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0个温州弃婴北上河南求生

　　“50多年前，我送他们走。现在，我要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回来”

　　2008年，温州市儿童福利院的档案室内。  

　　外面的阳光渗进档案室内，飞尘在光线的照耀下，忽起忽落。

　　年轻的女记者林倩看完许多档案材料，问曾在温州教养院(福利院前身)工作的李阿姨：“你还记得自然灾害时那些孤儿的事吗？”

　　李阿姨：“记不清楚，只是觉得突然来了很多孩子，到处都是哭声……”

　　这是导演陆建光新拍电影《血缘》中的一个片段。

　　影片中的女主角林倩是温州当地报社的记者，她不断帮助50年代被送到河南抚养的温州弃婴寻找亲人。

　　而影片中的李阿姨，陆建光说，现实中也是有原型的，是温州一个叫李根程的老人。

　　他顿了一下又说：“她也是一位孤儿。”

　　记者 汪再兴 冯志刚 摄影 时鹏

　　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

　　2004年的一天，阳光如同往常扫过那个位于杭州左家新村的陆建光家。

　　那天中午，他看到一条新闻：一个温州家庭在50多年前遗弃了一个女孩，父亲临死前要儿子重新找到早年遗弃的妹妹。

　　故事的最后，儿子找了很多年，最终在河南找到了父亲说的那个“妹妹”，但通过DNA的比对，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兄妹，但他们仍要继续相认。

　　“找不到了，就不找了，这样不也挺好。”陆建光对新闻最后的那句话尤感深刻。

　　“看了以后，我就记在心里！”2007年春节，陆建光发现温州有着大批这样的寻亲故事，很多跑来寻亲的河南孤儿都会说，自己是从温州出去的。

　　“这些有关遗弃和寻找的寻亲故事都非常戏剧化，矛盾冲突极强。”谙熟好莱坞剧情的温州人陆建光决定，拍一部有关温州孤儿寻亲的电影，初定名《血缘》。

　　5万弃婴北上求生

　　在电影筹拍的过程中，一段大规模的温州婴孩北迁旅程被陆建光慢慢揭开。

　　1960年前后，食品极度匮乏，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人们陷入困境，一些家庭不得已将孩子丢弃。在上海孤儿院最多的一天收到108个弃婴。各地儿童福利院均已收留了数倍于正常年份的弃婴，福利机构已无力抚养。 

　　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找到时任内蒙古第一书记的乌兰夫，希望他能从牧区调拨一些奶粉。乌兰夫在请示了周恩来总理之后，做出了更加有力的决定：发动整个内蒙古，将一批孤儿送到牧区，交给牧民抚养。

　　很快，内蒙古也满了，有文献记载草原上曾出现溺婴事件。

　　地方政府严查此事后，来自苏浙皖各地的弃儿开始沿着铁路线到处寻找其他栖身之所。这一路北上究竟留下了多少孩子抛别家乡的哭声？事后多年人们估算，是5万人。

　　“这段历史现在已经很少人知道了。”陆建光掩卷思考。

　　筹拍电影的那些夜晚，陆建光脑海中总是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个隆冬的深夜，冒着蒸汽的火车朝北飞驰，孩子的哭泣声穿透黑夜。

　　其中有670个是温州孤儿

　　在5万北上求生的弃婴中，究竟有多少是温州的？这些温州弃婴北上的目的地又是哪里？一个巨大的疑问在陆建光的脑海中形成。

　　这个谜直到温州老人李根程的出现才被解开。

　　温州市为支持导演拍摄，特地给陆建光办了一次温州孤儿座谈会。

　　在那次座谈会上，陆建光遇到了70岁的李根程。聊天中，陆建光才知道，李根程老人当年也是一名孤儿，被温州孤儿院收养后就一直留在孤儿院工作。

　　那场见面会上，李根程给出了一个数据，从1957年到1960年底，她护送了670个共11批婴儿到河南求生，主要是到河南的洛阳、三门峡、偃师三地。

　　“50多年前，我送他们走。现在，我要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回来。”李根程说。

　　遗失的身份档案

　　现在这些孩子到哪里去了呢？

　　2010年9月28号的中午，雨下得很大。温州市上吕浦社区一栋老房子的5楼，李根程家中。

　　老人蹲下身拉开一个红木色的抽屉。她艰难地从抽屉最底层拿出60个纸袋，袋子上写着“温州市儿童教养院婴幼儿材料袋。”

