍说：“圆明园这地方，总有一天会整理出来供国人参观的，国耻勿忘，圆明园遗址是侵略者给我们留下的课堂。”彭真市长对圆明园遗址和遗物也多次特别关照，曾明令：“今后任何机关，不得移用圆明园石块。”正是由于这些高层领导的高瞻远瞩，在首都建设用地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圆明园遗址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

　　同年，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向市政府请示在圆明园遗址开辟60亩苗地，很多人赞成这个方案，因为考虑到这个地方水丰而土泽，地形多样，小气候条件好，建筑基地占地比重也不大，可用面积很大，而且文物、历史、科学、艺术互相之间衬托，可以相得益彰，不是相克，而是相生。因为那时在城市规划上，一直把圆明园遗址定为全市性公园绿地，并未做过详细研究，对建植物园的方案没有批准。

　　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把植物园定在这里，对遗址还能起到保护作用，或许不致造成后来的继续破坏。从1956年至1960年，北京市园林局征购了园内除稻田以外的全部耕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全面绿化，到1961年秋，园内共植树72万余株，绿化面积达1300余亩，初步改变了遗址的荒凉景象。但是由于稻田没有征购，没有解决农民造田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

　　六、七十年代：连地基里的石材也不放过

　　上世纪60年代，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生产队又把征购了的土地要了回去。历年植树和已征用土地暂时移交当地生产大队管理使用。从那时起，人口也迅猛地流入园内。于是农民便大规模地进行平山、填湖、造地、砍树、拆遗址、盖房子活动。更有甚者，公社一级的马场、猪厂、鸡场、鸭厂、大型的面包厂、机械修造厂、区供销社的土产部、区级印刷装钉厂、打靶场……都在这块无人管理的土地上发展起来，居然成了一个自由王国，各自随心所欲，毫无顾忌地去改造这个遗址。例如万春园西南部，有两个水中岛屿，一处是“绿满轩”、一处是“畅和堂”。由于园中农民造田，生产队队长指挥参加劳动的北京大学的几十名教师，用大绳和撬棍，把大量的山石拉下水中，然后再把岛上土山挖平填入水中，最后造出了面积并不大的农田来。

　　1962年5月，圆明园遗址已征用的土地，全部由市园林局移交给海淀区人民政府，而区人民政府又将土地交给园内生产单位使用和管理。为了发展生产，加上园内农民对保护圆明园遗址缺乏认识，忽视了对遗址的保护，仍继续砍伐树木，挖山填湖，造成了遗址新的破坏。

　　十年动乱期间，历史文物被当成“四旧”横扫。圆明园文化遗址再度陷入无人管理的状态，又一次遭到严重毁坏。金鉴是这次毁坏的目击者和参与者，他在《圆明园最后一次毁坏》一文中回忆：

　　事情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正在北大附中上初中。因为中苏关系极为紧张，毛泽东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响应。各单位主要的任务是挖好防空洞或防空壕。学校为了适应战备的需要，班、年级，都按连队编制，我们班被编为69连1排。

　　挖防空洞或防空壕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学校就发动学生去拣砖头。有人说圆明园有碎砖头，有些连队便组织人去打探，回来说圆明园确有砖头。就这样，全校齐响应，各连(年级)各排(班)，纷纷组织开赴圆明园，圆明园便迎来了历史上的最后一次毁坏。

　　当时的圆明园是一片废墟，没有围墙，附近许多单位、学校都去圆明园拣砖头。我们基本上是在靠近公路的万春园、长春园附近拣砖头，这样便于集中和运输，在西洋楼地区拣的砖头也比较多。西洋楼地区一般都是西洋式的汉白玉构件，像样儿的整砖早已被人拣去，许多同学拣不到砖头，就找来锹镐挖掘建筑的地基，获得不少完整的城砖。西洋楼海宴堂水法(喷泉)的锡海底座(土台)，下边的地基被有些单位挖了很深的地沟，城砖基本上被挖干净了。靠公路附近的遗址，砖头都被拣得很干净，要想有收获，就不得不深入到园子的内部去。我们拉着小车，拿着工具走得很远，在一个觉得很偏僻的地方发现一座亭子的地基，地面上的方砖还保留着，我们便拿镐锹撬。看着很完整的方砖，经过一撬，有些便碎了，但是我们依然收获颇丰，满载而归。

