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烦恼：地方官员有何难言之隐

　　“1/3的时间忙招商引资，1/3的时间跑专项资金，1/3的时间忙计划生育、维稳等”，一位乡镇干部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状态。谈起“维稳”，不少地方官员虽然愿意私下表达意见，但不愿署名公开发表，更有部分官员对这一话题避而不谈，他们到底有怎样的烦恼，有哪些难言之隐？

　　烦恼一：费力难讨好，“两头”常受气

　　湖南省某县“综治办”副主任：在一些重要时期及节假日，为了使一些闹访户息访，基层官员要付出很大努力，对他们进行劝解、普法。而一些上访者却对此并不领情，往往有抗拒情绪，有时为做通一名重点对象的工作，从县到乡镇、到村组，层层都要有人负责，时间精力耗费很多，往往效果不太明显，上下“两头”都不落好。

　　山东某区“维稳办”主任： 面对不断增加的社会矛盾，上级对下级的基本要求就是不出事，而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解决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在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原则上，难以从容面对矛盾的复杂性，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自上而下“层层加码”，只求尽快平息事端，尽量在任期内不出事。

　　烦恼二：高压“维稳”，担惊受怕，着急上火    

　　江苏省泰州市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陆彩鸣：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各种矛盾交织，是一个矛盾易发、多发期，矛盾纠纷总量居高不下，社会不稳定问题触点增多，解决难度也越来越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在目前“压力维稳”和“运动式治理”的状态下，一些地方对基层不仅实行严格的考核，还运用经济手段来制约，要求基层每年缴纳数十万元的保证金。如果发生大规模集体上访，不仅要对基层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公安、信访部门负责人进行通报，还要按规定扣除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因此，面临基层的维稳压力，干部普遍感到不堪重压，慨叹基层干部难当，抱怨“都快被压死了”，迫切需要各层各级来关心、理解和纾解，为基层维稳“减压”。 从实际来看，基层维稳的压力和烦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控制大规模集体上访。二是避免突发性、群体性事件。三是遏制进京去省上访。四是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纾解基层维稳的压力和烦恼，需要多管齐下。一方面，上级党委、政府对基层要多一点理解、少一点批评，多一点关心、少一点呵责，对基层干部做到真心关心、真情关怀、真切关爱。另一方面，也要转变“压力维稳”和“运动式治理”的维稳思路和模式，畅通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切实改变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社会稳定的做法。这才是维稳的治本之道。

　　河南某市信访局干部：回忆起当年接访的那段经历，可谓刻骨铭心。那时候，经常是“眼熬红了、嘴磨破了、腿跑细了、身体瘦了”，仍不能得到部分上访人员的理解，遭遇围攻、谩骂等尴尬情况时常发生，搞得自己常常血压升高，着急上火。幸亏在自己的任上，没有出过什么大的“漏子”，而且自己有家人的理解，有同事的支持，感觉虽然这样付出也值得。

　　河北省某镇副书记：现在的基层工作难做，群众动不动就拿到北京上访相威胁，尤其是个别闹访户，越是敏感时期越闹。现在不少地方政绩考核在信访问题上常常是“一票否决”，这就像紧箍咒一样，搞得基层干部很焦虑，我碰到了闹访事件，经常是吃不下，睡不好。

　　烦恼三：与上访人员的“游击战”

　　江苏省某市“维稳办”干部：“维稳基金”一部分或者直接给予当事人“补偿”，用金钱来换取当事人或家属不再上告、不再追究，以息事宁人。还有一部分用在控制事后上访和消除上访影响上。包括政府人员接访的开支，给信访民众提供住处，甚至提供好吃好喝好招待的开支。

　　官员和工作人员到北京去接访，对基层政府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行政开支。有时上访人员总是滞京不返，对于越级上访，市、区通常的做法就是“谁家的孩子谁抱回”。于是，迫于上级领导的压力，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不得不软硬兼施，使出浑身解数将“自家孩子抱回”。可以说，在“抱回自家孩子”的过程中，我们吃尽了苦头、受够了“自家孩子”的怨气。而另一方面，上访人员为了避开我们，也往往采取一些声东击西、放“烟幕弹”的方法和政府“周旋”。

