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风孤儿弱势中的弱者

　　广东汉达康福协会是一家专门从事麻风病康复工作的民间组织。秘书长陈志强说，广州市某麻风病村有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亡故了，他跟着哥哥一起生活。后来当他被诊断患上麻风病后，他被哥哥从家中赶出；他原本不是麻风村的人，迫于无奈，只得自己找到麻风村，被村中一些素不相识的麻风康复老人收留。

　　陈志强他们发现他时，男孩的病情已发展至重度残疾(二级)，病菌已侵蚀很深，开始影响其正常的手的功能。陈志强痛心地说，要不是因为他是孤儿，家中无人关注他，他的病情本不至耽搁；考虑他年纪还小，经与政府多部门协调，出资将他送到学校；谁知小男孩没呆几天，就又跑回麻风村，在村中从事简单的农业劳作度日。

　　陈志强接触的另一个麻风孤儿，是在广州街头被警察发现的。这个看上去10多岁的男孩，经检查患有麻风病被送到广州太和麻风村。他自称是四川人，但不知道父母是谁；经过治疗他被遣返回四川老家。不久，他又自行跑到广州，在街头行窃，被发现并遣回太和麻风村。后来，香港的一个慈善家资助其生活费，并出资让村中的一个康复老人为其辅导文化。

　　陈志强说，麻风病患者除了遭受很多肢体痛苦，更要承受巨大的社会歧视。至于麻风孤儿，面临着更大困境，是弱势人群中的弱势者。

　　孤儿学校“活”得很苦

　　“乾县慈爱学校”位于陕西乾县阳洪乡，是一所孤儿学校。十多年前，乾县的弥陀寺住持释果宣法师，陆陆续续在寺庙里收养了一些各处送来或丢弃在寺庙门口的孤儿。1997年，释果宣法师在同为陕西省政协委员的何玉辉律师的支持下，在寺院旁的一个小院落里建起一所特殊的学校，为这些孤儿提供9年义务制教育。

　　据不完全统计，慈爱学校仅建新校舍前后就花了1000多万元，除了54亩地上自产的农作物外，学校每年至少投入30多万维持基本运转；加上学生所有服装学具等日常用品，所有这一切都靠社会募捐而来。

　　孤儿学校如何才能长久维持？何玉辉单靠“输血”是根本不可能的。慈爱学校从一开始就明确一点，要一手靠社会，一手靠自救。慈爱学校从当地租了54亩地，由学校师生一起种粮食、水果、蔬菜，然后用这些农副产品换回大米等生活必需用品。

　　何玉辉说，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办孤儿学校？我说就是“要让我们的孤儿做学校的主人，让孤儿不自卑”。我们一直在对学校的孤儿学生数实行控制，否则，送到这里的孤儿还会更多，我们实在没有能力承受更多孤儿来这里就学。目前政府财力、物力并不十分充足，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很难覆盖所有孤儿。

　　“眼泪指数”高 “门槛”要放低

　　2005年六一期间，民政部和全国慈善总会联合向社会发布了《孤儿救助宣言》，主旨就是呼吁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孤儿救助民间参与机制。慈善事业中，孤儿救助的“眼泪指数”最高，最易得到社会各方的捐款。

　　时任中国慈善总会副会长的徐永光告诉记者，慈善总会要和民政部联手发起救助活动，得益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尚晓援几年的孤儿调查，得知就整个孤儿群体而言，全面的、制度性的、长期的救助还没有完全到位。政府直接实施的只是针对孤儿院里的孤儿救助。现在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参与度还不够。

　　作为宣言发起人，徐永光认为，民间参与首先应培育孤儿救助民间资金支持性机构，让孤儿实现过一种正常家庭生活的目标。目前政府已在通过孤儿家庭寄养制把他们回归到家庭去。

　　徐永光说，对于救助孤儿，原来的政策定得偏紧，民间独立办孤儿救助机构很难，使得民间组织在参与孤儿救助方面“门槛”很高。一些民办机构由于拿不到合法手续，有的被取缔，有的甚至被追究法律责任。

