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文是连接东方和西方的文化桥梁——访印度浦那大学教授萨罗拉·比哈特(Saroja Bhate)

　　梵文文学以其繁富瑰丽的色彩吸引着全世界各领域的学者，包括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艺术家等各领域的文化精英。可以说，梵文是连接东方和西方的文化桥梁，已经成为一种“世界现象”。

　　萨罗拉·比哈特(Saroja Bhate)是印度浦那大学梵巴利文专业资深教授，担任浦那大学班达卡东方研究所主任。近日，经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专家高兴(Binod Singh)引荐，本报记者采访了比哈特教授。

　　印度有各种类型的梵文传统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当今印度人接受梵文教育的情况，以及印度主要的梵文研究中心。

　　比哈特：在印度，梵文研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传统的”，一种是“现代的”。一方面，一些保留下来的传统学校(在印度称为Pathshalas)和印度政府设立的部分梵文大学，以传统的方法传授梵文。另一方面，梵文以现代的方式、作为第二语言在大学里传授，这是从英国殖民时期开始的，已经持续150多年了。

　　印度人在六七岁时就开始接触梵文这种文化遗产。在印度，许多大城市都有一种叫做梵文学校(Sanskrit Vidyapith)的机构，青少年可以在这里接受梵文听说训练。这类梵文学校在印度北部邦(Uttar Pradesh)东部和比哈尔邦(Bihar)尤其普及。在大学层面，印度各历史悠久的大学，诸如巴特那大学(Patna University)、摩羯陀大学(Magadh University)等都有独立的梵文研究院系，其中浦那大学班达卡东方研究所(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Pune)、瓦拉纳西的伽师梵文大学(Sanskrit Vidyapeeth Kashi，Varansi)、印度教大学(Banras Hindu University，Varansi)等尤为出名，具有较高的国际声誉。

　　由于种种原因，有段时间印度官方并不是很积极地促进梵文的研究。自从前总理瓦杰帕伊执政以来，印度又开始逐渐重视梵文的研究，在尼赫鲁大学设立了新的研究中心，梵文研究在印度逐渐日益复兴。

　　梵文作为桥梁连接东方和西方

　　记者：为什么梵文在世界上有那么大的魅力，她有哪些宝贵的遗产？

　　比哈特：梵文不仅是一种古典语言，而且代表着一种深厚的创立于东方的文化，她曾经在南亚和东南亚次大陆广泛传播，影响深远，其传播历史达两千年以上。如果算上其发展史和孕育期的史前史，梵文有超过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说，梵文是印度传统的鲜活体现。

　　在很早(大约公元纪年后不久)以前，梵文就吸引了东方世界的民族。到16世纪晚期，西方世界也被其魅力所吸引。梵文奉献给全世界丰厚的文化遗产，包括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宗教、神秘主义和哲学的丰富文献，最伟大的史诗《摩诃婆罗多》这样的鸿篇巨著，《沙恭达罗》这样的大师级的诗剧，《五卷书》(Pancatantra)这样的道德寓言故事大全，波你尼(Pānini)、阿耶波多(Aryabhatt)、哈什卡拉(Bhaskara)、瓦拉哈米希拉(Varahamihira)等知识巨人的论著，《政事论》(Arthashastra)和《舞论》(Natyashastra)等具有鲜明特点的科学论著，以及诗歌、数学、戏剧、逻辑和哲学等一大批丰富的遗产。

　　梵文文学以其繁富瑰丽的色彩吸引着全世界各领域的学者，包括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艺术家等各领域的文化精英。可以说，梵文是连接东方和西方的文化桥梁，已经成为一种“世界现象”。

　　梵文是印度古代各人群之间的交际语

　　记者：梵文在印度大致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比哈特：梵文的起源很早，大约开始于印度文明的黎明时期。根据目前各方较为接受的研究成果，梵文是上古时期雅利安民族创造的祭祀祈祷语言和诗歌，这些民族来自中亚或者东欧的某些区域，在大约公元前1000年之初进入印度次大陆。随着雅利安部落在印度次大陆各地定居下来，梵文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祭司阶层的语言。因此，在早期，梵文多多少少可以说是一种宗教礼仪使用的语言，或者说是一种“神圣语言”。?

