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5名村民代表共同“掌权”的“五合章”。CFP供图

　　“史上最牛印章”半年仅审查5张票据

　　“我们村发明的‘五合章’能管住村领导自己签字、自己报销的‘一支笔’做法，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多大作用了。”在“五合章”的诞生地——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圭叶村，原村委会主任谭洪康是第一批被监督的村干部之一，他日前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时说，现在提交“五合章”审查的报销票据已经越来越少了，“五合章”的民主监督威力也大不如前。

　　2006年4月，一枚由圭叶村村民发明、刻制的财务章诞生。这枚刻着“平秋镇圭叶村民主理财小组审核”字样的印章，总共被分成五瓣，分别由村民选出的4名代表和1名村党支部委员保管。村里大大小小的经费开支，5人中只要有一人不同意，村干部的票据就不能报销。在当时，这枚民主理财章被称作“史上最牛印章”，曾经被媒体看作是“一枚质朴的民主之印”，体现了基层政府“权力的分立与制约”。

　　本报曾于2007年12月26日刊发报道《“五合章”诞生记》报道此事。文中记载，从2006年4月至2007年12月，圭叶村经过“五合章”审查的票据总共有258张，平均每月接近26张，其中5张没有通过审查，理由是“票据开支明细写的不清楚”，没有通过审查的票据不能报销，费用由村干部自己负担。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翻阅圭叶村2010年村委《半年结算情况记录》时发现，2010年上半年里“五合章”审查的票据仅仅只有5张，平均每月不到1张，记录上只写明了花费的金额，没有具体的开支明细，保管账本的村会计谭洪灿告诉记者，这5张票据已经全部通过审查。

　　谭洪康说，村里报销的主要是村干部外出开会的车费、村里搞项目的工作支出和接待领导的招待费，每月报销票据从3年前的20多张降到现在不足1张，而且没有开支明细也报销了，“这里面肯定出了问题，一方面是村干部出了问题，一方面是掌握‘五合章’的人出了问题。”

　　“五合章”太严厉致村干部工作不积极

　　2010年《半年结算情况记录》记载的5笔支出分别是：村支书谭元朗运输农家书屋的书回村的运费50元、村两委消防检查费用72元、旱情检查费用31元、离任村干调查村委用餐96元和参加皮所村(圭叶村附近的一个村子——记者注)6月尝新节活动费用245元。这5笔支出共计494元。

　　这份支出记录，原村委会主任的谭洪康“看着就生气”，在他看来，5笔支出中没有一笔是村里主动搞项目的花费，说明村干部为村里的发展没有出力，“没去镇里和县里打交道”。

　　谭洪康说，自己在任的时候，村干部心很齐，为村里争取到了消防设施建设、整修村学校、修建侗族景观风雨楼等项目，“要争取项目就要主动去镇里、县里打交道，连一笔需要报销的交通费都没有，就说明没有尽力做事嘛。”

　　对于现在村干部为什么不主动去“打交道”，谭洪康摇摇头说：“有的时候出去了要自己贴钱。”

　　村干部自己需要贴的钱，就是“五合章”没有审查通过的钱。谭洪康曾经有一笔支出没有审查通过，不但自己贴了钱，发生的言语冲突还饱受全村人的诟病。

　　那次，谭洪康去县里参加一个培训会，回村报销时，他在票据上写着：下锦屏县去开培训会花28元。谭洪康向“五合章”成员解释说，这28元，其中车费10元，买了一包烟应酬，花了11元，吃了一顿便餐7元。

　　但他的解释当场遭到“五合章”成员的质疑：开会是管伙食的，为什么还要买便餐？他再解释说，会议最后一天没有饭了。但这却没法让这5个人相信。对于那包烟是用于应酬，也有人质疑，是不是他自己抽了？

　　“五合章”的5个成员最终决定不予报销。谭洪康抢过票据，一把撕了，“严厉得过分，我给村里办事，这点钱都不给我报，全村都以为我花了公款谋私利。”

　　从此，谭洪康处处小心，去镇里、县里纯粹办公事的票据才敢报销，如果办公事顺便办点私事，就不敢报销，只有自己贴钱。

　　“是不是所有的村干部都自己贴过钱？”记者问。

　　“我们那一届村干部基本都贴过。”谭洪康说。

　　“贴的多吗？”“金额倒是不大，每次二三十块钱。”

