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扭曲的“消费不足”

　　考量中国的居民消费水平必须用一种更细致的分析、更关注区域和社会发展现实的观察方法，才可能得到较为精确的判断，避免被统计数据和平均值所欺骗，也不会随便就用国际惯例或中国国情来任意概括。目前主流的“中国居民消费率太低”、“不能支撑经济高速增长”、“投资占比过高”等等观点存在着明显的统计误差或逻辑扭曲。

　　消费不足：真相还是夸张？

　　文⊙江 南

　　考量中国的居民消费水平必须用一种更细致的分析、更关注区域和社会发展现实的观察方法，才可能得到较为精确的判断，避免被统计数据和平均值所欺骗。

　　“控制投资，拉动内需”是目前被广泛认识和颂扬的“政治正确”的逻辑，闪耀着“人性光辉”，然而在数据上和逻辑上却是充满谬误和矛盾的。它不仅掩盖了真相，还严重违反了诸多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定律。

　　本文尝试着通过有限的篇幅举出一些被误导的数据和滥用的论据，提出一些研究观点，旨在抛砖引玉，请更多的学者参与讨论。

　　真相一：消费占GDP比重几何？

　　央行行长周小川曾在“2008中国金融论坛”上称，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消费占GDP比重由百分之六十逐渐回落到百分之四十左右，远低于国外水平。他指出，中国消费结构呈现家庭消费比重偏低而公共消费比重过高、物质型消费较多而服务型消费较少等特点。他提这个观点的背景是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各国普遍呼吁结构改革，即中国扩大消费内需、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个世界增长点。对美国的呼吁是：提高家庭储蓄率，减少贸易赤字。

　　这个观点虽然被提出已经快两年了，但依然有生命力。因为它首先不是一个时鲜货，而是200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合作产业分工链条、外贸顺差快速增长后的伴生诘难；其次它不是一个过时货，从2008年至今，伴随国际金融危机的演变不断被提及并增强乃至上升到“汇率战争”高度；最后它更是一个时髦货，各级政府和民间研究者以及媒体乐此不疲地鼓吹，一时隐隐有“谁投资谁可耻，谁消费谁光荣”之势。资本市场也轮番炒作所谓“大消费”概念，似乎中国经济从“十二五”起转型为“消费驱动型”经济体已经是板上钉钉不容置疑了。

　　然而，真相在很大程度上被悄然扭曲了。

　　瑞银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Jonathan Anderson最近直言不讳地表示：中国消费不足的论断存在一定的误导。算上房屋购买支出的话，中国居民总支出并不弱，而房地产投资也是推高总投资的关键因素。他说，虽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50%以上逐渐下降到2009年的36%，在全球各经济体中处于较低水平，但这两个数据存在很大的误导性，建议投资者最好忽视它们。因为当我们谈论中国居民对内需和整个经济的贡献时，传统意义上的居民消费并不是一个好的度量指标，而用“消费者的总支出”来衡量更好。居民消费仅包括非耐用品和服务的消费，并不包括房屋购买，房屋购买被算入投资账户。但是任何熟悉中国的人都知道，过去10年房屋市场的繁荣带动了中国经济空前高涨。标准的居民消费加上房屋购买构成了中国的消费者总支出。消费者总支出占GDP的比重并没有显著下降，目前为50%左右，与10年前基本一样。实际上，中国的消费并不弱，主要的变化是，消费者在非耐用品上的支出变少了，而在耐用品——诸如房屋和汽车上的消费变多了。

　　此外，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美国的市场环境并不一样，对经济的影响也不一样。自本世纪初以来，美国消费者凭借宽松的贷款条件，大量增加房屋购买，这导致美国居民储蓄率一度变成负值。美国居民债务规模暴增，国家经济正面临痛苦的资产负债表修复过程。反观中国，虽然房地产市场也经历了大幅扩张，但中国居民购买房屋的钱很多是来自对其他支出的节俭。在过去10年的房屋销售中，只有总价值的30%是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来融资的。

　　真相二：消费对GDP贡献几何？

　　消费占中国GDP的比重并不过低，也许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低一些，这是有很多客观背景和要素造成的结果(这个问题稍后会有专门诠释)；另一个相对更“深层次”的误读是认为，中国消费对GDP的贡献太低，投资对GDP的贡献虽然大但是依托的是投资增速更高的基础上——换句话说，就是消耗了太多的资源和资本来实现了GDP高增长。我认为这并不值得，而且让老外白白买去便宜货，更令人痛心。

