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的第三型“药方”

　　“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这一全新的人口理念是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快速转型期下的必然选择。然而，蹒跚起步的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绝非坦途

　　本刊记者/陈薇

　　“给孩子报名？满了！”今年夏天，北京、广东、江苏等地的家长在为孩子报名上幼儿园时，常常听到这句话。自带小凳彻夜排队、园方公开摇号以及屡屡刷新的赞助费金额，各地媒体的生动记录指向同一个事实：三年前扎堆出生的“金猪宝宝”，其拥挤效应开始显现。

　　“北京平常一年生8万人左右，那一年(2007年)生了15万人，”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认为，“这种人口的剧烈波动也是一种失衡的状况”。

　　失衡与均衡，在2010年成为人口学界的热门词汇。今年7月10日，在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上，专家提出，要认真深入审视当前人口问题，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人口均衡型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这是中国人口学界第一次正式提出建设“三型”社会目标。

　　被加速的人口转型

　　在有文字记载的绝大多数历史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12世纪初的北宋即超过1亿，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清朝又连续突破2亿、3亿和4亿大关，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人口已达到5.4亿。

　　增量虽巨，增速却缓慢，究其原因，在于高出生率被高死亡率抵消。根据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阐释的、目前公认最为完整系统的人口转变理论，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依然处于“高高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与低人口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起始阶段。

　　此时，欧洲早已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人口转变。工业革命后，因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带来的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欧洲人口进入“高低高”(即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与高人口增长率)发展模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人口出生率也逐步下降，到上世纪30年代，多数发达国家最终进入“低低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与低人口增长率)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

　　新中国人口转变很快显出了苗头。在1949年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期与“一五”建设时期，由于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我国即实现了“高低高”的人口发展态势。

　　此时，人口学家马寅初发现，带给家乡小孩子的糖果越来越不够分了。人口迅猛增长，增长率(通常指一年内人口增长数量与人口总数之比)从1949年的16‰上升到1965年的28‰，最多的1963年净增2270万人——接近于当年台湾人口数的两倍之多。 

　　当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计划生育政策应运而生。“少生了4亿多人，拆除了‘人口爆炸’的引信，使世界60亿人口日推迟4年”，2007年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这样评价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功绩。

　　更重要的是，计划生育政策为中国从“高低高”向“低低低”的人口转变开创了捷径。

　　“中国的人口转变是由政府运用一定程度的力量强迫促成的，即计划生育，因此中国的人口转变具有其他国家不具有的迅速性与突然性”， 葛剑雄等著的《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中如此描述，“人口出生率急速下降，在短短几年内便完成了欧洲国家几十年才完成的转变”。

　　虽然不是性别比失衡与老龄化的“罪魁祸首”，但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被普遍认为加速了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进程。在多数执行一胎半政策(指头胎为女孩，可间隔一定年限生育二胎)的农村地区，私自鉴定二胎性别、若为女孩则引产的现象屡禁不止，导致二胎的出生性别比严重畸形，从而影响到全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偏高且持续攀升，2000年以来一直维持在118～120左右的高水平上，2008年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甚至高达120.6，远远高于105(±2)的正常值。

　　而计划生育强力干预下的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使得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迅速扩大，在社会经济还不太发达的情况下“未富先老”，加速了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67亿。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口进入老年，今后人口老龄化速度还将加快。

　　进入21世纪，人口迁移流动规模愈加庞大。《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显示，目前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已超过2亿。流动人口长期定居和举家流动的趋势明显，“二线”城市和城镇人口流动活跃，预计在“十二五”期间，城镇人口将突破7亿而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人口问题已经从过去‘数量增长压迫型’转变为‘结构失衡制约型’”，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车伟断言。当下，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并相互交织，呈现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与30年前相比，仅仅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显然已不能解决所有的现实问题。一个佐证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03年正式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弱化微观操作职能，加强对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等宏观协调职能。

　　第三型“药方”

　　一波刚平，数波已起。这是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且比以往更为复杂和考验国人智慧。7月10日，在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上，专家针对当前人口形势开出药方：政府应该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外，提倡建设第三型社会——人口均衡型社会。

　　“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理论研究和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表示。

　　事实上，在人口理论界，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口生产必须同物质资料生产相协调”观点，到英国经济学家坎南(Edwin Cannan)于19世纪末首先提出的适度人口概念，再到上世纪70年代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正式提出：蕴含着“均衡”意味的众多理论都为“人口均衡”的最终明确奠定了基础。

　　1994年，我国政府编制了《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首次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1997年，中共十五大更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

　　正是从那一年起，中央不再召开单独的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代之以“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两年后又召开“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人口、资源、环境三位一体、相互联系的概念，正在渐渐清晰。