　　“村民们认为现在的村干部怕贴钱，所以不出去打交道？”

　　“可能有这个因素，干事情不但没有‘油水’，还可能贴钱，谁愿意干啊。”

　　“五合章”发起人之一的谭洪江也同意谭洪康的看法，但他认为，除了村干部怕贴钱之外，现任村干部为村里做事的愿望不如上一届强烈了，而现任村干部的选举过程，也不能代表所有村民的民意。

　　2008年，圭叶村和附近的孟伯村合并，老百姓们约定俗成，将圭叶村称为“下寨”，孟伯村称为“上寨”。村里几位党员一起，推选了村里最年轻的党员谭元朗为村支书，因为谭元朗是“下寨人”，为了平衡，“上寨”推选了一个村主任。

　　“村主任年纪大了，不愿意干事情，村支书年富力强，但是自己在镇上开工程机械挣钱，也顾不上村里的事情。”谭洪江说，给村里做事完全没有“油水”，和一个月几百元的补助相比，能干的村干部宁愿去镇上干活多挣点钱，年老的也就混日子了。

　　掌管“五合章”的人也开始讲人情了

　　从“五合章”诞生起，61岁的谭洪江就是村民投票选出的管理“五合章”成员，至今已经连任了三届。他记得，2008年前，村里工程多、账务多，村干部会在每个季度召集“五合章”的成员审理账目，而现在，账目少了，每季度审理账目的制度没有以前那么严格了。

　　今年9月初，村干部召集“五合章”成员审理2010年上半年账目，9月10日，“五合章”成员谭元海、王模煊(或称“王木先”——记者注)、谭洪江、谭洪灿4个人在一起审查了5笔开支，并分别在《半年结算情况记录》上盖了章。

　　“五合章”管理成员之一的杨仁炳因为有事没有出席，《半年结算情况记录》上鲜红的“五合章”明显少了一个角，成了“四瓣章”。

　　村里的知情人介绍，按照“五合章”诞生之初的约定，必须5个人同时到场才能审查账目，5个人掌握的五瓣印章，也必须在全部凑齐的情况下拼合在一起，郑重盖下。在审查的记录上盖出缺了角的“五合章”，不符合“五合章”的约定。

　　对此，谭洪江说，这次审查的票据少，加上间隔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也就没有那么认真了，审查时，这5张票据没有列出详细的清单，也都通过了，“杨仁炳的一瓣章，等他回来的时候再盖上。”

　　村民们现在对于“五合章”的质疑，还远非这一次异常出现的“四瓣章”。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一次“下寨”为村民搞了集体消防演习，“上寨”的村干部看到“下寨”的消防演习报了账，于是当场写了一张白条，要求一并为“上寨”的消防演习报销。

　　“‘上寨’还没搞演习怎么能报销呢？”有人当场发出质问，得到的答复是“回去把演习补上”。

　　“没有搞的演习都要求报销，这不还是以前的‘一支笔’作风吗？”村民们在盯着“上寨”消防演习的同时，也等着“五合章”在审核票据时发挥作用。谭洪康说，直到今年9月，“上寨”都没搞过村民集体消防演习。

　　谭洪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自己的确见过了村里与消防相关的费用开支票据，也知道“上寨”的村干部曾经现场写白条的事情，但这些账“五合章”审核后，还是通过了，“‘上寨’‘下寨’之间也要平衡一下，没办法”。

　　“这不就掺杂了人情因素吗？”谭洪康说。

　　“五合章”的监督范围可以更大一些

　　比起2006年刚刚诞生时巨大的影响力，现在的“五合章”在圭叶村已经不是老百姓最关注的事情了，哪笔账审没审、过没过，已经不会成为老百姓喝酒聊天的话题，这个当年第一个“吃民主螃蟹”的村子也很少被提及。

　　尽管如此，谭洪江依然对“五合章”继续存在下去很有信心，因为还没有哪位干部敢公开反对接受“五合章”的监督，村民也不会放弃这样一种监督模式，“谁敢破坏‘五合章’的监督，谁就有问题，只有‘五合章’能保证干部不‘吃钱’。”