　　半数孤儿何以无人收养？

　　小梦华的收养纠纷最终解决了。据国家福利院1993年—1994年的统计数字，我国儿童福利院每年平均供养水平在15000名儿童上下。按照这样的供养水平，社会上约有至少1/3-1/2的孤儿不能得到有效的救助。

　　有专家分析，现在孤儿收养面临的问题是：由于收养渠道不畅通，收养过程出现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想收养却找不到；另一方面是孩子被弃之后个别人出于怜悯，自行收养或送养，使收养进入“无序”状态。

　　收养、领养、寄养、托养或供养，我国相关法律上的手续既繁琐又限制过多，比如，只有孤儿或残疾儿才可收养，否则就得考虑是否按二胎算。很多情况下，捡拾弃婴之初，既不可能弄清其来历，也不能确定是否残疾，有些病只有长大后才会发现。如果先要区分出是弃婴还是孤儿，可能有些本末倒置。

　　记者调查得知，从政府各部门具体分工来说：查找孤儿生身父母由公安部门负责，找寻不到生身父母的弃儿则由民政和社会福利部门供养，或者再由具备合法收养能力的人士收养、代养。目前，民政只是对合法收养送养进行登记管理，没有一个专职部门依据有关条例对不合法的收养进行管理，产生了很多遗留问题。

　　民政部推行家庭寄养

　　据悉，为进一步推动家庭寄养工作，2003年民政部出台了《家庭寄养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家庭寄养工作的目标，管理要求和服务标准，被寄养儿童的权利，寄养家庭的条件和义务，家庭寄养服务机构的工作内容以及民政部门在家庭寄养工作中的责任等。《办法》的出台，将会促进社会福利机构家庭寄养工作健康有序地发展。

　　记者调查得知，目前我国儿童社会福利机构服务的形式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院舍型的儿童福利机构，如儿童福利院、儿童村等，它们的主要职能是对孤儿进行院舍照顾，并使其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第二类是康复型的儿童福利机构，如各类残疾儿童康复中心等，它们的主要职能是对那些可以康复的残疾儿童实施治疗和康复，使其减轻残疾程度，回归社会；第三类是教育性的儿童福利机构，如残疾儿童寄托所、特殊教育学校和孤儿学校等，它们的主要职能是使各类残疾儿童受到足够的教育，培养和提高他们的生活和劳动能力。以上社会福利设施给孤儿、弃婴提供了良好的收养、医疗、康复和教育服务，直至他们长大成人。

　　截至2005年，全国有208个专门的儿童福利机构和近600个综合福利机构中的儿童部，直接为儿童提供院舍照顾，收养了5.4万名孤残儿童。此外，全国各地还兴办了康复中心、弱智儿童培训班等社区孤儿、残疾人服务组织近万个。2001年，民政部颁布实施了强制性行业标准《儿童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以便为社会福利机构内的孤残儿童提供优质服务。

　　孤儿寄养必须纳入正轨

　　国际计划是一个以儿童发展为中心的国际人道主义发展组织，它的起源就是从关注战时孤儿开始的。1937年，英国的两名记者约翰兰顿和戴维斯在西班牙报道内战时，碰到了一个身上别着一张纸条的小男孩，该纸条上写着：“他的名字叫何赛，我是他的父亲。如果桑坦德市被攻陷了，我肯定已经牺牲了。所以，不管是谁遇见了我的儿子，请一定要替我照顾他。”他们见到这张字条后，就把这个小男孩带回了英国，并由此引发了他们对孤儿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这张纸条和这件事，促成了国际计划这个组织的成立。

　　随后的70年间，国际计划不断地发展壮大，一直致力于满足孩子们的需求。进入中国后，国际计划虽然一直没有做专项的孤儿救助项目，但近来他们已经越来越多地发现并感受到这种社会需求。

　　几年前，国际计划的项目经理就接到了来自陕西省有关社会福利部门的资金求助；后来，离西安市车程约两个多小时的一个县的孤儿问题，引起了国际计划在当地的项目调查员的注意，调查员提出能否将对该县的孤儿援助问题，列为他们此期关注弱势儿童的项目视野；据悉，此前国际计划已在项目点对孤儿的教育及生活问题进行过一些援助。

