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言与变局

　　在有文字记载的绝大多数历史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在近30余年，由于政府力量的强力干预，这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发生了急剧转变，在短时间内让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模式，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了发达国家经历近百年的人口增长转变。支持中国今天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良好的人口环境，实赖于此。

　　但由于转变的迅速性与突然性，一些新的人口问题也随之呈现或加速到来，性别结构严重失衡、老龄化态势严峻、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紧张等等，人口问题从“数量增长压迫型”转变为“结构失衡制约型”，中国人口发展态势依然不容乐观。

　　因为人口发展的特性，这些问题的影响可能会在多年以后才会集中显现。根据人口学专家推测，2030年前后有可能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拐点，届时，中国人口数量将达到峰值(之后将进入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性别比失衡一代也大都进入适婚年龄，老龄化问题加剧，流动人口持续攀升，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

　　为此，《中国新闻周刊》选取2030年作为时间节点，集中展示在未来二三十年里，中国人口可能会遭遇到的问题。这是对中国当前人口问题未来走向的假想与推测，当然，这种假想与推测是建立在相关部门及有关学者的数据与研究基础之上的。

　　也许，人口问题在未来集中爆发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还有待商榷，但“2030”的意义不是预言，而是警示。如果对中国现有人口问题不加重视或应对不当，中国将在不远的未来遭遇困境，而且，因为人口发展涉及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诸多问题，这种困境也许会触及社会每个角落。

　　欣慰的是，近些年来，中国对人口的不均衡发展所带来的问题逐渐重视，人口工作也开始逐渐“转型”，尽管调整过程并不尽如人意，但人口的均衡发展理念已经成为新阶段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共识，如果这种理念在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框架下能够一一体现和落实，我们相信，2030年中国的人口走向将是另外一种图景。

　　编者按：本文以现有的各项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数据以及学者的研究和预测为基础，推演的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在2030年可能面对的问题。我们希望以这样一个社会细胞的视角，展现未来中国可能会面临的人口图景。

　　当然，社会发展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向好的因素也必然会存在。比如我们所担忧的性别比问题，以往的人口普查和国家统计局历年的抽查数据，或多或少证明存在人口漏报、瞒报的现象，统计数据偏差也可能导致我们过分估计未来的出生率、出生性别比等，由于害怕超生而被惩罚的“漏查之女”，可能在实际生活中缓解我们对男女比失衡的忧虑。

　　总之，本文虽然是对未来人口可能遭遇困境的一次集中呈现，但不代表我们对未来抱有悲观。相反，我们希望对人口问题的准确把握和及时应对能够有助于避免此种想象图景的发生。

　　计生“变形记”

　　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一直到小区居委会计生办，这个拥有几十万工作人员的庞大系统，正在面临着主动或被动的改变

　　本刊记者/马军   文/孙郁婷

　　邹国丽有一双“神眼”。怀孕不久的妇女，身形还不明显，别人看不出来，她能。走在大街上，她对人群中的孕妇很敏感，只要看一眼，就能肯定地说：“这个有了。”女儿笑话她落下了“职业病”。

　　51岁的邹国丽从2002年到现在，一直担任北京市海淀区乙28号小区居委会的计生委员。在中国庞大的计生系统中，这是一个最基层的岗位，是中国人口工作的具体细微之处。

　　根据官方发布的统计公报，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计生系统工作人员达50余万人，其中包括像邹国丽这样的街道自聘人员。近几年来，他们的工作内容随着大形势的发展，也在一点点地发生着转变。

　　计生的硬软之变

　　在北京，拥有城市户口的人现在如果要生第二胎，需要缴纳12万到20万元不等的“社会抚养费”。这一数字来源于上一年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一定的倍数，对常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街道办和居委会的计生人员难免被各色人等找上门来。

　　邹国丽不止一次被人当面责骂过：“你讲不讲人权啊？我生完孩子为什么不给入户？”也曾有个“二胎妈妈”端起办公桌上的一杯热水向她泼去；到居民家里做入户登记，碰钉子更是常事，特别是一些高档小区，业主不是富商就是高职人群，当邹国丽挨家挨户登记时，保姆一看是居委会来人，根本不给开门。