　　北大附中的南边有一个屠宰猪的工厂，它的南边就是皇庄中关村南北大街。在拣砖的日子里，我们天天可以在圆明园里见到隔壁屠宰场那辆嘣蹦响的三轮汽车，他们从圆明园运的不是砖头，而是一米来长的汉白玉或是青石材料。圆明园一般成材的石料，民国时期已经被官僚政客洗劫一空，但是建筑地基还有竖立着的墙基，他们看到合适的材料，便用倒链将材料从土里拉出来装到车里，一米左右这样的材料，一次可以拉上两三根。那个时期，几乎每天上下学都可以看到这辆汽车往返拉圆明园的石料，可以想象，他们的防御工事应该是非常坚固的。后来，这个地方盖起了楼群，不知建楼挖地基时是否挖出地下用圆明园石料建筑的坚固的防御工事。

　　据统计，仅1967年到1971年六年间，就有216处土山被破坏，100多处建筑遗址被拆毁，2万多株树木被砍伐，10多公顷绿化带被侵占，甚至出现一次拆毁原有围墙800米(原来仅存1200米)，一次运走圆明园石件582车等严重事件。圆明园内遗址，10多个企业单位先后进人，占地约23公顷，大小20多个居民点相继形成，其中大部分都座落在遗址的中心地带，有的还建在著名景观区旧址之上。

　　清华大学的单身教职工宿舍——园内唯一遗存的古建筑“正觉寺”，一直到60年代，依然保持的很完好。后来清华大学退出，海淀机械修造厂乘机进入。特别是从1975到1977这两三年中，该厂大量修造厂房及生活区，乱拆乱建，致使百分之九十被毁光，并且砍光了近百株的松柏树林。至此，一处仅存的完整的圆明园之遗存古建筑，宣告消灭。

　　成立圆明园管理处

　　圆明园中有7个生产队、700多个劳动力农户，在园内搞农业生产，他们为了发展生产，每年每季，都不断有人在挖山、平地、填湖。聚居在园内的小村落不断增加人口，添建新房。如果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圆明园的遗址将不断遭受破坏。最终，现存的山形水系及古建筑遗迹将像阿房宫一样完全消失。而圆明园将变成无迹可寻的一片村落及农田。

　　许多有识之士见此情况非常痛心，为了挽救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址，为了弘扬祖国的优秀文化，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了发展旅游事业，应该保护和整修圆明园遗址。为此，他们到处奔走呼号，根据人民的要求，为了加强圆明园遗址的保护管理，1976年底，在北京市园林、文物部门的关心下，经北京市建委批准，海淀区成立遗址专管机构——圆明园管理处，遗址保护从此揭开了新篇章。

　　圆明园专家赵光华先生在《圆明园及其属园的后期破坏例举》一文中，针对1860年以来圆明园遭受的历次劫难，提出了“火劫”、“金劫”、“木劫”、“石劫”、“土劫”的概念。1860年英法联军以掠夺珍宝与焚烧圆明园建筑为主要罪行、以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为目的，这被称为“火”、“金”之劫；1900年八国联军、驻防圆明园的八旗兵对园内大、小树木、残存建筑、木桥的彻底破坏，以发国难财为目的，称为“木劫”；辛亥革命以后，以官方、一些社会团体对圆明园内的石料、石雕、太湖石、砖瓦的偷盗为主，因其数量相当巨大，所以称之为“石劫”；建国以后，直到“文革”时期，针对挖山、填湖、造田为主要内容的毁园行为，以增加粮食生产为目的，所以称之为“土劫”。

　　无疑，这五劫对圆明园来说都是致命的劫难。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从此，圆明园漫长的劫难开始了，在人们的贪婪、愚昧甚至是敌意中，它受伤的躯体化为尘泥，慢慢地消失，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