　　不过，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梵文并不仅是一种所谓上层祭司或者学者使用的语言，也是当时那些所谓的没有受过教育的社会底层和妇女使用的口头语言，从撰写于公元前四五世纪的《波你尼语法》等梵文著作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梵文发展的初期，她的“姐妹”——巴利文，作为一种普通人使用的口语也发展起来，并且不断演变成为全国各个地区的各种方言，因而梵文的使用被限定在某些阶级，结果她逐渐丧失了作为一种口头语言的地位。

　　尽管如此，梵文却一直延续保存下来，自公元纪年以来就作为各地区和各阶层使用各种不同方言的人之间的一种交流语言。梵文取得这种位置的原因，首先，梵文已经成为撰写文献、表达思想的语言，她不但被祭司、哲人所使用，也为科学家、诗剧作家等各个知识阶层所采用。其次，梵文不但音节圆润宏亮，富于音乐性，而且具有非常卓越的语言特性，比如她建立在非常精确完美的语言结构之上，又极具语言灵活性；又如她能够派生出极为丰富乃至无限大的词汇量。自从梵文被知识精英选用，成为印度人记录知识、情感和诗意的载体，梵文就成为印度各地区操持各种方言的人群共同使用的交际语。

　　虽然乔达摩(佛陀)鼓励他的跟随者们使用各种大众俗语来传播佛教教义，但是随着发展，后来的佛教徒们仍然转向使用梵文作为表达的语言，因为他们只有使用梵文才能够与各个地区的不同人群进行交流和讨论。当然，作为他们当时主要对手的印度教教徒也是如此。此后，佛教创造发展出极为丰富的佛教宗教文献。事实上，正是这些文献使得梵文走出印度本土，并被传播到中国等邻国。鸠摩罗什、玄奘、义净等一批中印高僧在中国将大量梵文原典翻译为中文。

　　另一个需要指出的情况是，在东南亚诸国发现有大量梵文碑铭石刻。根据波洛克博士(Dr. Sheldon Pollock)的研究，从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的犍陀罗的布路沙布逻(Purushapur)，一直到安南(今越南)的宝瞳龙(Panduranga)，再到中爪哇的普兰巴南(Prambanan)，梵文可以说是古代的当地统治精英表达他们神圣权力的最重要的语言。其中，在柬埔寨发现的梵文碑铭是最多的。这些碑铭记录了皇室事功等行为，由碑铭记录的大德名号或者感谢词中可以看出，皇室在很多场合邀请了不少印度祭司来主持。可以看出，印度教、佛教在梵文由内向外的传播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曾江)

　　中国印度学发展要靠真正的学术眼光——访美国堪萨斯大学历史学学者陆扬

　　陆扬先生是北京大学梵巴利文专业1984级本科生，其后负笈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最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哈佛和堪萨斯大学。陆扬从梵巴利文专业转入史学专业，先后在中国、欧洲、美国接受教育，现在他在中古史和佛教史的研究中仍常以梵文作为研究工具。

　　近日，记者就一些梵文学术问题采访了陆扬。记者与陆扬的对话始于学术传承，从他对金克木和蒋忠新两位师长的回忆谈起。

　　北大梵文传统强调语言的文化特性

　　记者：前几天拜访黄宝生先生，他给我看了金克木先生当年给他们授课时的梵文语法课本。这是一本薄薄的油印小册子，他整理后还作为“附录”收入了他的一本新书——《梵文文学读本》，以示“薪火相传”之意。金克木先生对你们1984级梵巴利文本科生有什么影响？您对给你们授课的蒋忠新先生有什么回忆吗？

　　陆扬：印象中我们当时并没有采用金克木先生授课的小册子。但是金先生教授梵文的一些基本方式很明显影响了对我们的教授方式，因为当时直接担任授课的蒋忠新和郭良鋆两位老师都深受金先生的影响，所以潜移默化也影响到我们，比如强调梵文的诵读和语言本身的文化特性。金先生对我的影响更多是通过他的各种著作以及在北大时经常向他老先生求教而获得。这方面我将有专文回忆，这里就不再特别说明了。

　　教授过我梵文的蒋忠新和郭良鋆两位先生都是第一流的老师和纯粹的学者。有趣的是这两位老师都是上海人，据我所知郭先生出自旧上海富贵之门，却没有丝毫的世俗之气，这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记忆。他们的方法都是循循善诱，让我体会到求学的温馨。隔了这么多年，我对他们的尊敬没有丝毫减退，这可以说是我在北大最大的收获之一。

