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城梦”中的农民工

　　一直以“新莞人”自居的黄元娟与丈夫入莞打工17年，他们卖掉祖宅，3次购房，两度参加资历考试，只为东莞的一张城市户口本，但至今未能如愿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傅天明 | 广东报道

　　始于上世纪末的流动人口迁移，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农村青壮劳力。自改革开放以来，到城市淘金的农民工已历三代。不少农民工怀着“入籍”梦想，期待“彻底离开农村和真正融入城市”。

　　农民工进军城市多年，思想改观、生活改善，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大于农村，最终的目的是真正意义上“融城”。在东莞打工的女青年黄元娟(化名)怀揣着青春与梦想，“漂”在城乡边缘17年，从职员干起，成为了总经理助理，至今不能如愿“入籍”。她的背后，广东省拥有近 3000 万农民工正在城市里默默打拼。

　　奋斗17年未能入户

　　11月5日，珠三角很多农民工将目光聚焦在广州“农民工积分入户”上。一连几天，该市积分制入户经办机构的咨询电话几近打爆，一些农民工专程从外地赶来咨询、申请。

　　在广州市荔湾区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一片匆忙脚步，门口被挤得满满当当。

　　这次给农民工入户出的“考卷”里，包括文化程度、参加社保年数、住房和纳税等等。

　　积满85分不难，进城却太不容易，考卷设有“一票否决”，有犯罪纪录、违反计生政策的人员，直接淘汰出局。农民工积分入户审核的首日，围得水泄不通的考场内，竟无一人通过初审。

　　珠三角的农民工积分入户制度没给黄元娟带来欣喜。一直以“新莞人”自居的黄元娟与丈夫入莞打工17年，他们卖掉祖宅，3次购房，两度参加资历考试，只为东莞的一张城市户口本，但至今未能如愿。有关资料统计，深圳和东莞两市外来人口总数已经达到1000万以上，其中拥有本地城镇户籍的人口仅200万左右。

　　如今，黄元娟能说一口流利的粤语，孩子习惯了东莞的生活，湖南老家也只是偶尔一去，

　　除了一本户口簿，她和东莞人几乎没有区别。去年，她一直愁于给儿子找学校：留在东莞读初中，非户籍人口不能在莞中考；送回湖南老家，孩子就成了留守儿童。

　　目前，广东省拥有近3000 万农民工。虽然东莞、珠海等城市出台过关于放宽农民工入户待遇的优惠政策，但农民工入户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黄元娟，这个1992年就踏入东莞的女子，从基层的仓管做起，现在已经成为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她的丈夫也成功入职一家上市公司。

　　为了儿子接受良好教育，黄元娟购买了一套小产权房，卖房者承诺能让孩子上公办学校。

　　2007年，女儿也进入了学龄期，小产权房却不能再次使用。

　　当时，东莞出台了引进人才的新办法：具备劳动厅颁发的技师资格证，可入户东莞。黄元娟的丈夫辛苦考过后，却卡在“必须要符合条件的公司去申请”的关卡上。后来，她听说本科学历“入籍”会宽容，又催着丈夫马不停蹄地参加自学考试。

　　2007年，他们决定购买商品房入户。当年东莞的房价飘红，黄元娟咬牙把老家房子卖了，付了首期。但是，因为两年内未能付清全部房款，拿不到房屋所有证，还是不得入户。

　　“差别最主要因为我是农民工”

　　农民工郭昌盛不觉得自己比黄元娟幸运。他曾写了一本流传广泛、为农民工呼吁的书，书名是《有话要说》。另外，他还创办一个农民工网站，在北方的农民工中颇具影响。

　　郭昌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这个举家在京打工的湖北农民工，从小向往城市，20岁出门，通过自学考试，一步步向城市靠近。

　　他在湖北省科协干了近7年，两次被评为全省的先进，却不能摆脱“临时工”的身份。
差别始于工资，城里“正式工”除了基本工资以外，还有职务补贴、岗位津贴、劳工保护和医疗保险，还能福利分房。

　　郭昌盛发现，同样的工作强度，自己的工资仅相当于别人的一半，“这个差别最主要因为我是农民工，难以转成正式工。”

