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重庆梦与中国模式

　　1996年，李希光第一次来到重庆，他看到的，是一个贫穷、落后、生态问题严重的破败之城。2009年，他再度来到重庆，光彩亮丽的重庆夜空让他震惊于这个城市14年的巨变。重庆给了他一种解读中国的新视角。

　　重庆梦是中国模式的载体与叙事。作为一个内陆中心城市，重庆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并没有受到严重冲击，其外向型经济只占12%。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之下，重庆却以15%的速度飞奔向前。重庆的高速发展证明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失效，也证明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意义——以人为本、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目的，也成为发展源泉。重庆实践具体地深化了对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认识，重新定义了现代性，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能力优势，终结了“历史终结论”；重庆提出的民生幸福指数再造了共产党执政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过去500年来，现代性来自西方，而今天的现代性来自北京鸟巢、上海世博园、重庆朝天门。重庆实践展现的是社会主义计划、资本主义市场、国有经济、私有经济、全球化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多元共存的现代性模式。

　　今天，西方的学术界开始不再用简单化的政治套话和二元对立的方法来讨论中国的发展。牛津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华志健的《21世纪的中国：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在这本书中，中国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正常化和理性化。华志健的观点是，今天在讨论中国时，更应该从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界》而不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来观察这个国家。

　　奥威尔强调通过恐惧的手段来控制人民，而赫胥黎强调的是通过创造需求、提高民生欲望和生活标准来满足人民。

　　英国经济学家阿纳托勒·卡莱茨基在《时代》周刊写道，“我们西方人有两个选择，或者我们认输地说，中国在人类5000年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是一个比美国或者西欧更成功和有生命力的文化，承认中国今天已经自然地获得了全球领袖地位。或者我们干脆承认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之间的竞争，开始严肃地思考如何改革西方资本主义，以求得更好的获胜机会。”

　　从重庆实践，到中国未来的创新与变革，中国与世界进入了一个社会与思想发展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与世界面临许多共同的课题，东西方旧的发展方式和范式需要提升、变革和创新。在承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多元性的基础上，经过跨文明的沟通，需要跳出原有的知识格局、思想框架和观念的约束，建立一个人类共享的价值体系，进入一个人类不同文明和平共处的和谐新世界。

　　以重庆实践为代表的新社会主义力量，在探索出一条本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道路，这是一种既扬弃旧社会主义弊端，也扬弃旧资本主义弊端的新社会形态。软实力建设不是从外界给自己找来一件意识形态的外衣，而是像重庆那样实实在在地从国情市情出发，按科学发展观的理念，确立自己的发展思路，探寻自己的发展路径。

　　西方评论家预测，随着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其未来的行为举止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像西方发达国家。美国学者沈大伟说，事实上，中国变得“越来越像中国”，而不是像西方。重庆实践并不是西方所理解的中国复制了西方模式，而是两方面的结合，不仅在经济领域创新地与世界接轨，同时在政治社会发展上试图创新西方模式，其发展模式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鸿沟，打破了旧有市场经济话语体系，展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普适行为的共同叙事话语。

　　国际视野中的重庆

　　曾经有境外媒体评论说，如果把中国比作一本杂志的话，那么这本杂志的封面会是北京，封底是上海，而重庆将是代表着未来发展的“下期预告”。

　　“资本主义的人民共和国”

　　2008年，美国著名记者泰德·考帕尔来到重庆，他看到了一个令他目瞪口呆的城市。全球金融危机令美国经济元气大伤，失业率倍增，而此时，中国遥远的内陆山城重庆，却充满活力，生机盎然，经济迅速腾飞。他在重庆做了大量的采访，摄制成纪录片《资本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在美国发现频道播出。该片围绕重庆发生的故事，深度报道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人民。

　　“重庆，一个城市的社会主义”

　　2009年，美国《国家》杂志的资深记者罗伯特·德里法斯专程前往重庆采访。他在题为《重庆，一个城市的社会主义》的报道中如此写道：“重庆的城市化规模令人难以置信。根据计划，重庆每年要把50万人从农村迁到城市生活。这意味着，重庆必须规划、准备和建设一个亚特兰大城，并为这座城市提供相应的就业、道路、房屋、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等。”

　　“中国的芝加哥”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07年7月26日一篇题为《中国的芝加哥》的文章中称，在中国内陆腹地，重庆这座沿江的丘陵城市雄心勃勃却笼罩在一片烟雾中。游客被它的发展范围和势头所震惊：大型商场，高速公路，成群的高楼大厦中有一座很像克莱斯勒大厦。一座投资2亿美元的大剧院在建。重庆常被拿来跟芝加哥相比。比如詹姆士·凯恩格(JamesKynge)在最近一本书中说，芝加哥是“通往美国西部大量未开垦土地的必经之路，是公路、铁路和水路的交通枢纽，更是充满商机的商业中心”，重庆基本就是这样。

　　“中国式社会主义3.0版本”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王绍光认为，在进入小康阶段后，中国开始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3.0版本，而重庆经验可以作为这种探索的其中一个蓝本。这种探索将持续10—20年。

　　重庆市要求官员定期与基层接触的“三项制度”(即：书记接访、成员走访和定期反馈)以及“三进三同”(进基层、进农村、进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干部大走访”和“结穷亲”这“三项活动”，都秉承了中国式社会主义1.0时期的群众路线，取得了积极成效。而“五个重庆”(平安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健康重庆和森林重庆)建设既保证民生，亦有利于经济增长。此外，重庆的“两翼农户万元增收计划”有助于农民致富，缩小城乡差距。重庆在发展的过程中亦做到了“国民共进”，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

　　“重庆模式：重庆版的科学发展观”

