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亚龙的“红与黑”

　　现在谢亚龙的人生，被彻底颠覆了，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个不露声色的“狠角色”。

　　记者/张 伟

　　在“龙王”从政的20年时间里，如同《红与黑》中的于连·索莱尔，他孤独又高傲、虚伪又正直、自尊又自卑，时而妥协，委曲求全，时而反抗，野心勃勃……甚至谢亚龙最终的命运结局也与于连一样，等待着他的是一场审判……

　　贪官原本是清官？

　　国庆期间，公安部再度公布足坛打黑新进展：上月初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原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原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李冬生、原国家足球队领队蔚少辉因涉嫌操纵足球比赛，收受贿赂犯罪，经检察机关批准，被依法执行逮捕。

　　直到现在，还有人无法想象，曾经口碑不错、仕途光明、堪称中国体坛官员缩影的谢亚龙怎么就成为阶下囚了呢？

　　此时此刻，身在大牢的这名“黄马夹”也许正感慨万千，甚至还会从心底发出像于连·索莱尔那样的叹息：“在监狱里最不幸的不幸，就是不能关上自己心中的牢门……”，或许还有追悔莫及的悲怆。

　　一切都要从他空降中国足协时说起。2005年2月，卧薪尝胆两年后的谢亚龙来到中国足协，顿时他成为了国家体育总局知名度最高、新闻曝光率最高的体育官员。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从那一刻起注定他的从政生涯会走上一条不归路……

　　随着总局一纸任命公布于众，几乎一夜间，谢亚龙成了最热门的体育新闻人物。因此，挖掘“龙王”背后的故事也成为了诸多新闻媒体的“攻坚目标”，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谢亚龙原本是一个体育官员的楷模：低调、随和、务实，关心百姓疾苦，有政治远见，而且深得民心……

　　当年在陕西安康就职期间，“龙王”曾给体育总局写过一封《述职报告》，里面一句话让人记忆犹新，他就像于连·索莱尔一样为社会不公平现象鸣不平：“北京的干部跟这里的干部比起来真是天上地下。”谢亚龙在安康期间依然是总局给他发的工资，据谢亚龙本人透露，一个月打到工资卡上的钱有5000元左右。然而，让“龙王”没有想到的是，一次无意间看到安康市委书记王忠民的工资条，不禁吃了一惊：“他的工资一个月才1800元钱！”

　　更大的触动是安康的一次洪灾，其间谢亚龙写了一篇纪实报告——《安康，30万灾民如何越冬？》，作为新华社内参发了。结尾这样写道：“此次灾害使安康损失惨重，对于灾民来说，失去亲人、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失去生产生活资料，已是痛苦不已，如果不能安置30万灾民越冬的生活，无疑更是‘雪上加霜’。只有帮助他们解决这一严峻的问题，灾民们才能挺起脊梁，生产自救，重建家园！” 写完这份内参之后，他让在北京上学的儿子进行文具义卖，同时发动了班上的同学一起义卖，最后捐出820元钱。此事报道后曾感动过不少人。

　　在安康的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经常被谢亚龙挂在嘴边，总之这是一段特殊而宝贵的经历，他让谢亚龙脱离了原本那个独特的官场系统重新回到了基层中去。安康贫困、落后、闭塞，但是民风纯朴热情，这让当时在北京郁郁不得志的“龙王”找到了一片新天地。2004年春天，他甚至把他的老领导伍绍祖拉到了汤坪镇，看看自己现在工作的地方。伍绍祖在汤坪只待了短短半天，给汤坪镇题了幅字：“宁陕南大门”。走的时候，他对谢亚龙说了一句话：“好好干吧，你会有新发现的。”

　　的确，一年后“龙王”又重新得到了总局的重用，担任了国家体育总局最富有的项目——足管中心的一把手。

　　在“龙王”走马上任的前一天，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的儿子谢天竞接受了一家媒体的采访。记者向这位13岁的小男孩儿发问：“爸爸马上就要成中国足协的专职副主席了，此时此刻你最想跟爸爸说什么？”向来都是品学兼优、阳光健谈小天竞歪着脑袋想了想，突然冒出一句——“爸爸，你可别当贪官啊！”

　　常言道：童言无忌。对于“清廉从政”、“一心进取”的“龙王”来说，他似乎并没有往心里去，只是微微一笑，当成了是孩子对他的善意提醒。其实，在爱子谢天竞的眼中，父亲一直都是让他崇拜的英雄。记得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男女足球队的糟糕战绩让足协掌门人谢亚龙成为了媒体和网民攻击的目标。为此，谢亚龙的儿子谢天竞甚至还跑到贴吧专门发帖为自己的父亲喊冤：“我爸爸是个好人！我爸爸工资很低而且还承受很大压力。我爸爸也想过辞职，但是上级领导不允许他这么做。请你们不要把所有的失败都怪罪在一个人身上。”后来还有人证实，这个帖子确实是谢亚龙之子所发。“很多人怀疑这是假的，但我知道是他儿子写的。我对他非常熟悉，从帖子的口气就可以看出来。”北京的一位记者同行告诉《新民周刊》。