　　郭昌盛和同在京城打工的妻子花光积蓄，在北京燕郊买了一间20余平米的房，户口最终落在了廊坊，“这是为了孩子上个公办学校。”

　　2004年前，他一直是农村户口，15年在不同的机关或事业单位打工，虽然早就是单位的业务骨干，却一直是编外人员，“最后还是被扫地出门了。”

　　据浙江工业大学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失业，对于“候鸟”一样的农民工来说，是家常便饭。在接受调研的700多名农民工中，失业经历者有600人，占了83.57%，有些农民工失业后，一连几个月找不到工作。

　　郭昌盛说，他多年和农民工交往，了解到农民工最大的困境是，不能入户，没有长远的发展机会，除了工作，大多数是吃青春饭，等老了，干不动了，就等着下岗。

　　“户籍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等级制度。”郭昌盛说，农民工从事非农产业时，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农民，因此，无论一个人干什么事，只要是农民，就免不了要受歧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学家徐逢贤认为，户籍被赋予了教育、就业等一系列的附加功能，也让流动人口对所在地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找不到安全感”

　　过去农民工“大包小包、一头乱发”的形象渐少，新生代农民工踏着父辈的脚印，进入城市。他们的年龄普遍在28岁以下，能讲普通话，没有务农经验，受教育程度较高。
“新生代”不再甘愿呆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岗位，希望干一些“技术活”。受歧视时，懂得维权，会去抗争。

　　8月16日，刚上完晚班的周稳定驾上摩托车前往东莞横沥车站办事，出来后发现摩托车不翼而飞，后在交警手里找到，周稳定被拘留15天，罚款1000元。

　　这个插曲让这名在东莞打工13年的年轻人遭受重大打击。他说，突然感觉城市没有一丝安全感，“看我是外来打工仔，民警态度很糟糕，都不让我说上几句话，签字并拘留了我，这是对我们的一种歧视。”

　　9月1日，周稳定从拘留所出来，浑浑噩噩地回到单位，希望请假3天，结果遭拒。或许是早已厌倦漂泊城市边缘的生活，他与同事发生口角，结果工作丢了。

　　周稳定向本刊记者介绍，他所在的东莞那家电子厂，员工有三四百人，90%的员工来自外地。

　　“工作上要谨小慎微，不留神就可能被炒。”周稳定说，如今，虽然他手下管了30多人，但是，在公司里，领导一句话就可以让你走人，劳动合同成了摆设，公司不按规矩办事，谁也没办法。

　　周稳定称，他每月在公司加班时间都超过100小时，每天都要接触焊锡烟、酒精、天那水和噪音，现在经常感觉头晕、乏力，身体不适，公司也从不安排体检。

　　“因为不能入户珠三角，我只是这个城市的过客！”11月1日，周稳定已请了律师，准备讨回他应得工资和相关赔偿。

　　他极不情愿地放弃了当初买个房入籍广东的梦想，回到老家另谋生路。

　　“打工13年，找不到安全感！”周稳定说。

　　艰难的“融城”

　　广东---这个拥有3000万农民工的地方，近年来“民工荒”越来越严重，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外地的农民工回到家乡后在当地就业、创业，或辗转长三角打工了。

　　有专家分析，如果有大量的农民工在广东的城镇入户，就可以扩大当地的劳动力资源，形成合理的“入户”机制，农民工对未来有了希望，愿意留在城市，用工需求才有保障。

　　两年前，中国首个农民工人大代表胡小燕获得“全国优秀农民工”的称号后，入户佛山。那年，佛山市为胡小燕等97名优秀农民工办理佛山市户籍，这97人是从当地200万农民工中挑选而来的，这样的竞争何其惨烈？

　　2010年3月，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广东计划一年解决60万左右流动人口的入户问题，部分城市已试行积分制。

　　在地方政府层面，在经历了富士康跳楼事件和血汗工厂危机后，深圳和东莞市出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措施，重新关注外来工权益。

　　深圳市多次召开刑拘大会，公开处理欠薪老板，公布血汗工厂名单，外来工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政策也进行了重大改革。东莞，多名外来工被选为东莞市政协委员。
在“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看来，城市管理者应该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尽量为农民工提供与当地人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