　　比如最近某大型券商的首席经济学家在央视上侃侃而谈：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制造业大国。但统计显示，中国消耗了世界上40%左右的煤炭、50%左右的水泥、60%左右的钢铁和70%左右的油气，在2020年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将突破2亿大关。亟需转变发展方式，建立内需为主导的增长方式。这种论调很时髦，却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论述。

　　众所周知，中国是钢铁出口大国，美国和欧盟时不时要对中国出口的钢管进行反倾销调查。国际钢协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粗钢产量达到了5.678亿吨，同比增长13.5%，创下了单个国家粗钢年产量的新纪录；2009年中国粗钢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百分比提高至47%，较2008年扩大了9个百分点。一个钢铁出口国自己的年产量尚不足50%，怎么可能消耗全球60%的钢铁？

　　再比如说石油，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最新数据，中国在2009年消费22.52亿吨石油当量，相比美国石油消费总量21.70亿吨高出4%，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对这个结果，中国还是不承认的，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司长周喜安曾在2010年7月表示，国际能源署公布的这个数字不可信。就算是可信的，也无论如何算不出中国消耗了全球70%油气资源的结论。况且，高增长的钢铁和能源消耗，本身有多少比重是因为中国这些年汽车行业的大发展呢？难道这不是一个“消费拉动了GDP”的例证吗？如果这样的汽车保有量已经是要消耗如此惊人的70%油气资源，等2020年中国汽车保有量突破2亿辆时，地球将如何负担？照这种推理，究竟是要拉动消费还是压缩消费更科学？

　　事实上，即使按照被严重扭曲的消费和投资数据计算，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模式也是有巨变的，尤其显著的是，以支出法划分的GDP数据中，外需对GDP的贡献由正到负，最近5年里投资对GDP的增长贡献比例始终与消费相当，投资占比急剧增加的时代(2005年以前)早已过去(见附图)。从图表中更可以看出，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和经济平静期的最大变动也是在外需上，可见国内的消费和投资是处于一个相对平稳健康的规模比例的。若简单粗暴指责比例失调，很难解释这种结构是如何不被颠覆的，违背规律的现象怎么可能长期主导宏观经济走向？

　　真相三：消费多少才是足了？

　　以一个极端例子来说明上述小标题是再恰当不过了：美国人的消费占GDP比例够高了吧，但是非洲的那些充满难民和饥荒的国家一定更高，可能占到90%以上，因为老百姓根本没机会在应付了食品和医疗支出后有钱去投资或者储蓄。

　　这说明什么？第一，讲消费“应该”占GDP比重多少，或者贡献要多大，没有一个固定依据，不是说越高越好，也不可能有一个所谓“均衡值”，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第二，消费不是自己“拉动”的，就像人不能拉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消费只是结果，供给才是原因，固然在GDP统计中可以用支出法来观测和衡量，支出却不是动力；否则非洲的这些国家就可以凭借自己天下第一的消费比例赶超美国了。第三，衡量消费的绝对数相对容易，但是衡量相对数要很谨慎，尤其要考虑社会发展阶段的因素。

　　我们不妨从这三个角度来重新审视中国人确切的消费水平。资本市场投资者常用的办法是“草根调研”，也就是去超市看看吃的用的有没有特别的亮点，这个方法也适用于国情比较。根据笔者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国的三线城市以上级别(一线城市指大都市，二线城市指省会级城市，三线城市指各省发展中上水平的地级市)的人口聚集圈的日常消费状态，并不落后于美国人过多，比如日常消费的蛋奶油米、服装鞋帽，乃至家电电脑等较为现代化的消费品，差距只有质和量的区别，并不可见什么无法逾越的鸿沟。

