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叶铁桥 实习生 蒋雪婕

　　围绕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新闻，尤其是当北大这样的国内知名高校牵涉其中时，总会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此前，北大在率先进行自主招生、大类招生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改革时，都引发过公众的热议。

　　这一次，当北大11位教授的联名信和周其凤校长的回信公布在北大新闻网后，再一次引发热议。一些人质疑：在招生过程中增加申请和面试的环节，究竟有没有作用？能否摆脱“唯高考分数论”的羁绊与束缚，拔擢出真正优秀的生源？

　　更多人担忧，在本科招生频频爆出不公平的丑闻后，这次倡议的改革如果真正付诸实践，会不会又多出一条腐败的通道？而且，增加了面试环节，会不会对相对来说不那么见多识广的农村学生不利，从而使一流大学中本已处于弱势的农村生源进一步减少？

　　11月9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到北大，对数位参与联名建言的教授进行采访，听他们详解写联名信的初衷及对改革目标的设想。

　　摆脱“唯高考分数论”的羁绊

　　“我从2003年起开始参加招生工作，当时就觉得这个制度需要改革。”该信联名签署人之一的文东茅说。

　　身为北大教育学院院长的文东茅认为，在当前本科招生体系下，唯分数取人是最容易的，也是最不用负责任的招生方法，“因为高考成绩一出来，按分数从高到低录取，谁也没法指责你。北大推行改革，反而增加了学校的责任”。

　　“但唯分数取人不是高校招生，是统计成绩的机器在招生。”文东茅表示，这样“一刀切”的做法是高考最受诟病的地方。

　　他认为，以简单的一两分之差作为判断录取的硬性尺度，而不考察学生的兴趣、志向、习惯等重要素质，是现行高考招生录取制度最大的缺陷。“高考科目是有限的，但是人的知识是无限的，高考没法全方位考察。比如，有些同学对新闻感兴趣，它不考；对考古感兴趣，它不考；对国际关系感兴趣，它也不考；理科学生有对科技史感兴趣的，他们也不考历史……应该有另外的渠道给学生全面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文东茅说。

　　联名签署人之一、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对文东茅的看法表示认同。他说，恢复高考制度30多年来，高考制度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多，选拔人才应该有更加多元的渠道。“我们觉得，30分以内，水平不一定会差很大。差50分是水平问题，但二三十分差别不大，有时候一道题就有二三十分。在这个分数段，大家学习能力差不多，但其他方面就考察不出来了。”

　　联名签署人之一、北京大学化学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高松表示，联名信呼吁给予大陆的高等学校和广大考生以更多的双向选择机会，但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分数是重要的评价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把高考的分数作为一个基准，只要超过一定的分数线，再以专家群体进行集体面试的方式进行录取。考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报自己真正喜欢的学校和专业，而不是受环境与舆论的压力，一味追求某些自己并不了解更谈不上热爱的专业。”

　　但在招生过程中增加“考生提交申请和多学科专家团队面试的环节”，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吗？

　　文东茅告诉记者，本科招生面试并不是新事物，事实上，国外一流大学都这么做，香港高校也一直这么做，我国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招生也是这么做的，“这既然是世界著名大学通行的做法，那为什么大学本科不能做呢？”

　　对此，联名签署人之一、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也介绍说，入校前面试在国外高校很普遍，是本科招生的重要环节，有些高校甚至还委托学生所在地区的校友进行初步面试。

　　高松说，在上世纪50年代初和以前，我国也实行过各个高校的自行招生。

　　文东茅认为，增加面试环节可以加强对学生求学意愿、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考察，“从人才培养角度来讲，应该在高考基础之上，有一个弥补措施，给学生一个展示的平台。而且，我们也希望引导他们在强调高考分数之外，还注意一些其他的东西”。

　　他同时指出，面试也是学生跟面试官、跟高校相互了解的过程，双方可以相互选择。

　　但文东茅强调，增加面试环节绝不意味着抛弃高考另搞一套。相反，这一改革是以高考为基础的，会充分承认高考的价值和作用。“一来高考确实有选拔功能，二来它是保持公平的基本门槛。”

　　张颐武也表示，他不认同现在有些人所持的“要把高考抛弃掉”的观点。“高考这道防线还是我们最宝贵的诚信资源，也是中国教育体制赖以运转的非常重要的支柱。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高考制度上面再用这种方式来选拔，可能不是最理想的方式，但是非常重要的方式。”

　　文东茅说，如果这项改革真正实行，进入面试圈的学生也顶多比原来低10分左右，不会低到20分，“必须达到一定的分数线，才有可能进入复试圈”。

　　“没有最完美的方案。”张颐武认为，这项改革不是很激进，而是“很温和的”，如果达不到基准分数线，什么都免谈。但这项改革既尊重了高考制度，又摆脱了“唯高考分数论”的羁绊，“应该说兼顾了各个方面”。

　　通过制度设计避免腐败

　　这一改革建议引来的最大的争议在于，有人担心改革付诸实践后可能会沦为腐败通道。

　　在北大未名BBS中，也不乏这样的议论。

　　“所谓增加高考面试比例，无非就是为有权有势的人上大学打开方便之门罢了。”网友coolpan称：“现行制度虽然有不少偶然性，但却是最能保护弱者利益的。现在这种情况下做什么自主招生、面试之类的，无非就是能让那些有门路的孩子更光明正大地进入大学罢了。我们当然也可以很美好地梦想那些负责面试的老师们都会非常‘公正贤明’，不过这可能也是唯一能安慰自己的方法了。”