　　两位中当然蒋先生和我们的接触更多，可以说是我学习梵文和印度文化的真正的“亲教师”。蒋先生身体很不好是当时我们师生圈内都知道的事，但他不避寒暑，撑着来上课，而最了不起的是他只要一讲起课来，就神采飞扬，忘情于此中，感人极了。当时他虽然身体很不好，但我猜那段岁月对他来说应该是快乐的。他有机会重返杏坛，我们这些学生虽然并不出色，但和我们年轻学子接触，还是会给他带来安慰。而可能更重要的是，在遭受多年磨难之后，他得以重新投身学术工作。他的两项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本梵文《法华经》的转写和梵文《摩奴法论》的翻译，都是在那段时期完成的。教学加上研究，他的毅力真是内在的。

　　蒋先生对我非常关心，不仅是学业上的也是个人生活上的。他住在离北大很远的劲松地区。我常跑他家去向他讨教，每次都会感到一种无比的放松和快乐。谈学问之余，蒋师母每次都准备丰盛的饭菜招待我，对于一个家不在北京的学生而言，这种照顾很令我感动。对我来说，最内疚和最遗憾的事就是出国之后，没能再和蒋先生见面。他的突然去世使这种遗憾无法弥补。我1987年秋去国之后，直到 2000年夏首度回国到北京，当时行程极为匆忙。到北京我即向师友们打听蒋先生的情况，得到的讯息是蒋先生的健康状况比以前改善多了，气色也好了，这让我感到意外的欣慰。但正因为这一念，就没能及时安排时间去看望他。其实那些天住在北大，我也没有去拜访对我影响至深的金克木先生。这实在并非因为我不懂礼貌，而是对这两位影响我人生的先生，我内心有一种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不安，诚不足为外人道。可惜过后不久，两位先生都驾鹤西去了。

　　梵文训练有助于进入另一古代文化核心

　　记者：您在北大和维也纳大学接受的梵文训练，对您现在的研究工作中有何助益？

　　陆扬：我目前的学术工作和古代印度中亚的宗教历史还时时发生关联，因此梵文训练能提供许多直接和间接的帮助。但梵文训练本身有其独立的价值，因为在接受这种训练的过程中我能多多少少进入了另一种重要古代文化的核心，找到一种能够终身受用的参照体，对日后的学术思路有不能低估的帮助，即便我直接的学术工作不再以梵文或印度古代文化为中心。而且由于北大、维也纳大学诸位先生的影响，也能使我倾向于从印度文化历史的内部来了解这种文化的特点，而不是满足于了解其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

　　作为一种语言工具，梵文训练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对这种语言不再有莫名其妙的神秘感和崇拜感。同时对语言的掌握和人文学术之间的关系脉络也有比较客观的理解。

　　国际学术界梵文与印度学的关系更为宽广

　　记者：您曾留学欧洲，现在任教北美，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国际上梵文教学和研究的现状，尤其是其与印度学之关系？

　　陆扬：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梵文教学和研究并不等同于印度学的研究。在西方，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梵文都是作为一种学术工具附着在印度学的框架之下的，或者作为比较语文学附着在语言学的框架之下。但并不等于说有印度学研究的学术机构，就一定强调梵文的教学和研究。我觉得，中国学界对梵文和印度学关系的理解比较狭隘且单一，与国际学界在这方面的认知上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

　　与欧洲相比，美国以梵文文献为基础的印度学和佛教学研究时间相对较短，在学术体系中占有的位置也比较边缘，但还是有其特色。传统上重要的中心，像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华盛顿州立大学西雅图分校、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校中的梵文文献研究不只设在亚洲研究的系科里，也可以设在神学院或宗教学系里。

　　欧洲梵文和印度学的中心很多，难以一一列举。仅以我曾学习过的维也纳大学为例，这是一个自19世纪以来的印度学重镇，出过Wilheim Geiger这样的巴利文大家，Erich Frauwallner这样的印度思想和佛教思想的研究大师，以及Manfred Mayrhofer这样的印度伊朗语的语文学宗匠。我求学期间，维也纳大学的梵文文献研究其实分成三块，一是和佛教学西藏学结合，在Ernst Steinkellner教授领导下的藏学和佛教学研究所；一是和印度学结合，在Gerhard Oberhammer教授领导下的印度学研究所；还有一个就是在Mayrhofer影响下的印欧比较语文学研究所。