　　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报告中曾部分验证了这种印象，其经济学家们选择了三类有代表性的商品进行比较：汽车、啤酒、液体奶制品。结论是中国的汽车消费量已经超过美国；2008年，中国家庭消费的啤酒和液体奶制品达到3880万升和1300万吨，分别为美国同类商品消费量的158%和59%。这个数据不仅说明中国人的消费总量并不很低(黄种人天生喝奶的胃口没老外那么大，喝啤酒倒是比较厉害)，更说明中国消费总量的增长速度是极其惊人的。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王庆特别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汽车、啤酒和液体奶制品的比较是以销量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的结构性低估意味着以美元计算的中国销售额的实际价值要低于美国的销量额。但是，无论产地在哪里，一辆汽车需要同样多的钢和铜，一瓶啤酒也需要同样多的大麦和小麦(可能奶制品里含奶少点，但应该也在可控误差范围内——笔者注)。因此，中国消费增长对国际市场上这些产品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事实上，汽车、啤酒和奶制品消费被低估的程度还不算多，因为它们是可贸易的商品。中国真正被特别低估的是服务业消费和房地产消费，因为这两者几乎没法跨境交易。这里着重说明一般服务型消费的低估。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服务业占中国GDP的40%，摩根士丹利的估计是服务性消费仅占个人消费总额的26%，不仅远低于工业化国家，甚至远低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例如美国、欧盟、日本等工业化国家的服务性消费分别占个人消费总额的66%、40%和57%，而与中国同为新兴市场的印度、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也分别达到39%、57%和56%，远高于中国。

　　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有两个重要的项目，就是医疗和教育，尤其是前者。在美国，医疗开支占到个人总体消费开支的15%以上，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占到差不多的比例，中国的医疗消费据估算仅为全部消费开支的6%以内，属于极低水平。它的问题在于两方面：一是中国人在绝大部分医疗机构的看病过程，其实是极其不讲用户体验和服务质量，服务水平极其原始，当然也就无法收取较高的服务收费；二是中国人的保健开支水平较低，去医院就是为了看病，对服务的需求也较低；三是医疗行业(包括教育)的国有垄断程度很高，民间资本参与竞争的机会很低，也就极大地限制了服务水平提升的速度，假如像饭店一样对所有投资开放，势必会形成各种层次的分级服务体系，开支水平也就一定会提高。

　　由于服务业很难出口(尤其是中国受外汇管制使金融服务业几乎无法走出国门)，短期提升效率和价格的可能性也不大。可以想象的是，中国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依然保持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消费率。难道我们据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这部分服务业消费占GDP的比例应该也必须被大大提升吗？

　　这种想法无疑是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的思维逻辑：中国相对于全球的最大优势就是人口和劳动力，它们很难直接出口，只能出口以它们为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商品。因此，中国国内的消费也必然是如周小川讲的那样“重商品轻服务”。如果在新西兰这样的农业优势国家，当然是农产品便宜而人力资源昂贵了——但是农产品可以出口，所以这种不平衡会被全球化大大摊薄。澳大利亚和巴西可以出口优质的铁矿石，俄罗斯可以出口石油和铜；所以它们的服务业都不会太便宜。中国的服务业消费低但实际量很大，既是必然甚至也是优势，不值得大惊小怪。 

　　综上所述，考量中国的居民消费水平必须用一种更细致的分析、更关注区域和社会发展现实的观察方法，才可能得到较为精确的判断，避免被统计数据和平均值所欺骗，也不会随便就用国际惯例或中国国情来任意概括。目前主流的“中国居民消费率太低”、“不能支撑经济高速增长”、“投资占比过高”等等观点存在着明显的统计误差或逻辑扭曲，处于“没头脑”和“不高兴”阶段。

　　消费不足是个伪命题

　　文⊙张 军

　　中国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扩大消费，而是切实保持增长，促进和激励政策的长期稳定，扫清不利于公平市场竞争和中小企业生产性投融资的体制障碍，大大减少政府对经济越来越多的干预和短期多变的宏观政策。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张军教授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成长起来的新生代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中国的工业改革、经济增长和当代中国的经济政策有精深的研究。

　　我们真的相信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吗？很多人会拿出国际参照值作为证据。例如，很多人发表文章都无一例外地提到，消费占GDP的比重，世界的平均值是70%，发达国家是75%，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提供的2007年的数据，中国是48.8%，而且这个占比还在逐年下降。有些境外媒体喜欢说，中国的消费在其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可能是最低的”。

　　我们先不讨论中国的消费支出(以及对应的投资)在数据和统计上的潜在问题，试想一下，假如世界消费占比的平均值是70%，中国可以如此大幅度地偏离这个平均值而经济居然不出问题吗？长期以来，我们早已习惯于用“中国特色”来对待中国经济，毫不费力地接受那些似是而非的统计描述，而全然忘记了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原理。不错，各个经济体之间在很多反映经济运行的指标上会存在差异，但从道理或逻辑上它们不该过分地偏离这些指标的均值。

