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奥巴马”

　　■ 采访动机

　　于建嵘可能是目前最受执政官员欢迎的社科院教授，他在面对党政官员的讲座中，会以“我农民”、“我们老百姓”自居，严厉批评台下那些“当官的”，却还有公安局局长站起来给他鼓掌，“学生们”欢迎能说真话的老师。

　　于建嵘已经在北京的郊区宋庄住了7年时间。工作再繁忙，他也会认真接待寻助而来的上访者，虽然未必能帮上忙，他却认真聆听他们的冤屈，给他们钱让他们去吃饭，为他们拍照……

　　于建嵘开玩笑说：“我是奥巴马。”因为童年时期，他有过8年流浪经验，是一个没有户口的“黑人”。他说：“我总要为自己的阶层说话吧。”

　　许多原先从事学术研究的同学都在九十年代下海经商，下海之初都表示赚了钱之后要回归学术，实际上却一去不复返，为何于建嵘能够在下海之后急流勇退，丝毫不留恋金钱的诱惑？为何从一开始做学问于建嵘就在明确地为底层人民发声？

　　于建嵘向我们讲述了他的人生经历，让我们理解了他何以成为现在的“于建嵘”。

　　于建嵘 “我要为自己的阶层说话”

　　最近，一组拍摄于四川宜宾市政府门口的照片在微博(于建嵘微博)引来网友的上千次转发———照片显示，一些上访人员正在躲避追截。此事继而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发布照片的人，又在一次给一个中央机关处级干部班的讲座上，播放了宜宾市执法者殴打上访民众的录像。学员们均表惊讶，有人言称，下次遇到宜宾市来跑项目，坚决不给！

　　这样一个“上通下达”的人，就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近期，他还出版了新作《抗争性政治》。

　　湘南 城乡流浪

　　没有布票、没有粮票，没有吃，没有住的地方。

　　爷爷要死了。他是一个裁缝，也算是本地有一点影响力的秀才，家里有很多的地。爷爷死的时候，父亲还很小，之后不久，奶奶也死了———父亲那时候才十几岁，就成了一个孤儿，没有人管他。

　　父亲就到外面去流浪，有一次打架，他逃到了山里面，碰到了湘南游击队，他就参加了游击队。

　　解放之后，他也就算是参加了革命，就做了一个小干部。母亲那个时候在团委当保姆，他们结婚之后，父亲被调到衡阳，做了一个县团级干部。

　　“文革”时，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发生摩擦，把地方武装视为土匪，挖出了我父亲的“土匪”历史，就再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抓他坐牢，就是把他晾起来。1967年，把我母亲下放到农村，母亲带走了我和姐姐。

　　父亲那样的出身，村里没有人愿意让我们回去。冬天，他们偷走了我们家的棉被，就是为了将我们赶走。母亲没有办法，就带我们流落到城里，也就成了黑户(指“文革”期间没有户口的人)，没有布票、没有粮票，没有吃，没有住的地方，很可怜。

　　有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去粮站免费帮忙打扫卫生，就是为了在扫地的时候搜集米袋里漏出来的米粒，或者到黑市去买红薯回来。有些人小时候说某样东西吃多了，现在都不吃。而我小时候主要吃红薯，现在还是特别喜欢吃。

　　衡阳 黑人记忆

　　“黑人”身份对我来说，整整八年，从六岁到十四岁。这决定了我今天的许多选择及性格。

　　在我八岁的时候，父亲托朋友帮忙，送我去上小学。母亲没有布票，就去找人讨了一个麻袋，花几毛钱请裁缝给我做了一件衣服，那人眼睛瞎，衣服口袋一个缝在里面，一个缝在外面，但那是我当时最好的衣服，我穿着它就上学去了。

　　班里有个同学是班长，他认出我———我们刚搬进一家木板房地下的窝棚里，他住在木板房里，他说：“他怎么到我们班来了？他是黑人！”老师不在，他们就把我往外拖。我拽着桌子不愿意走，缝在外面的那个口袋勾住了桌子，拉扯之下，我唯一的好衣服被撕烂了。

