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20年前，的哥(那时候还没这词儿呢)是这个城市最吃香的职业之一，不用扫马路，天天守着北京饭店拉老外，每个月拿七八千没问题，“一说起来就是对象好找！”

　　北京的哥什么人没见过啊，这可是他们和你聊天的资本：有吹牛逼的，“说我和谁谁谁的秘书特熟，那你还打车啊？怎么着也得弄辆奔驰C开开吧？”还有领导，这是黑色出租车的专利，他们都坐在司机背后，个个和蔼可亲，对司机嘘寒问暖：干这个辛苦吗？孩子多大了？和电视上一模一样；也有站街的，让你送到某个地方，该付钱了，两手一摊，“大哥，我没钱，您看着办吧！”的哥也不是等闲之辈，“钱我不要了，我送您回去吧。”就把她拉回原来等车的地方。早些年三里屯酒吧街没改造时，一到晚上路边都是这样的女子，中国的，俄国的，韩国的，“也挺可怜的，大冬天穿着超短裙，一个劲儿地招手。”“天上人间”没倒的时候，晚上九点多，姑娘们从邻近租住小区出来，10块钱起步价过去，的哥往返接送个不停，“这些年不行了，以前那个素质啊，个个都是模特！”还有人声称见过所谓的“逃北者”，“有两年时间了，那天下着雪，两个男的，带着两个朝鲜的姑娘，一个讲中文的男的问我去天津机场不，我说去，他们就上了车。那两个姑娘穿着很土，但是长得真漂亮，不知回去会怎样……”

　　这个群体大部分是下岗者，但不要小看他们，也许他们中间的一个，昨天还是擅长擒拿的老兵，或者某国有大厂的厂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要靠开车养家糊口，但是也有人靠拆迁补偿发了大财，继续开车纯属手痒，“我准备今年再盖一栋房子，征地又能赚个……”直到你愤愤不平地打断他：“得，师傅，以后我给您开车得了！”才心满意足地谦虚一下。

　　他们擅长自娱自乐，又常常多才多艺，于是有姑娘在微博(http://t.sina.com.cn)上念叨：昨天打车，的哥竟然模仿上海人说话，他还会唱昆曲，还会唱德语歌……轮番演了一遍，这位的哥幽幽地说：你信不信我20年前是间谍？正当我张大嘴巴惊得不知说什么好时，他又说话了：其实我现在也是啊。

　　下午三点多，晚高峰提前到来，建国门桥和复兴门桥下排起长队，“现在堵车基本上没有喘口气的时候，早高峰到9点，9点半开始做业务的又出门了，车又开始多起来……以前我能告诉你，西直门、复兴门这些地方比较堵，现在真不敢说哪里不堵。”再晚一点，数万辆出租车又从北京的各个角落继续出发，驶往国贸、金融街和中关村的写字楼，国贸的白领穿着体面、很有礼貌，却总是一脸疲惫，上了车就斜倚在后座上，不想说话。去中关村的多数是理工科背景，还带着学校里的轴劲，对于路线和零钱都不加通融。“跟他们就不能夸海口啦，没准人家就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呢！”

　　晚上11点，地铁末班车结束后，国贸桥、六里桥、玉泉营桥下都会聚集大量等待拼车的出租，乘客花10块20块，就能分别回到通州、房山和大兴——北京郊区的“眠城”。司机也顺道回家，“顺脚赚包烟钱”。

　　这几年人们的印象是，北京的哥中来自郊区农村的越来越多，有的操着延庆话，听起来更像是天津话或河北话，用城里司机的话讲，郊区农民好管理，“他们也干得狠，不休息，往死里拉。”不知是否与此有关，的哥中的侃爷渐少，沉默型的司机越来越多，就像这个城市无数面目模糊的路人。司机和乘客，往往彼此一言不发。到了目的地，打票，下车，的哥重新发动，没入前方滚滚的车流。