　　对于“五合章”成员自己出现监督不严的问题，谭洪江认为，一方面需要加强自律，另一方面也跟孟伯、圭叶两村合并的客观因素有关，因为两村人心里有一道看不见的分割线，不好开展工作，“听说两个村马上就要分开了，下一届选举的时候，我们不用考虑平衡问题，选个能干的好领导。”

　　事实上，“五合章”的进步之处，在于填补了村民对村干部办公经费支出的监督空白。而面对上级下拨的扶贫款、补贴、低保等资金究竟分给谁，“五合章”并没有监督的权力，比起每年政府安排的5000元左右的办公经费，扶贫款、补贴、低保等数额更大的资金，基本还是村干部“一支笔”，自行决定分配方案。

　　“民主监督的范围应该越来越大。”谭洪康说，在圭叶村老百姓心里，“五合章”不仅要用好现在监督办公经费支出的职能，还应该进一步监督扶贫款、补贴、低保等收入的分配，这样才能在更大范围内，保证村干部在涉及“钱”的问题上保持公平。

　　但让谭洪康感到矛盾的是，监督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村里发展得更好，如果因为监督力度的增加，导致村干部不愿意做事，那岂不是违背了监督的初衷？如果把“五合章”的监督范围扩的更大，会不会就没人愿意当村干部了？

　　谭洪江和谭洪康有着同样的担心，他对记者说，按照约定“五合章”成员即将改选，如果村民还选自己当下一届“五合章”成员，他将和新的“五合章”成员一起找村干部协商，督促村干部去镇里、县里争取项目。

　　“当干部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监督力度大了就不想干事，那就是别有用心。”谭洪江说。　　本报记者 白皓 《贵阳日报》记者 王远白

　　“五合章”不能承受所有基层民主之重

　　专家呼唤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

　　贵州省委党校教授姜大仁长期研究贵州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在他看来，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圭叶村“五合章”的出现，体现了农民参与农村治理的意愿，本质上看，是农民对民主参与权利的渴望。  

　　但是，“五合章”只是村民民主理财的一种形式，能够监督村干部办公经费的支出，面对上级向村里下拨的扶贫、补贴、低保等资金究竟分给谁，“五合章”从诞生之日起，就没有监督的权力。

　　在距离圭叶村大约20公里外的孟寨村，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一份《救济粮、款、物发放清册》上看见，全村总共1000元救济款和400公斤救济粮，村支书王远楷和妻子龙秋香就分得了300元救济款和120公斤大米。

　　孟寨村一位村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村支书在外做生意，家里至少有一部私家车，村里贫困户很多，救济财物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论到村支书头上，“都是村干部自己说了算，缺少对权力的制衡，村民们都渴望有一种完善的监督机制。”

　　姜大仁认为，因为“五合章”有天然的监督缺陷，所以不能把农村所有的民主监督责任，全部推到“五合章”身上，面对农村干部老龄化、管理思维模式化、宗族势力错综复杂的特点，必须建立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才能保证农村平稳、有序地发展。

　　姜大仁建议，可以在村一级建设一个“民主监事会”，让这个组织与党支部、村委会“平起平坐”。“民主监事会”的最高领导，威望应该不低于现任村干部，象征性地享受政府补贴，成员应该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村支部、村委会成员不得进入“民主监事会”。

　　姜大仁设想，“民主监事会”应该按照需求，适时举行例会，主要对村务、财务及其他村内事务的决策执行、公开情况进行监督，本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如果一件事情“民主监事会”没通过，那村委会就不能执行，比如村干部需要报销的票据、救济财物的发放对象，都应该由“民主监事会”审定核准。

　　“这样就保护了村民参与村务工作的权利，也能够对村干部产生有效监督。”姜大仁进一步解释说，这样的做法也不会降低村支部、村委会工作的效率，因为“民主监事会”的例会不拘泥形式，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只要超过半数的人到场就可以开会。

　　姜大仁认为，“民主监事会”还应设立罢免机制，对于不作为的村干部，可参照1998年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6条规定，由“民主监事会”牵头，全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提出正当的罢免理由，将村干部罢免。本报记者 白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