　　他们把我拖出去，我蹲在学校外面痛哭。父亲来了，他说他刚好路过。其实学校在很偏的一个马路上，我想他可能是特意去看我，他摸着我的头流泪，很难过。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流泪。从此以后，无论如何我都不愿意到学校里去了。

　　因为没有户口，也没有人敢租房子给我们，我们到处流浪，到后来，全部的家当就是一个锅、两个被子，母亲用一个平板车一拉就走。

　　我们之所以生存下来，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父亲虽然是个坏分子，自身难保，但他因为当年很讲江湖义气，他再怎么倒霉，还是有朋友愿意帮忙。不然的话，当“黑人”的那个感觉……“黑人”身份对我来说，整整八年，从六岁到十四岁。这决定了我今天的许多选择及性格。由于没有布票，我小时候基本上没有穿过什么像样的衣服。所以我说我是奥巴马。

　　到1974年，我就直接上高一了，我不懂拼音，也不懂数理化，但好在正规读过小学的人也不懂这些。1976年，父亲被平反，但7个月之后，他就死了。如果不死的话，可能就当上大官了。但他一死，事情就麻烦了。因为母亲的工作还没有安排，母亲对这个事情总是怀恨在心。我说，算了，我考上大学之后，肯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大学 母亲的荣耀

　　“你懂法律吗？”“法律还不就是那么一些事情吗？”

　　我考上湖南师范学院，成大学本科生了，牛得很，工作转正之后可以拿到54块5毛钱，而大学生是可以预支工资的。我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她说这是她一生中感到最荣耀的事情。

　　上大学的时候，我17岁。母亲的工作是给别人刷酒瓶，她没有钱送我去学校。我一个人去的第一天，把我吓坏了。父亲有很多战友，都是很讲义气的。省公安厅的一个人到火车站去接我，我听到有人叫：“衡阳来的于建嵘！”我一看，是个警察，吓得我要尿裤子了，我年龄小，从小又被抓怕了，我说我没有犯罪。他说：“我是来接你的。”

　　大学毕业后我分到衡阳日报，天天写社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有一年多没有工作，就干脆当律师去了。我当律师比谁都简单。

　　有一个礼拜六，我和几个朋友到湘江边散步，走到师范学院门口，看到告示说要招考“律师工作者”。那个时候，政府想招聘建立一个律师队伍，我去面试取得培训资格。

　　我什么都没学过，就去考试了。司法局的人在那儿让我们填表，他们一看，我是大学本科生，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他问我：“你懂法律吗？”我说：“法律还不就是那么一些事情吗？”

　　他问了一个问题，最有意思了，考倒了一大批人：“如果有三个人赌博，有两个人输钱了，输的人就合伙对付赢了的人，把钱从他那儿拿回来，你说这是一个什么行为？”

　　我们是脑子动得多快的人，我说：“抢劫！”他马上问：“抢谁的钱？”如果我说抢赢了的人的钱，那我就是认可了赌博的合法性。我们这种学哲学的人马上进行逻辑分析，我说：“这是抢国家的钱。”他说：“怎么是国家的钱？”我说：“国家待没收的钱。”考官把桌子一拍：“就是你了！”

　　海南 赚钱不是目的

　　赚的钱一辈子都用不完了。我说我不干了，没意思。

　　我是中国第一批取得律师资格证的人。第一年，我挣了150多块钱，给我母亲买了一件呢子大衣。我天天帮别人打官司，到处去赚钱，几年时间下来，我就挣了12000块钱。那个时候，一般人一个月挣50块钱，我有20年的工资了，我不怕了，我觉得我可以下海了，就带了12000块钱去海南。

　　靠替人要账，在海南我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万，激动得一个晚上没睡觉。那种兴奋的感觉，后来永远找不到了。我打电话给我母亲，她说：“你不要做，那是犯法的事情！”做了一年多，我发现钱好赚，就和几个朋友一起干，有一次给别人写一页纸的法律文书，就赚了6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