　　2006年，“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顺理成章地到来。是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做出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的重大决策。相似的语句还出现在2007年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此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字句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口学界。

　　漫长的酝酿过程后，“人口均衡型社会”正式在今年进入公众视野，翟振武推测，“可能跟编制十二五规划有关系”。

　　不过，它更像是一个问题被逐渐厘清的过程。“现在回过头想，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是在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平衡，现在讲老龄化，也是在解决人口结构平衡的问题⋯⋯人口均衡发展更能覆盖我们所有的这些领域。人口发生的各种重大问题，都是人口内部因素与各个外在联系的因素失衡所造成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追求人口均衡发展成了囊括各个方面的目标。”翟振武说，“一提出来大家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怎么没早说这个事儿啊。”

　　作为人口学家，翟振武与陆杰华、张车伟等各自专注于人口学理论、人口与经济、流动人口等不同的研究方向；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则由中国科学院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封志明等学者主力承担。中国人口学由现实问题研究而开端，近几十年来日益专业化与系统化，缺乏多学科的交融与碰撞——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的提出，同样向分而治之的学者们提出挑战。

　　目前已在学界形成共识的，是“人口均衡”的两方面含义。其一，人口作为一个整体，应该与外部各方面因素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力量相平衡；其二，人口内部的各要素，如规模、素质、结构等有自身的理想状态。具体包括：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均衡；出生率、死亡率与年龄结构稳定均衡；生育政策与生育意愿的均衡；生育率下降的性别均衡；劳动力供求均衡和养老供求均衡，等等。

　　继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后，人口学界认为，提出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形成一个统一的“三型社会建设”目标势在必行。“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应成为指导未来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人口观”，北京市人口研究所所长侯亚非表示。

　　未来仍可期待

　　“湖南一位40多岁的市长，就说国家应该给我们枪、给我们炮，如果给我们枪炮我们肯定能把人口控制得很好。”前年陆杰华调研时，亲耳听到的这句话让他大吃一惊。在这位市长的观念中仍然是控制人口数量第一、不管结构和其他。令陆忧心忡忡的，是这句话代表的理论与实际的遥远距离，“人口均衡社会主要是要解决领导的观念，他的意识里要注重长期效应和政策的制衡性”。

　　然而，“中国政府治理的模式有点问题导向型，要稳定不出事没人管你，不做前瞻性问题的研究，什么时候出事儿了才开始解决。”翟振武直言。在他看来，“金猪宝宝”的拥挤完全可以避免，政府应给出一些未来出生的计划和预期，引导大家削峰填谷。

　　可是，在条块分割的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中，这一期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长期以来，我国人口计生委负责人口计生工作，民政部负责人口信息登记和人口救助，公安部负责人口户籍管理，卫生部负责人口卫生安全，资源、环境和发展问题分归国土资源、环保和发改委等负责。分割工作体制的突出弊端就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上缺乏部门协调和综合决策。

　　在政府层面，从中央到地方，一些着力于人口局部均衡的行动计划，如关于出生性别比均衡的“关爱女孩”行动等，非常零散，缺乏有效整合。目前人口均衡型社会只有人口计生系统提出并着手构建，而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是一个跨部门的大系统工程。“需要的政策就不仅仅是人口政策，而且是社会经济政策。从这个意义上，人口均衡也是国家战略发展的目标，而不仅仅是人口与计生委工作的目标，它是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个目标的。”张车伟表示。

　　在陆杰华的构想中，由国家层面操作一个专门的执行方案比较困难，较为实际的是，将一些行动方案落实到专项规划中，比如在发改委的规划与项目、财政的预算等部门职能中体现，可能在有些地区是可以做到的。

　　此外，在政府主导之外，一些非政府组织，包括计划生育协会和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的介入，同样重要。“过去我们说生育是计划的，不需要关怀。现在计划生育协会就在做对出现困难的计划生育家庭的生育关怀。中国有这么多的计划生育家庭，但是我们的志愿者队伍还没有形成，比较少。”陆杰华说。

　　在计划之前，更迫切的问题留给了人口学界自身。由于人口均衡型社会刚刚提出，对于什么是人口均衡型社会、怎么才算人口均衡型社会，如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口均衡型社会目标体系，“现在还没有到特别清晰的阶段，人口均衡到底是讲什么问题，再让我具体细化，我也不知道。”张车伟坦承。

　　从理论到现实，种种迹象表明，我国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也许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然而，在“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这个目标的指导下，2030的中国未来人口图景将不会是一个色调灰暗的走向。

　　未来仍可期待。这正如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所说：“当代的中国人口发展不仅背负着过去的历史之重，也开启着未来的历史之门。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重要的不是我们走得有多快，而是选对了道路，迈出了脚步。”  ★

　　(实习生李玉敏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