　　其后，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该县目前共有孤儿30余名，他们的父母大都因车祸或患病而亡；由于这个县没有建立相应的儿童福利院，这些孤儿大都寄养在亲戚、邻居等人家，既没有稳定的生活费来源，也没有统一的教育费支持，生存和发展好坏基本视其收留者而定；可以说孤儿在这里没有稳定的发展和受教育空间。

　　该县的妇联主席告诉记者，陕西省对孤儿的财政救助标准是每人每年720元，在该县每名孤儿的收养家庭可以因收养该孤儿拿到当地政府每月50元的补贴，但这些钱如果和收养这名孤儿所需的生活费和教育费投入相比，应该是远远不够的；曾经有收养了兄嫂的一对遗孤的男子，找到妇联请求能否为他收养的这对侄儿侄女提供学费补助，后来妇联联系一些国际民间组织，为其中的一个孩子提供了学费补助。

　　让孤儿有尊严地活着

　　建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孤儿保障制度，使孤儿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是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特别强调的，与以往任何一次孤儿救助或救济的指导精神不同，让孤儿在享受物质温饱的同时，还要让其能“有尊严”地活着，并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中提出这还是第一次。

　　采写这篇稿件时，记者随手在百度搜索引擎上，键入了“孤儿救助”几个关键字，仅仅在前几个页面上，记者就搜到了三个省份相关政府网站的公示名单：一份是来自山东济宁妇联的济宁妇女网，于2007年9月23日公布的“待救助孤儿名单”，上面详细列有辖区内727名等待救助的孤儿名单。这些孩子的出生日期和姓名性别、所在村镇、所在小学或中学的名称……无一不清晰地列在上面表格中。或许，我们指责妇联的人考虑不周，他们肯定很难接受觉得委屈，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在做善事，是把这些还无人关注的对象的困境提升出来，以引起社会的关注。现在还反受挑剔，总比没有人管孤儿强吧……

　　另一份是不久前，湖北省民政厅于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一日，在网上张贴的“2010年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孤儿大学生活动公示名单”。上面写明：“为帮助孤儿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湖北省民政厅研究决定，2010年继续举办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孤儿大学生活动，对今年考上大学和在读的湖北籍孤儿大学生每人予以5000元的助学资助，同时对品学兼优，并受到校(院)级以上各类表彰的在读孤儿大学生分别予以1000-3000元的励志奖励。

　　根据资助公告规定的申报期限，截至8月15日，共收到助学资助申请556份，励志奖励申请73份，在居委会、乡镇街道民政办、县(市、区)各级民政部门层层上报、逐级把关的基础上，省民政厅又对申报材料进行了严格审核，以有足够证据证明是孤儿大学生身份为准则，拟定对以下461人进行助学资助；以孤儿大学生获奖及其奖等为依据，对以下55人进行励志奖励，现公示如下，请社会各界予以监督……

　　的确，为了确保照顾和奖励的对象确属孤儿，公示名单可以接受社会监督；但不用此种所谓“公开透明”的方式，不在媒体上炫耀自己的善举义行，也完全可以找到其他核实的渠道，关键在于主办者有没有这种意识。

　　几天前，央视12频道采访了山西太原的一个孤儿，她在9岁左右就失去了父亲。不久前，母亲又被人杀死在自己的发廊里。失去双亲的她，回去找母亲的家人求助，想继续读书以圆自己的大学之梦，但每一个亲戚都不肯收留并提供费用。后来是太原慈善总会给予了她资金支持。去年，她如愿考上了广西桂林的美术专科学院，巨额的学费和生活费让她喘不过气来。她想申请特困生救助基金，但是在家境一栏里必须填明是否为孤儿。

　　她说她当时拿着笔一直流泪，刚到一个新环境，她特别不愿同学们知道自己的困境；但是生活拮据的她又“硬”不起腰杆来……她只能不情愿地填写不愿为人所知的身份，才能换回相应的补助。但这在她看来，“就好像是不停地把伤疤揭开给别人瞧，以换得别人的怜悯与施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