　　上海电影译制厂 

　　记忆之中最美的声音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实习记者  姚岚

　　从十年浩劫的荒芜中走出来，文艺界摆脱了仅有八部样板戏和几部阿尔巴尼亚电影的苍白面貌，译制片重新打开了中国人看世界的窗口

　　丁建华的声音从门口飘进来，她的喉咙比她的脸庞年轻30岁。

　　这就是配音演员的幸运之处，声音比容颜持久，当这些美丽的声音被录制定格，它们就具备了与时间抗衡的特质，提到译制片，人们自然就想起了他们的声音。

　　这是一长串经典名单：《茜茜公主》、《简·爱》、《佐罗》、《尼罗河上的惨案》、《化身博士》、《魂断蓝桥》、《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远山的呼唤》、《望乡》、《追捕》、《虎口脱险》、《飞越疯人院》、《后窗》、《王子复仇记》、《孤星血泪》、《警察与小偷》、《天鹅湖》、《廊桥遗梦》……上海电影译制厂(以下简称“上译”)在中国演艺史上绝对是无法抹去的一笔，约三十年的时光，它们几乎是外来电影中唯一的声音，至今依然是不可逾越的高峰，成为整整一个时代的声音记忆。

　　译制片曾经“唱堂会”？

　　早期的译制工作，目的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研究国际阶级斗争新动向做参考”，另有一说则是“为样板团在艺术上做参考”。所以当时的译制电影作为“内参”，只有少数人有权观看，译制厂有几条铁的纪律：第一，工作不能跟任何人说，包括自己的家里人；第二，任何情况下不许提影片的名字，只能说它的代号，比如《罗马之战》叫十七号片。第三，剧本不许带出厂，要念台词只能在厂里念。

　　“有时，王洪文、徐景贤等人会坐小车来看片，”苏秀回忆说，“有一次，一部谈不上有什么艺术价值的好莱坞影片到了我们厂，后来才知道，江青喜欢好莱坞影星泰伦·鲍华，凡是他主演的都要拿来译制。再后来，《红都女皇》面市，我们这才明白，原来我们是在给四人帮唱堂会呀。”

　　文革结束以后，艺术才从批判走向开放。最鼎盛时期，上海译制片厂拥有配音演员28人：邱岳峰、毕克、童自荣、苏秀、曹雷、乔榛、李梓、刘广宁、丁建华……译制片的黄金时代不可遏制地到来了。人们从十年浩劫的荒芜中走出来，文艺界摆脱了仅有八部样板戏和几部阿尔巴尼亚电影的苍白贫血面貌，译制片重新打开了中国人看世界的窗口。

　　没有发出声音的配音大师

　　老厂长陈叙一对上译厂贡献良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并没有译制片，翻译片组创建之初甚至连怎么对口型都不知道，曾经摸索过掐秒表等一系列“又笨又不合理”的办法，但是陈叙一亲自抓剧本，抓导演，带着大家一点一滴地摸索，逐步认识了译制工作的特点，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工作程序和翻译、导演、演员、录音、剪接的工作班子。

　　陈叙一曾就读教会学校，从小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能一边看原版片，一边同声口译，讲得清楚、生动。解放前，他曾在“苦干剧团”师从黄佐临先生学过导演，那时大家都穷，买不起票看美国电影，于是就凑钱给他一个人去看，回来再讲给大家听，“他确实非常会讲”。

　　这个出色的译制片导演一生都没有配过一句音，在接受采访时，他永远把配音演员推在一线，陈叙一自己并不为人熟知。“早在我们配苏联片《巴甫洛夫》的时候，让他就配一句台词，在正式录音的时候还说错了，以后他就再也不肯配戏了。”苏秀说。70年代译制《巴黎圣母院》，因为陈叙一嗓音浑厚，跟原片的旁白音色很接近，大家一直起哄要让老陈来配旁白。结果到了录旁白那天，老先生紧张得把录音棚都锁了，生怕属下会冲进来逼自己去录音。