　　然而， “龙王”最后还是成了贪官。于连·索莱尔曾经这样告诫自己：“人间地狱就在这里了，只要我走进去，我就不能脱离它了！”谢亚龙为何不能牢记在心呢？

　　当年，被誉为农民兄弟贴心人的凤阳县小岗村书记沈浩，在离开省城到小岗村挂职时，10岁的女儿写给他的临别赠言和谢天竞如出一辙——“爸爸我爱你，你别做贪官。”同样有着亲情的警醒，谢亚龙为何走上了与沈浩截然相反的一条绝路，何以在足协呆了几年，就犯事了？与其说是那些地方没油水可捞，还不如说中国足球反腐防腐的制度建设形同虚设，以至大官大贪、小官小贪，不贪白不贪。酱缸文化下，谁能独善其身？《新民周刊》当年曾经刊登过一篇《谢亚龙，不倒翁》的报道，揭示过这种酱缸文化，不过现在不倒翁却还是倒了。以前比较了解谢亚龙的一位老朋友向记者透露：“表面看，谢亚龙还算一个随和的人，但实际和他接触时，却发现他是一个骨子里个性很强的人。一个挺自负的人，对自己很有信心，听不得不同意见。”归根到底，错就错在“龙王”的自负，导致他成为体制的牺牲品。

　　不露声色的“狠角色”

　　追寻谢亚龙的生活、从政轨迹，记者发现，他的确与于连·索莱尔如出一辙。

　　于连出身低微，父亲是农民木匠，他的出身被人歧视，因此发誓要出人头地。在他那个年代，西朗神父和拿破仑的老外科军医从相反的两方面为他指引了两条道路：参军或当神父。拿破仑的骑兵远征意大利的雄姿“使他发狂”“热血沸腾”，拿破仑的垮台又使他凭借才干做将军的美梦破灭。与此同时教会显示了它强大的势力，于是他急急忙忙念拉丁文，做起穿道袍升红衣主教的美梦。 他怀着要出人头地改变命运、不断往上爬的强烈愿望，在不懈的向往和奋斗中养成了孤傲、内向、自尊、圆滑的复杂性格，也正是由这种性格和社会的影响让他走上人生的不归路……

　　作为伍绍祖秘书，那时刚满40岁的谢亚龙曾经风光无限，那个时候他已经先后担任了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副司级)、国家体委群体司司长(正司级)。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伍绍祖被免职时，很多人认为谢亚龙将在体育系统内销声匿迹，被打入“冷宫”了，然而怀着不断进取的梦想，“龙王”在中国体坛的官场又一次崛起……

　　在伍绍祖离开之时，“龙王”如愿来到国家田径管理中心担任主任，而且甫一上任就为自己树立了良好的形象。那时，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积极配合兴奋剂检测中心严查严办兴奋剂事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悉尼奥运会前严查了一批以身试法的运动员。当时，在奥运开赛前一个月的飞行检测中，中国田径队的尿检结果让体育总局的领导们触目惊心，其中“马家军”队伍中有2人尿检呈阳性、4人血检超标，总共才7人的参赛人员居然有6人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者有强烈的使用兴奋剂嫌疑。在当时申奥的大背景下，如果出现大面积服用兴奋剂的事件，对中国体育的形象绝对是一个大污点。所以，尽管当时地方高层领导与体育总局进行了“协商”，最终这些有嫌疑的运动员还是全部被排除在名单之外，从而使中国田径队的参赛人数从最初确定的38人减到26人。应该说，这一事件让谢亚龙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反兴奋剂的斗士。“马家军”事件过后，谢亚龙说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不杜绝田径界的兴奋剂问题，我就下台，宁愿去北京前门卖大碗茶。” 

　　2002年，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谢亚龙怎么也想不明白，工作做得挺好的他突然被“下放”到大西北去挂职锻炼了。

　　在事业的低潮期，“龙王”不仅没有消沉，而且把工作做得更好。作为主管宣传、文化和体育的副书记，谢亚龙结合自身工作的实际，提出了“绿色文化”的口号，要求各县根据自身实际，推出“一县一品”：在汉滨区搞“龙舟文化”、在汉阳县搞“三沈文化”、在石泉县搞“鬼谷子文化”、在平阳县搞“女娲文化”、在紫阳县搞“民歌文化”…… 这样一系列的动作，让谢亚龙在地方上赢得了好名声。

　　亲民，那是安康许多与谢亚龙接触过的人对他的印象。实际上，安康那两年，也是谢亚龙真正有机会与农民零距离接触的时期。

　　那时安康市宁陕县汤坪镇汤坪村村长邵勇波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一张名片，普通的纸张印着普通的字体——“谢亚龙 安康市委副书记”。这是他见过的最大的官。