　　甘肃一位负责信访的干部：一些人在缺乏体制内资源支持的情况下，有时会故意选择在特殊时期、敏感地域向政府提出各种适当与不适当的要求，或者以上访、曝光等相威胁，借机提出一些超出合理范围的要求。记得有一些时候，我们派干部去接上访者回来时，他竟然提出：“故宫我还没去过，你们陪我去看下嘛。”或者说“我还没坐过飞机”等等。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无理要求如果不满足，上访者就死活不走。而在京多住一天，接访人员及信访人的食宿消费，都足以超过信访人所提非份要求，于是往往无奈让步。(采访整理：人民论坛记者 王慧、杜凤娇、杨昀贇)

　　官场系统中的维稳心态

　　“维稳”，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词汇。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加快发展的转型期，大量紧迫的发展课题和同样大量紧迫的社会矛盾相伴而生。如何处理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发展是硬道理，因此，“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压倒一切，因此，“维稳是第一责任”。还有一些更加富有文学色彩的表述，例如：“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保发展。”

　　“稳定”成了官场话语系统中的“敏感词”

　　不过，完美的表述不等于完美的实践。在行政过程中，要真正理解好、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实非易事。发展离不开改革的推动，而改革又免不了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触动。改革发展本身就是对现状、定势的调整和改变。如此看来，要发展又要绝对稳定，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所强调的稳定，是指在对现状、定势进行调整和改变的时候，要努力保持整个社会系统的有序运行和有效控制，避免秩序混乱和系统崩溃。无数历史教训告诫我们，在动乱、无序状态，不仅谈不上发展，就连起码的生存都可能成为问题。

　　稳定是如此重要，把维稳作为各级地方政府的第一责任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既然是“第一责任”，那么，如果维稳工作没做好，出了乱子，就不仅会影响改革发展大局，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还会危及各位责任人的“位子”和“帽子”。所以，“稳定”成了官场话语系统中的“敏感词”，悠悠万事，维稳为大。凡事拿到维稳层面来认识、来决策、来操作，没有谁敢掉以轻心，没有谁不理直气壮，没有什么“举措”不可以出台，没有什么“办法”不可以实施。

　　然而，“维”来“维”去，稳定问题好像还是摆不脱、躲不了、绕不开、搞不定，个体案例、群体事件照样发生，甚至感觉似乎没完没了，“越维越不稳”。维稳，简直就是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千钧一发，令诸多为官者寝食难安。

　　要理解这样的怪现状，首先要审视一下“第一责任”主体的维稳思维。在相当多的责任主体那里，实际上还固守着简单僵化、不合时宜的维稳思维。这种维稳思维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怕，怕出事，怕麻烦，怕担责。这种思维追求的是绝对的稳定，不仅不能出现“事件”，而且不能发生“事情”；不仅不能发生“动乱”，最好不要出现“动静”。

　　这种对“事情”和“动静”过度的敏感已经带有强迫症的特点。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政治斗争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无序和混乱是社会常态，从十年“文革”到后来的几次政治风波，人们在记忆中留下了惨痛的难以磨灭的历史烙印，形成了全社会难以摆脱的心理阴影。一旦出现了“事情”和“动静”，心理上会产生“关系联想”，第一责任感油然而生，维稳的重大话题会立即摆上议事日程。

　　一些官员缺乏对时代变迁的把握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社会环境和公众心态较20年前已有很大不同。从整体看，公众与执政者之间，就政治主张而言，并无不可弥合的裂痕；就政治认同而言，亦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多年的民主法制教育使全社会的理性程度显著提高，虽然公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对社会不公强烈不满，但同时仍然相信党和政府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只要不出现重大的全局性的政治失误，就很难出现足以危及整个社会稳定的失控局面。以“怕”字当头、绝对求稳的心态来判断社会现象和处理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宁可过之而恐不及，这是缺乏政治修养和政治理性的表现。