　　如果我们相信只有我们的经济可以是个例外或者可以与众不同，那十有八九是我们过于自信了。经济世界根本没有这么回事。

　　90年代中后期消费被严重低估

　　30年前，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最终消费占GDP都在60%以上，而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比率都基本稳定在60%强。那么，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怎么可能在90年代中期之后像过山车一样突然开始下冲了呢？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自己还没有更好的解释。既然统计上显示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了，人们自然就会从那些约束家庭消费开支的收入上去寻找答案了，毕竟统计上显示政府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并没有下降。于是，现在流行的解释便是，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公和差距不断拉大，居民消费的开支出现了减缓的趋势。

　　但这个解释面临很多问题。收入差距扩大不仅本身存在一个定义模糊和度量上的问题，而且它只是一个关于相对收入的度量，并不反映绝对收入的变化趋势。另外，从收入差距上解释消费占比的下降还面临另外一些问题，你必须假设家庭的大部分消费需求不是刚性的。而面临更多的刚性消费支出项目应该是一个低收入国家的居民消费需求的典型特征。实际上，用收入差距的扩大来解释的应该是居民储蓄率的下降趋势才对。

　　90年代之后，由于体制改革和局部的市场化，原来由政府开支或企业包办的基础教育、医疗和住房开始部分进入市场，居民家庭也因此开始承担这部分的支出责任。由于这些开支是居民的刚性需求开支，因此局部市场化之后，居民在这些方面上的消费开支只会大幅度和持续地增加而不是不断减少。

　　以住房这个中国家庭10年来最大的消费开支项目为例，现有的统计系统处理居民住房支出的方法是存在严重缺陷的。根据国家统计局核算司司长彭志龙提供的数据，2008年中国居民自有住房消费占当年居民消费的7.4%。如果加上居民租房消费，居民全部住房消费占当年居民消费支出的7.9%。我相信，这个数据严重低估了中国居民住房消费开支的真实负担。低估这个负担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对中国居民的自有住房的所谓“推断租金”(ImputedRent)没有得到恰当的估计和统计。

　　在国民账户系统中，居民购买住房的巨额开支不能被纳入当期消费开支的范畴，从而居民对自购自有住房的消费开支只能作为隐含开支来处理(因为自己不对自己支付房租)。因此，作为一个核算原则，居民对自有住房的消费开支通常是通过估计“推断租金”来纳入统计的。所谓“推断租金”就是把一个与该自有住房在品质、大小和地段等很多方面都相似的房屋在市场上的年租金作为这个自有房屋的参考租金。可是，由于中国房屋租赁市场很不发达，有关住房租金的资料严重匮乏，的确很难获得恰当合理的推断租金数据。因此，在我们的统计中，中国城乡居民每年的自有住房消费开支实际上是按成本法计算的，也就是居民的自有住房消费开支等于当期发生的房屋维修支出、折旧费以及物业管理费的加总。考虑到中国的自有住房比例高达90%这样一个事实，仅仅这部分的居民消费开支就很难不被低估。

　　实际上，居民住房消费开支的统计存在的问题也同样存在于其他的服务消费的开支领域。比如在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消费方面，由于供给的不足和巨大的需求压力，中国的居民至今仍然面临政府管制价(即政府制定或政府审核的收费)与黑市或灰市价(即地方或部门单位自己制定的收费标准)之间的巨大差距。而由这个差距代表的那部分居民服务消费开支肯定未被纳入官方的统计数据中。

　　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居民的金融服务消费和保险服务消费开支日益增长，但现有的数据资料非常有限，统计部门多数情况下只能借助于一些相关的指标来进行推算。所以，可以预料，相对于产品型的消费开支统计数据，中国居民的服务型消费支出在统计上被严重低估就不可避免了。即使估计政府消费支出的财政支出数据，也可能只是反映了财政预算内支出的情况，很难包括政府其他项目的支出范围。实际上，政府的财政支出项目名目繁杂，同一功能的支出项目可能分散在完全不同的类别和科目中，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将行政事业费的支出数据准确调整和转换为GDP核算所需要的数据资料。

　　有意思的是，对于住房，一方面，居民购买住房的巨额开支不被纳入当期消费开支，另一方面，由于“推断租金”的基础资料不足，居民的住房消费开支则又被低估。这还只是居民服务消费被低估的一个方面。而在投资支出方面，由于征地、拆迁和土地交易价值的费用越来越大，地方和有关部门在报告统计数据时常常高估固定资本的形成额。实际上，按照标准的支出法统计的GDP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并没有像很多人印象中的那么高，而且这些年来也没有大幅度地、持续地上升。