　　2009年，《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纪硕鸣首次提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庆模式”概念，在国内外引起高度关注。他把重庆模式的内涵概括为一连串的数字“123456”：“1”是指重庆经济持续发展。在全球经济疲软背景下，重庆已连续多年保持了高速增长，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重庆保持了14%的高速增长；“2”是指重庆在发展过程当中抓住了“二老”，即老同志和老百姓；“3”是指重庆在努力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给重庆所作出的“314”总体部署；“4”是指重庆正在大力做的“红色文化”的唱、读、讲、传四篇文章；“5”是指重庆市委、市政府所确定的“五个重庆”建设目标；“6”是指“重庆模式”集中体现了六大转变，包括由单一的经济改革向社会综合改革转变，由过去单纯追求GDP增长向关注民生转变等等。相对于依托香港崛起的深圳模式、交通便利的浦东模式，“重庆模式”更具广泛的可复制性，因为作为内陆城市，重庆有着与其他内陆省份同样的地域和民情，面临的社会矛盾也较为类似。

　　近年来，重庆在改革发展中选择了不同于沿海、经济特区和全国其他城市，但却适合重庆特殊市情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方式，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社会影响，被一些学者和媒体称之为“重庆模式”。其中，以户籍改革撬动农地改革、农民进城、城乡土地要素置换，最终实现城乡统筹的系统性改革，可谓是一个最大的突破。

　　“重庆模式”下的三大改革构想

　　市委书记薄熙来称，深化改革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要在土地和林权改革上重点突破。

　　统筹城乡户籍改革，让农民有尊严地进城

　　2010年8月1日，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正式启动，引起全国高度关注，被一些媒体称为中国户籍改革的破冰之旅。该方案明确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分“两步走”：第一步，2010年至2012年，重点推进有条件的农民工及新生代转为城镇居民，力争在两年内新增城镇居民300万人，实现转户人口在主城、区县城和小城镇三级城镇体系内的合理布局。第二步，2012年至2020年，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建立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卫生等保障机制，进一步放宽城镇入户条件，每年转移70万－80万人，到2020年新增城镇居民700万，非农户籍人口提升至60%。

　　户籍制度改革实际是城乡利益格局的一次大调整，政府必须为农民进城支付合理成本。以全部整户转移、全部退出土地测算，每个“新市民”平均有6.7万元的“进城成本”，包括农村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的“退出成本”，以及“新市民”的社保、住房、就业、教育等方面的“进入成本”。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称，中国城乡统筹的要害是农民工的户籍制度怎么解决好的问题。城市化、工业化本质上是农民逐步减少、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市民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长，城市化过程就有多长。

　　让1000万农民进城至少可以为重庆带来三方面的收益：第一是可以直接拉动消费，有利于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二，大量农民进城对守住耕地红线有好处。重庆一个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并退出宅基地，可节约建设用地170平方米，如果未来10年重庆有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就可以复垦增加耕地250多万亩；第三，可以通过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增加留在农村的1000万农民的收入。

　　土地流转制度新政，农民可携“地”入市

　　在土地利用制度改革方面，重庆一向勇于探索和创新。2007年7月，重庆出台了《服务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允许以农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最引各界关注，被坊间称为“股田制公司”。但随后，基于该项改革与现行土地承包制度的冲突，以及对农民失地风险的担忧，被中央紧急叫停。

　　不过，重庆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探索。2008年，重庆抛出一揽子农村改革政策，包括允许农民以多种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建立区县、乡镇、村三级农村土地流转中心；设立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通过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促进城市土地收益反哺农村。其中，“地票”交易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创新。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称，深化改革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要在土地和林权改革上重点突破，要加快建立土地流转的服务体系，鼓励农民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以多种形式流转承包经营权，发展现代农业。用市场化的办法来科学发现土地的价格，使农民权益在土地流转中得到保障。

　　有学者认为，“重庆模式”的土地流转政策意义重大，一是农村集体土地将成为中国城市新增土地的基本来源，由此将形成公开化的中国村镇房市和构建中国房市的全流通格局，二是为解决实际占地数以亿亩计的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建构全国统一的土地使用权体系，为土地使用权成为全新的商品权利体系提供一条可操作的途径。

　　推行住房“双轨制”，破解“蜗居”之痛

　　按照“保障归保障，市场归市场”的原则，重庆近年来加大了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积极探索构建住房供应“双轨制”，市场供给与政府保障并举，让中低收入群体“居者有其屋”。

　　从2010年起，重庆计划每年开建100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住房，未来3至5年内全市建设总量将达4000万平方米。所谓公共租赁住房，即由国有企业持有产权、由政府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限定套型面积和按优惠租金标准，向符合条件的家庭供应的保障性住房。重庆计划建设的公租房主要分布在主城区和6个区域性中心城市、2个卫星城等人口聚集度高、住房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按人均20平方米计算，4000万平方米可以解决200万人的住房问题，这就打破了过去保障性住房建设“零敲碎打”、不能从根本上“解渴”的困局。

　　重庆的公租房在全国率先打破了城乡和内外差别，不设户籍限制。凡年满18周岁，在重庆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来源，单身人士月收入2000元以下、家庭月收入3000元以下，即可申请公租房。与同地段、同品质的商品房的出租价格比，公租房的租金仅为前者的60%。

　　同时，公租房亦能够成为政府调控房价的“稳定器”与调控房市供求的“缓冲器”。当它进入市场，不仅增大了房屋总体供应量，还对投资性、投机性购房形成遏制，起到长期稳定房价的功效。同时，它还能够有效地稳定房屋租赁市场价格。对年轻群体，又会较好缓解资金积累与购房压力之间的矛盾，通过一段时间的过渡，形成有效需求，反过来，又会促进商品房市场的平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