　　随和、平易近人，这是邵勇波对谢亚龙的感受。2003年谢亚龙下乡蹲点，曾在他家同吃同住了一个星期，后来只要路过汤坪村，就会去邵勇波家随便坐坐。谢亚龙生活很俭朴，红薯、土豆，只要是熟的他就吃。在他家蹲点时，谢亚龙拿着锄头弯下腰来种果树，挖坑、挑水、埋树，都是自己做。他种的树现在都长起来，已经可结果了。栽的是杏树。“一般像他这种领导，就是指手画脚，根本不会下地干活。”邵勇波说。

　　两年后，在“龙王”离开安康的那天，很多人送他去西安。路过他在安康任职期间的党建联系点——宁陕县汤坪镇汤坪村，谢亚龙特意让司机停下，他走出车门，走进村里，与党员们一一道别。村主任邵勇波和很多农民党员都在场，看到谢书记与他们道别，顿时老泪纵横，“谢书记，多保重啊。”他们紧紧握着谢亚龙的手，都舍不得他走。

　　应该说，也正是在安康那段时间，“龙王”为自己捞足了印象分。

　　在生活和爱情方面，谢亚龙同样算是成功，至少算是成功过的。

　　在《红与黑》中，清秀帅气的于连因为能将《圣经》倒背如流，成为无数人尤其是女性所崇拜的偶像。同样是帅气清秀的谢亚龙在北体大读研时，因为颇有文学天赋、擅长诗词歌赋，而俘获了比自己年轻10岁的小师妹的芳心。其实谢亚龙的文学天赋早在中学时代就展露出来。

　　谢亚龙初中时代，在重庆建设中学留下了一张1970年7月的成绩单——“政治：良，语文：97，算术：100，英语：100”。曾担任该校副校长的赵稼天透露，这个成绩是全班第一。当年和谢亚龙同班的徐吉华透露：“谢亚龙文笔很好，毛笔字写得很棒，是组织活动的积极分子，班上的各种文艺晚会、诗歌赛都是他在组织。那一个学期，他在我们班里专门组织了一个宣传队，编排了很多的节目，我们去很多厂都演出过。”谢亚龙当年的语文成绩为97分，在这方面得到了说明。而且谢亚龙的古文功底很深厚，课外阅读也很丰富，柳宗元的《三戒》诸篇他都能解能背，还能告诉当时还很懵懂的同学们里面蕴涵的丰富哲理。按照谢亚龙的理解，其中《永某氏之鼠》寓意是做人有时候不能太软弱，而《临江之麋》则揭示了仗势欺人者晚景必然不佳，而最耳熟能详的《黔之驴》篇，谢亚龙的解读是做人一定要有真才实学，才能在社会上创出一番事业，若“技止此耳”，早晚会被“断其喉，食其肉”。

　　在“龙王”没有出事前，他和妻子李益群、儿子谢天竞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幸福无边。据说，李益群在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属于那种平时不多言多语、不好事的处级干部，人缘不错，那时熟悉这对夫妇的人一提到他们，就会讲一讲他们夫妻8年前合写的那本《体育博弈论》如何时至今日都仍是这个领域的经典，以及谢亚龙如何有那么一点点“怕”老婆，有空的时候会很自觉地陪老婆外出购物、饭后散步，出差也经常给老婆买礼物。可是随着谢亚龙“出事”，一切都变了，大家谈论的焦点变得高度统一起来——谢亚龙犯了多大的事？李益群会不会有事？他们那即将迈过18岁成人门槛的儿子谢天竞，将怎样承受家庭的突然变故？

　　尽管大家都在关注着李益群，但实际情况是自从9月3日谢亚龙被以到总局开会的名义带走的那天(《新民周刊》在第一时间刊发了《笼中龙王》进行了报道)，此后李益群和她那辆平常总在研究所进进出出的老款蓝色POLO轿车，就再没在研究所的院子里出现过。2005年的2月18日，谢亚龙就是开着这辆POLO去足协履任的，这辆不起眼的车，想当年还给足协同事们留下了关于他平庸、胆小、没大作为等印象，不过也给一些人的印象无形中加分不少。谁知道几年的时光匆匆而过，车还在，只不过多跑了若干公里而已，后来“龙王”来到了中体产业，坐上了黑色的公车“奥迪A6”，拿着155万元的年薪，现在谢亚龙的人生，被彻底颠覆了，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个不露声色的“狠角色”。

　　关于谢亚龙的故事远不止这些，据说早年在陕西苦读期间，那个时候20来岁的谢亚龙长得一副好身材，阳光帅气、玉树临风，因此也成为无数少女心仪的对象。谢亚龙也爱上了体育系统的一个女孩子，可是谢亚龙想到自己未来的前程，后来干净利落地终止那段恋情。据有关媒体报道，2005年谢亚龙入主足协后，熟悉谢亚龙当年这段恋情的一位人士在一次闲聊中，提到谢亚龙这段往事，仍然替当时受到伤害的一方感到不平，并对谢亚龙在足协的仕途不看好，说了一句：“人在做，天在看。”想不到，5年后，这句话一语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