　　这些泛黄的袋子全部用旧报纸糊成，正面写着“孤儿姓名、收容日期、离院日期”，背面则是糊着的人民日报，报纸上的新闻显示了这些袋子的制作时间：“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战胜3年自然灾害”。(3年自然灾害，指1959年至1961年，也称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大饥荒、大跃进饥荒)

　　“当时教养院送一批弃婴到河南，就保存一批他们的身世资料。”李根程说，到文革时，这几百份温州孤儿档案丢得只剩下60多份。

　　身世档案的丢失给以后孤儿寻亲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国家的孩子

　　在客厅的沙发上，李根程翻看着一本当年温州儿童教养院留下来的孤儿收容登记簿。

　　她边看边指着孤儿收容簿上的名字说，60多个弃婴里，只有几个人有真实的出生年月。“假的远比真的多”。

　　之后的那些岁月里，李根程总对那些千里迢迢来寻亲的人说，“你们很多人的出生日期是1号、10号、20号，这些出生日期都是假的，没有那么凑巧的事情，都是工作人员之后给你们填的出生日期。”

　　老人手中的那本模糊不清的孤儿花名册上，假的不仅仅是出生日期，还有孤儿们的名字。

　　在政治当先的那个年代，孤儿的姓紧跟领袖的姓，意思是孤儿都是领袖的子女。56年姓朱，57年姓刘，58姓周……朱是跟朱德，刘是刘少奇，周就是周恩来了。于是，就有了周柳桂、刘中华、周国庆这样的名字。

　　陆建光说，当年这些弃婴都被叫作“国家的孩子”、“党的儿女”，国家养育了他们。

　　一天收养十五六个弃婴

　　回望53年前的1957年，李根程说，这一年她很忙。

　　当年，她17岁，在温州教养院管后勤。

　　一天深夜，李根程见到，一个穿白制服、蓝裤的警察抱着一个襁褓敲门。又是一个弃婴。

　　“最多的一天，教养院可以捡到十五六个弃婴，高峰的时候教养院收留了250多个弃婴。”李根程说，多数弃婴是女孩，50个孤儿里面只有一两个男孩。

　　“这都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怪。”陆建光说。

　　一下激增这么多的孤儿，让这个小小教养院承受不住。等待他们的命运会是什么样的，谁也不知道。

　　“如有遗弃，愿受法律制裁”

　　1957年的一天上午，教养院的院长对李根程说，“你回去准备一下，我们和河南当地政府联系好了，准备把一部分弃婴送到河南去，那边有吃的，也有人养。”

　　陆建光查阅那段历史资料后发现，当年河南洛阳等地由于办重工业污染比较严重，导致很多市民和农户都无法生育。所以，这些河南父母领养孩子的愿望强烈。

　　收养孤儿的家庭首先要填一份领养申请书和一份领养保证书，然后再寄给儿童教养院审核。

　　在一份1957年的领养保证书上，一对来自河南的养父母写道：“如有遗弃，愿受法律制裁。”

　　蓝色的钢笔字力透纸背。

　　北上的旅程就这样启程，第一批50个孩子被送到河南洛阳。

　　只有继续北上才有生路

　　那时浙江的人们坚定地相信，北上才有生路。李根程也相信，上海会有吃的。

　　1957年的秋天，天没放亮。温州儿童教养院门口，十几个女人拿着大袋大袋的行李走了出来。一个行李就装着10个痰盂、10份口粮、还有换洗的衣物。“四五十斤重。”

　　出发前的一个晚上，婴儿们早早被换上了新的衣服，深蓝色的底子上有梅花的图案，都是教养院的阿姨缝上的。

　　一个指头长、标有姓名和代码的白纸条被别在婴孩的衣袖上。河南收养的父母那边也有同样的号码。到时候，号码一对就可以把婴儿领走。

　　坐长途车从金华到上海需要一天，一个阿姨要管10个婴儿。来到上海这个中转站，李根程和孤儿们要在这休整一晚上。

　　“上海孤儿院是旧时代教堂改造的，很大，他们的工作人员都是坐洋车上下班的，孤儿院收满了婴儿，有江苏来的，有安徽来的，哪里的都有。他们的设备也先进，衣服丢进机器里，一拿出来就干了。”

　　但17岁的李根程不知道，昔日的十里洋场上海，也已经断粮。

　　一份《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清楚地表明，京津沪这三个最大城市的存粮是：北京为7天，天津为10天，上海几无库存。

　　只有继续北上，才有生路。（来源：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