　　这都是比较轻的冲突。北京东城区和平里小区居委会的计生委员杨先英，同样也有不少类似遭遇。不过有着10年计生工作经验的她认为，现在的工作还是要比以前好开展了。

　　杨先英所谓的“以前”指的是2000年之前。她觉得现在对计划生育率的考核标准比2000年以前降低了，“2000年之前是绝对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一个都不能多生。现在政策就宽松多了”。

　　杨先英的前任是史明珍，今年82岁的她于2000年退休，史明珍1979年开始从事计生工作，属于中国最早一批计生人员。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己从事计生工作21年，工作内容全都围绕一个目标进行，那就是严格控制超生。

　　在80年代，“一胎政策”实施不久，想生二胎的人比现在多，不少人对计划生育都抱有抵触心理。强制计划生育导致的结扎、人工流产和引产事件，在全国不少地方都出现过。据史明珍介绍，北京当时在这方面的情况比外地好得多，因为“管得太严了”。

　　所谓“管”，是指超生肯定会被单位开除。在“单位人”时代，超生就等于断了自己的活路。一般生完第一胎，单位就会要求去上节育环，计生干部监督着，谁也无法避免。而且，从单位到街道，层层管理，所有从15岁到49岁的女性都处于“监控”之中。谁怀没怀孩子，大家都看在眼里，想遮人耳目是不可能的。

　　“当时一旦发现怀孕，哪怕是七个月的大肚子也得去做了。”史明珍说，街道居委会要是知道有人想超生，会三番五次上门入户，找本人谈话做思想工作。“不管自愿不自愿，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必须做掉孩子。”史明珍回忆，在那个时候，国家对计生政策的宣传声势特别强大，在许多人看来，违反计划生育就像“犯了罪”似的。

　　工作21年，史明珍负责的小区在严格的“监控”下，没有发生过一起超生事件，计划生育率达到100%。但她的继任者杨先英面临的情况改变了。在这10年里，杨先英已经遇到了五六起超生案例。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海淀区花园路街道各小区。花园路街道计生办副主任梁伟介绍，以往对超生人群往往会强制性“执行政策”，而现在对方只要怀孕五个月以上，基本上就会停止对其“做工作”，只等出生之后收钱。这笔钱，就是社会抚养费。

　　国庆节前，和平里街道计生办主任王琳接待了一对海归夫妇。夫妇俩分别毕业于清华、北大，在美国工作了十多年，期间生了两个孩子。夫妇俩不想让孩子入美国籍，想到和平里落户。两个孩子属于超生，上户口必须先交一笔不菲的社会抚养费。最终，夫妇俩还是把钱交了，很快上了户口。

　　在王琳眼里，这是以前无法想象的事情，以前超生叫罚款，现在叫征收社会抚养费，听起来似乎只变了个称谓，但性质改变了。

　　“显然，现在比以前更人性化了。”王琳说，以前罚款后虽然也能落户，但国家没有明文规定，基本属于暗箱操作。要想落一个户口必须从上到下进行疏通，非常难办。而且谁家要是有一个超生的，对周围人影响特别大。现在周围就算有人生三个都没关系，“多生了就交钱呗”，只要交钱就可以按规定落户，一切都摆在了台面之上。而且，现在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很多人已经不想生二胎了，“现在人们的想法变化太大了”，几名接受采访的基层计生人员都这样感慨。

　　对“一胎政策”的争议这些年来一直没有间断。在几方争论中，国家人口计生委被看作是“一胎政策”的捍卫者。时移事易，如今从国家人口计生委到各级计生部门，都开始注重转变自身角色，强调“软性服务”和宣传。这促使基层计生办的工作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

　　“现在我们开展工作比以前‘软’多了。”王琳介绍，上面对基层计生委员要求“五访五问”“十到人”，也就是小区内居民有新婚、怀孕、产期等情况，都要进行沟通服务，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2000年之前是严格控制人口，2000年到2006年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现在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和平里小区杨先英说起这几年的计生政策变化如数家珍。

　　杨先英举例说，2006年后自己的工作内容中增加了“提高人口素质”一项。“比如新婚夫妇结婚了，我们除了祝贺他们之外，还要问是否准备要宝宝，如果生的话，小区里有六项免费服务，还可以来免费听课，帮助你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居委会每年还会组织免费例检和免费人流、上环取环等手术，这些既是新增的服务，也是一种工作的方法。这些新方法，对应的是不断变化的中国人口形势，比如对计生工作人员来说，占工作比重越来越大的对流动人口的联系与“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