　　徐梵澄在现代学林是非常特别的人物

　　记者：我有一个关于国内梵文流别的问题。以徐梵澄先生为例，在接触中我发现，有的人很敬服徐梵澄先生，而一些梵文学者对徐先生之学则颇有非议，记得您曾经在跋《徐梵澄文集》的文章中略提及中国印度学存在分野的观点，能否在这里略展开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陆扬：我对你提的问题的理解是梵文研究在中国有派别倾向之分，这的确是存在的，虽然我个人对这种派别的理解和其他学者未必相同。在有些相关问题上这一领域的专家更有发言权，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的意见仅供参考。我对中国印度学研究的分野在回忆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的文章里都会分别谈到。这里只就徐梵澄先生说几句。

　　徐先生在现代学林中是非常特别的人物。他在人文学方面的很多造诣不是同辈所能企及的。这是他的一项优势，比如他对中西古典的掌握就远远超过了季羡林先生，也比金克木先生有系统。他在这个基础上再转入梵学和印度思想研究，当然视野就会不同，领悟力也会很高。但徐先生又具有很强的艺术家和文人气质，有时不够冷静，而且他对思想的理解也有古为今用、六经注我的意识在里头，这都会影响到他的学术见解。比如他对《奥义书》等的译注，就受到印度现代思想家阿罗频多的诠释的制约，有时类似于熊十力对唯识的解释。我也读过他英译本的《肇论》，发现译得很不精确，几乎不能采信。但徐先生和金克木先生一样，都注重从文化内部去观察，而不仅仅是从外部做些观察或实验，这个态度我很欣赏。

　　梵文的神秘感来自公众对其不了解

　　记者：梵文在中国作为一种非常小众的研究语种，但是在普通公众中有时却拥有可以带来很大声誉的神秘感，您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

　　陆扬：在国际范围内，这种现象固然显得很特殊，但如果从中国当前的社会学术生态来看就不太难理解。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依靠某种机遇。坦率地说，在长远的潜因方面，梵文的神秘感恰恰产生于公众对梵文和梵文在研究古代文化中所具有的具体作用并不了解。其次是中国近代学术传统始终有过度强调某种工具或某种材料的作用的倾向，仿佛有绝技或秘籍在身，便可纵横天下，这是幼稚的想法。这种想法其实最早存在于中国人文学界，原先普通公众并不关心这个。

　　我记得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季羡林先生曾多次对我们说，20世纪80年代他去开全国人大会议，与侯宝林先生一起开会，但记者都只围着侯宝林采访，根本无人知道季先生。但这种情况到了90年代以后就颠倒过来了。这种影响力的突然增加主要来自学术圈以外。整个社会舆论对“国粹”的突然重视，而梵文虽不能算“国粹”，却也在公众的想象中与这种国粹主义挂上了钩，于是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一发而不可收拾。这种潮流对梵文研究本身能有多大的促进作用，我并不太乐观。当然说完全没有积极的作用也与事实不符，但中国梵文研究和以梵文文献为基础的印度学研究本身的发展，主要还是要靠真正的学术眼光。

　　记者手记〉〉

　　近期，记者往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这两个梵文学术重镇，逐一登门拜访在京的十余位梵文学者，他们几乎也是我国全部的梵文学者；梳理了我国现代学术框架内自钢和泰、汤用彤等先生发轫以来的梵文学术传承和源流之大略；记者还走访了中国佛学院、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等，请教了佛教宗教界和学术界的学者，了解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三支梵巴利文人才的情况。梵文研究领域中这个人数稀少但并不神秘的学术群体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是白发苍苍的九旬长者，六七旬的学术领军人物，四五十岁的骨干中坚，还是二三十岁初涉堂奥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甚至是零基础的初学者、起步筑基的本科生，他们都或多或少、程度不等地表现出对梵文的热爱以及治学的“学术雄心”，体现出一种较为纯粹的学术精神。

　　在这个秋天，记者还只身寻访了北京地区元明清三代部分梵文物质遗存，这些文物的数量、精美程度和丰富内涵让记者颇为惊讶，这些由汉藏民族共同创造的瑰宝是中华各民族交流共融与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见证。

　　梵文也许是神秘的，但梵文学术并不神秘兮兮，也不高深莫测，更不是炫耀珍稀语种的浮华舞台。也许我们可以说，梵文是我们理解人类文化整体的工具之一，梵文学术研究是一个不神秘、有魅力的学科。

　　自从“梵文研究与人才队伍建设”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启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一系列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工作在分阶段地逐步实施中，本报记者将继续关注我国梵文学术研究的最新动向和学术成果。(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