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青年支边录(之六)婚恋篇

　　剥树皮，天山深处的苦涩恩爱

　　■头三年供给制一律不许恋爱结婚

　　■不管是抓到没抓到的，开除撤职

　　■一个婴儿在那儿，都不知道谁生的

　　■兵团一大怪，大姑娘尽量不对外

　　◎文/张力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十万上海青年在天山南北战天斗地，几年过后，他们真的如人们期待的那样，在大漠戈壁扎根了。随着岁月的推移，在艰苦的环境和劳作中，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男女青年感情的种子也是要播撒，要萌发，要开出各式各样的花。还要在这里生根，在这里结果，直到落户安家。

　　每次总是想办法

　　多招一些女青年

　　何立云(农一师14团，老职工子弟)：人这个东西，你光男同志在一块儿，他兴趣不高，他要回家，对吧，他到了年龄第一个就是要老婆，没有老婆他不高兴。

　　兵团第一批的人，那都是分配的，把内地来的姑娘分配给哪个团长、营长，一个配一个，愿意也配，不愿意也配。有的工作方法好的，就专门把差不多的配给哪个，你们自己再慢慢磨合，交往一下，沟通一下，然后结婚。

　　王祖炯(1963年进疆，农二师34团)：动员上海青年去新疆支边，当初做计划的时候，就是要女的多于男的。原因是新疆那边男的少，女的去了以后，还能解决上海青年之外的配偶问题。所以新疆每一次来动员的时候，总是想办法多招一些女青年去。

　　朱静华(女，1963年进疆，农一师14团)：头几年，连队里面开会的时候总在讲，不许谈恋爱。可是慢慢的，这个已经克制不住了，毕竟都是这样同年龄的男男女女，他有交往的需求。但如果说抓到了，就说你作风不正派，或者把男的关禁闭，就是这样。

　　王祖炯：去了以后，有一个规定，有没有文件我不知道，但肯定是开会宣布过，说我们三年供给制期间不允许谈恋爱，更不许结婚。

　　何立云：我们外地人和上海青年要想谈朋友，那不行，要受处分，开始连上海青年跟上海青年谈都不行。我们那个地方，很多青年一直表现都很好的，当排长、当班长，就为了和上海青年谈朋友，就为了和上海女青年搂搂抱抱，人家反映有关系，这个情况蛮多的。不管是抓到没抓到，开除团籍，撤销排长。有的撤职了，有的党员给抹掉了。女孩子肚子大了，要生，怎么办，不像现在做个人流，那个时候谁养。因为这个，劳改的都有，判刑的都有。

　　赵国胜(原农一师副师长，一野进疆老战士)：因为上海青年支援新疆十万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我听说个别团场，在上海青年身上犯作风问题的也有。师里头要求，一犯作风问题，马上撤职到底。

　　王祖炯：有这么一对，他是社会青年，我们同一年去的，也是我们那个区的。他在上海已经待业多年，两个人好上了，好得不可开交，最后偷吃禁果，女的怀上了，不得已而为之，报名去新疆。他们想的是，离开上海，起码不丢人了，到新疆就变成自己说了算的地方。他们俩到了新疆，次年，1964年就生下个儿子，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团1700多上海知青中间，唯一进疆就怀孕生孩子的。但是没想到，怀孕也不准结婚，生了孩子照样不准结婚。

　　因为有规定，三年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你生孩子还行？不行。这女的还住在集体宿舍，带着孩子，那么女同胞就帮她。这个孩子有很多阿姨，但是不知道爸爸，因为他的爸爸不能去管他，只能有时候帮着提点水放到门口。

　　采访旁白：

　　在偏远的大漠戈壁，和上海青年们一起劳动的，还有历次运动中所谓的反革命、右派分子，以及劳改犯。在兵团，习惯上把刑满或解除劳教人员称作“新生人员”。上海青年头三年的每月津贴，是供给制的三、五、八块，而新生人员作为农场职工拿的是几十元的工资。于是，一个上海女青年和连里放牛的新生人员惹出了事端。