　　当然，这不是说在当前的社会环境和公众心态下，绝对不会发生影响局部秩序稳定的“事件”。事实上，这些年来，局部的涉稳事件还是时有发生的。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所有的局部涉稳事件，除了某些由敌对势力策划和煽动、发生在特定区域的之外，绝大多数都跟民生利益或当事者及其所代表群体的尊严相关。一些具体事由引发的利益冲突、情绪冲突，当事者的目的并非要瓦解现有秩序，而是要争取诉求的满足。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超越简单僵化的维稳思维，带着对老百姓的真挚感情去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事件”就能转化成“事情”，天下就不会不稳。

　　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还会发现，说到维稳，某些责任主体不仅是由于思维偏差，也不单纯是缺乏政治修养和政治理性，还可能涉及到政治动机。他们殚精竭虑所“维”之“稳”，并不都是甚至主要不是社会之稳、人心之稳，而是自己的“位子”和“帽子”之稳。但凡有点“事情”或“动静”，他们就唯恐造成“负面影响”，伤及自己的形象和政声。他们以惧怕和厌恶的心态来对待一切“不听话”、“不配合”的人和一切不顺眼、不合意的事，不管其有理无理，统统视为“取闹”，统统当做影响稳定的“隐患”，统统丢到“维稳”这个“筐子”里，用“有力举措”和“有效办法”严加处置。在一些为官者心中，但凡“出事”，就是“家丑”，家丑一旦外扬，“事情”一旦闹大，不仅可能丢“面子”，还有可能丢“位子”和“帽子”。所以，为了不“出事”，该做的事宁可放下不做，或者不分青红皂白，不管子丑寅卯，先把“事情”“摁下去”再说。于是，为了“维稳”，既可以不作为，也可以滥作为。如此履行“第一责任”，着眼点似乎并不是对党和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而是对自己负责。如此维稳，又何以能稳？

　　承担 “第一责任”者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

　　思维和动机必然影响甚至决定着策略。当下很多社会冲突都带有博弈特点，面对各种各样可能影响稳定的人和事，承担 “第一责任”者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本着降低风险和成本，提高效能和效益的原则，求“化解”而不求“破解”，求“对话”而不求“对抗”，为维稳工作设计适当的策略。从过去处置涉稳事件的成功和失败案例来看，维稳策略并不需要多么复杂。特别是面对民生问题上的利益诉求和情绪冲突，平和的心态、平等的姿态是化解危机的第一前提条件。我们的老百姓，绝大多数对党和政府是信任的、有感情的，受民主法制教育多年，是有理性的。我们的官员只要以真心和诚意面对他们，积极热忱，平等耐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稳定情绪放在稳定秩序之先，多做顺气暖心的工作，一般来说，就能化“危”为“机”，变“事”为“情”。即使对那些非强制处置不可的严重事件，也要严格依法依规，并及时公开信息和真相，尊重和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少地方的“有关方面”喜欢采用不合时宜甚至非常愚蠢的“策略”来“维稳”，或者用拖延时间、推诿责任、躲避见面、隐瞒真相、封锁信息、收买记者、在网上设“敏感词”等办法来“冷处理”，或者用强力打压、强行“摆平”、“跨省追捕”、“抓进去再说”等“举措”来“热处理”。有些“事情”本来不大，经这么一“处置”，就变成了“事件”，不仅没有息事宁人，反而带来更大的不稳。“冷处理”比较新的案例是7月初发生的福建紫金矿业发生污水渗漏事故，有关责任者以“维稳为重”为由向公众隐瞒了整整9天，终于使生产事故演变成舆论事件。“热处理”的新案例是6月中旬发生的安徽马鞍山花山区旅游局长与路人的情绪冲突，由于“有关方面”把稳定秩序摆到了稳定情绪之先，轻率动用防暴警察，最终导致场面失控。

　　由此看来，要避免简单维稳、生硬维稳，走出“越维越不稳”的怪圈，承担着维稳责任的“有关方面”、“有关人员”一定要坚守理性，端正动机，讲究策略，力戒动辄以“维稳”为口号不作为和滥作为。更重要的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殚精竭虑做好促发展、保民生的工作。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政治环境风清气正，何愁人心不安、天下不稳？(作者为华中农业大学传播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