　　网友aakitefly也认为：“目前一些地方监督不严，腐败丛生，恐怕这个面试太容易导致腐败。建议缓行。”

　　网友sagabill则以自己曾经参加面试的经历为例，认为“面试直接把一部分农村孩子拒之门外”。

　　在高松看来，改革最大的难点，是全社会对于该项改革公平公正性的担忧，他本人也不是没有担心。这一方面说明，公众对于整个社会的诚信缺乏信心，但另一方面，公众的关注和担忧也是一面镜子，要求进行试点必须有完善的程序和制度来避免腐败的产生。对此，文东茅也表示，不能怕有腐败和不公平就不改革，“腐败问题不能指望教育能够完全克服，但是整个社会应该对北大有信心”。

　　他说，北大这么多年来，在自主招生、研究生考试方面是可信任的，没有出现大问题，有问题也是极个别现象，“每年招那么多人，面试成千上万人，都没有出现过特别大的问题”。

　　文东茅认为，绝大多数北大教授都会尊重自己的声誉。而且，北大一直处在媒体和公众的聚光灯下，“有这么多的监督，不能不做到自律、谨慎”。

　　他认为，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设计避免腐败。例如，北大可以借鉴在自主招生面试时的经验，让几百位参加面试的教师在面试开始前半小时才去抽签，决定分在哪一组。“即使想找关系，几百个老师不可能全都认识吧？”

　　同时，回避政策也是从制度上避免“走关系”的一大方法。“比如，我是湖南人我就绝不去湖南，必须到湖南之外的省去。”文东茅说。

　　张颐武也认为，通过制定周密完备的程序、增加公众监督、通过一个小组或委员会进行面试等方式可以有效规避腐败，“这样走后门、搞猫儿腻难度也非常大”。

　　对于农村学生可能处于劣势的担忧，文东茅表示，事实上，农村孩子在一流大学比例越来越低的现状，恰恰是他们提出改革的出发点之一。

　　在他看来，现在农村孩子在名牌大学学生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原因就在于高考制度本身。单凭高考成绩录取，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公平，但实际上会导致农村生源在一流大学学生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按分数从高到低排，我们没有任何可探讨的空间，如果改革，恰恰可以给我们一个探讨的空间。”

　　文东茅说，其实做过教师的都知道，农村孩子考620分，跟城市孩子或者某个重点中学出来的孩子考621分，难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里面反映出的学生的素质也不一样。

　　他认为，增加面试环节后，要保障农村学生的入学机会，基本措施无非两条，“第一给指标或比例，比如农村孩子原来占30%，现在增加到40%，而且是一个硬性的限制。第二，给农村孩子额外的加分渠道，这在国外也是常用的，和国内的少数民族加分一样。但具体怎么做还没考虑成熟，需要进一步探讨”。

　　张颐武也认为改革后农村生源会更多。“这样的面试，首先得要有高考成绩做基础，比自主招生更有保障。面试也不会看才艺表演。”

　　对于偏远地区孩子的出行不便及路费等问题，他们也不认为是难题，“就现在的招生而言，事实上几乎所有进北大的本科生，在进学校之前我们招生的老师也都见过。对于贫困家庭孩子参加面试的路费，学校也可以考虑补偿，应该不会有问题。”

　　“状元争夺战”能否熄火

　　对于周其凤校长的回应，张颐武感到欣慰：“我觉得释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一线教师和学校在这点上有了共识。”

　　此前，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对教授联名建言做出了回应，称11位教授所反映的问题，的确是当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中的重大问题，教授们的观点、思想和智慧对于推动北大招生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招生办将在认真研究、充分调研基础上，结合北大办学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稳步、审慎地推进各项改革措施，共同推动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

　　但也有人好奇，难道以往的自主招生、校长实名推荐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吗？

　　对此，高松表示，11位教授联名呼吁的是一个更广泛的改革，期望仍以现有的高考为重要基础，减少对基础教育的干扰。如果以“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方式招生试点，可以考虑取消目前采取的高考前的自主招生，以减少中学和考生的负担。保送和校长推荐的是非常少数的优秀学生，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渠道。但新的办法，如果经过试点证明其可行性和公平性，则可以广泛推行。

　　张颐武则希望，这项改革能够终结愈演愈烈的“状元争夺战”。

　　张颐武说，“抢状元”早就成了一种怪现象，高校看到有希望的苗子，都去游说这个苗子报本校，还向他许很多愿。为了抢生源，各个高校还层层加码，你出20万元，我出30万元，唯恐状元落到他校。而各类高考状元也个个待价而沽。“‘抢状元’现象于高校的风气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高松也认为，有个别状元或高分考生，实际上被状元之名所累或所害，对于自身缺乏清醒和客观的认识，这不利于其健康全面发展。各个学校，明知状元并不能和最优秀画等号，但是为了宣传效应，竞相出价，也背离了教育的本意。

　　“我觉得应该避免这种趋向。”张颐武说，自主招生并没有扭转这种风气，如果采取在高考的基础上加面试，也许能实现这一目标。“香港有些高校就是这样，录取的不一定就是最高分，面试占很大的比例。我们比他们稳健，以高考成绩为主，辅以面试，但不见得最高分就能录取，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慢慢淡化社会对状元的过度关注，当然这种风气是很难克服的。”

　　文东茅希望，如果北大推行这一改革后，能有更多的高校加入进来。“像清华、复旦、上海交大、浙大这些学校，都应该积极地采取这些措施。如果只是北大一家去做，其影响和意义也就会大打折扣。”

　　本报北京11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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