　　劳动收入比例并未过低

　　除了“收入分配不均严重影响中国消费水平”这个原因外，另有一种观点也是颇为流行的用来解读“消费不足”的论调，那就是“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十多年来持续下降导致老百姓无力消费”。

　　的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十多年来在显著地持续下降，特别是最近几年下降的幅度更大。根据收入法GDP的核算数据，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在1995年的时候是51.44%，到了2007年下降为39.74%，下降幅度超过11个百分点，其中2003-2004年中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了5.25个百分点。由于劳动收入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主要部分，因此，很多人用劳动收入的占比下降来佐证消费不足的存在。而且看上去这个统计数据似乎很好地对应了消费占比下降的时间段，因此，两者相互作证。

　　看到这一数据也同样令人惊讶。与消费占比的情况类似，首先它与大多数经济体的情况背道而驰。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在55%-65%之间，而中国现在只有40%。另外，这个过低的占比也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在劳动密集产业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理论预测相悖。难道中国在初次收入分配上真的可以做到如此“扭曲”？正因为面对这样奇特的数据，一些经济学家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试图揭开这个谜团。

　　清华大学的白重恩教授最近发表的论文给出了这个数据背后的“故事”。首先，2004年经济普查之前，个体经济经营者的收入全算做劳动收入，这就导致了2004年之前的劳动收入被高估。2004年之后个体经济经营者的劳动收入则被计为营业盈余。另外，2004年之前农业增加值中单独统计国有和集体农场的营业盈余，之后则又全部计为劳动者报酬。他发现，2004-2007年的劳动收入占比5.25个百分点的下降几乎完全是因为核算方法改变造成的，所以应该把这部分剔除掉。这样，1995-2007年之间劳动收入的份额仅下降了大约6个百分点左右。在我和罗长远最近的一项研究中进一步发现，其实这6个百分点的下降主要是农业在GDP中的相对份额持续下降和工业与服务业的份额上升造成的，因为农业中劳动收入占比最高，而工业中的劳动收入占比最低。

　　白重恩和我们的研究都倾向于认为，自1995年以来劳动收入占比的轻微下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既不是劳动力的话语权降低了，也不是剩余劳动力太多、工资增长慢，更不是我们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主要是我们的产业结构在发生正常的变化：农业的比重下降，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上升。这个显然是对我们有利的，并不是结构扭曲，我们不应该逆转这个过程。按照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随着经济的增长，服务业比重将持续增加，劳动收入占比也就会不断上升。

　　既然劳动收入占比的轻度下降主要是产业结构合理变化造成的，而不是分配政策扭曲的结果，那就不算真正的问题，更不应该通过行政或者法律的手段人为提高工资水平来改变这个占比，那样做才真正是制造“扭曲”呢，因为人为提高工资只会迫使企业减少雇工(白重恩的估计发现，要素的替代弹性为1)，从长远来说会制造更多的失业。因此，从劳动收入占比的角度也不足以解读消费被政策抑制而存在不足的问题。

　　消费比重较低是个优点

　　总之，我不认为现在的消费占比或者消费率的水平反映了消费的不足。由于经历了计划经济的扭曲和普遍的短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消费占比会不正常地向上跳动。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政策扭曲的解除，经济的不断正常化和市场化，消费率必然经历一个下降并趋于稳定的阶段。这不仅是统计规律也是经济规律。也正因为这样，经济才保持了长时期的增长而不脱轨。

　　从经济发展的长远来看，消费率是由经济增长和投资内生决定的。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的提高，中等收入人群规模的扩大，服务业的比重上升，消费率和劳动收入的占比都会提高，国民储蓄率会下降，但那是未来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中国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扩大消费，而是切实保持增长，促进和激励政策的长期稳定，扫清不利于公平市场竞争和中小企业生产性投融资的体制障碍，大大减少政府对经济越来越多的干预和短期多变的宏观政策。人为的政策扭曲越少，经济增长和要素的收入分配就越趋于公平合理。

　　今天偶然看到陈平教授在上海一国际会议上的发言摘要，其中说到：“全世界都在呼吁中国拉动消费、刺激经济增长，我认为是一个伪问题。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不是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是靠消费拉动的。这样的话，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消费比例最高。巴西、俄国、印度的消费比例都比中国高，但是它们过去30年里面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速度能超越中国吗？根本不可能。把中国的优点说成是缺点，我认为是非常大的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