　　曹雷回忆说，“在老厂长生命的最后一两年，他曾病危住院。喉癌折磨着他，又并发了严重的呼吸道感染……他浮过了生命海；但是他失去了声带，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记得那天去医院看他，他在纸上写下了‘从此无言’4个字，写完双手掩面，迸发出一阵无言的哭泣。”直到去世前，陈叙一还常常用手轻叩桌面或病床，家里人都知道，他这是在数剧本台词里的口型和音节。

　　无产阶级的嘴巴

　　念着资产阶级的台词

　　丁建华是在1976年脱下军装进入上海译制片厂的，因为外公曾经是宋子文的秘书，并在汇丰银行任高职，丁建华的父母都受到牵连，部队文工团能说能唱的丁建华业务能力出众，但一直面临着入不了党、提不了干的窘境。以她的声音条件，最适合去广播电台做播音员，可她自己心里清楚，要进广播电台，首先一关就是查遍三代的“政审”。

　　“我一直想能找个单位，能对你的政治出身不那么苛求，当时就有人给我透风，说孙道临也在译制厂，黄佐临也在译制厂，杨小石也在译制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因为陈叙一在政治上的宽容，容纳了一大批当时受到排挤的出色的专业人才。

　　1976年，丁建华刚进译制片厂不久，就配了一部爱情戏，戏里有很多“肉麻”的情话让当时还没有结婚的丁建华配得满脸通红，更要命的是，伴随着情话的还有接吻镜头，拟音师就站在配音演员身边，需要的时候就用嘴巴把手背亲得滋滋作响，性格爽朗的丁建华每次都哈哈大笑，不可自抑，成了录音棚里最叫人头疼的“笑场女皇”。

　　当时“文革”还没彻底结束，配一部戏就要写一篇批判文章，丁建华写信给在奉贤农场的爸爸，说现在的工作和部队里的工作完全不同，“我现在要说‘我爱你’，‘亲爱的’。这些话，在部队里绝对不允许，话剧里面也从来都没有这样的词汇。说了以后，还要批判它，说它是资产阶级思想。我心里面觉得它不是，它是属于人类的爱。”

　　父亲的回信是：你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做好资产阶级的工作。      

　　语言跟音乐一样没有国界

　　在毕克等一批老配音演员去世以后，不断有同事和观众怀念他们，苏秀就曾编过一本书《峰华毕叙——上译厂的4个老头子》，来纪念这四个优秀的配音老人。毕是毕克，叙是陈叙一，华是尚华，而排名第一的峰，就是上译厂公认才华横溢的邱岳峰。

　　因为政治污点和家庭纠纷，邱岳峰最后自杀身亡。丁建华对老邱的印象是“特别爱才，年轻人要是聪明一点，业务上反应快一点，他就特别喜欢，很真诚，而且很无私。” 在录音棚里，录到精彩的时候，“邱岳峰会在我耳边说，‘小丁，你太棒了！老邱太喜欢你了！’但这是很单纯的，完全是业务上的，他比我爸爸还大好几岁呢，是个父辈。”

　　这个混血身份的老先生曾经很严肃地告诉丁建华：我是一个内控对象，戴着很大的帽子，如果有业务问题请教我，请在下班时间留下来排练时再找我，否则，会连累你。

　　邱岳峰在《简·爱》中配的罗切斯特，日常的专横霸道，向简·爱求婚时的迫切，以及失明后的讥诮尖锐，用了极其精准的处理方法，一直被奉为配音经典。“他的音色其实很不好听，但他配起一些特殊的角色，无人能比。他的音色跟罗切斯特的原声完全不一样，可他就用他这个音色对角色进行了二度创作，我们先看完他的电影，后来才看到原版，觉得邱岳峰的声音更贴这个角色，反而觉得原版不贴了。”

　　配音不是衰减，而是加分，这种奇迹在上译厂的历史上并不少见。《茜茜公主》德国创作班子来到中国，听完配音，惊呼比原作更出色：“中国配音演员的声音真好听，中文真好听！”——“听德国人这么说的时候，我马上联想到了邱岳峰，语言原来跟音乐一样，也可以是没有国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