　　安康(1963年进疆，农一师5团)：我们班有三个刑满人员，带我们劳动，教我们劳动技术，就是平整土地，怎么看这个地。教的过程中呢，这些人就跟上海青年打交道，那么逐步地出了一些事情。都是女孩子和刑满人员有关系，因为他们比较有钱，一个月几十块工资，我们一个月几块钱。

　　他们的岁数都很大了。有一件事情，我们一起到新疆的一个女的，她和一个放牛的刑满人员不知怎么挂上钩了，说是谈恋爱，有的说她认他做哥哥，看到她往放牛的地方去找他。

　　这个女的月经不来了，大概在宿舍里面传开了，结果放牛的新生人员自杀了。事情一闹大，团里面政法股的股长过来，开大会，把枪往桌子上一放，说不像话，跟上海女青年搞七搞八！最后结论，宣布那个放牛的畏罪自杀。

　　朱静华：有一次我们发现，那么小一个婴儿在厕所里面，我们都吓得不得了，因为都是姑娘没看到过，但是也不知道是谁生的。像我们连队有几个人，在那时候就怀孕了。怀孕以后，没有结婚证，找领导去不给批。只好还是各自住在男女宿舍的大通铺，两个人还是分开的。生了小孩，坐月子也是在集体宿舍。

　　我们一天到晚，下工了就把他当玩具一样，你抱到这里，她抱到那里。有时他妈妈找不到，到处找这个小孩，在谁的手里也不知道。

　　女的省下来苞谷馍给男的吃

　　采访旁白：

　　十几、二十岁的姑娘、小伙子在一起朝夕相处，甘苦与共，尽管是在半军事化的管理下，两性的吸引还是会悄然滋长。

　　毛国胜(1963年进疆，农三师43团)：我们最多的是帮她们做一些重活，比如挖渠、挑土这些重体力劳动的时候，男的多出力，可以让她们少干一点。这样子，就开始萌发感情，岁数大一点的就谈恋爱了。

　　王祖炯：应该说当初刚支边，纯粹是一种男女生之间的友爱，后来进入生产和生活的状态，年龄也在增长，互相之间越来越有吸引了。那么本连队的，往往在劳动中结下好感，还是很单纯。

　　朱静华：为什么到了那边以后我们女的都急着要谈对象，想早点嫁人，因为有时候生活艰难得没办法。光是冬天到井台提水就没办法，旁边的冰比井台还高，一不小心就要滑下去。

　　十月份以后，要穿棉衣棉裤了，这时候取火怎么办，就要劈柴，柴火也都是自己背。从工地下班以后，每人都有一根绳子，不管身体怎么样，都得背，因为都没结婚，集体宿舍，每人都要背。好多女的到后来没办法，觉得生活太难了，早早地就想找个老公结婚。

　　安康：在新疆的生活有个特点，它要提水的。男的比女的力气大一些，真要碰到休息了，你看都是女的在洗，男的提水，都是这样子。开始也不是什么我跟你谈恋爱，没有的。就是女的帮你洗衣服，男的提水；男的吃不饱，她们都知道，女的省下来苞谷馍给男的吃。

　　王祖炯：她们比如说五个人，领了五个苞谷馍，吃三个，凑下一两个整的，留着，切成片，搁炉子上烤一烤，然后一包一包地给我们。

　　安康：好多女孩子都这样，把馍吃上一半，还有一半呢，有的时候马上分给你，或者晒成干，到时候给你们男的。

　　毛国胜：为了不让我们面子上过不去，她们不是给我们剩下的，而是她们假如十二个人，那么大家合着吃八个馍，剩下四个整的端来，放在我们的窗户下或门外面，然后叫一下。当班长的出去一看，这馒头是给我们的，兴高采烈地拿进来，大家马上分了吃。

　　安康：谈恋爱结婚，是违反纪律的。开始都偷偷摸摸，就是你下班的路上跟我讲，今天晚上在哪里等，或者怎么样。然后就到那儿，无非是林带里，苞谷地里，都是男男女女，一对一对，互相如果看见了，也是你不讲我，我不讲你。

　　王祖炯：比如女的大一点，男的小一点，姐弟相称；男的大一点，女的小一点，兄妹相称。这样相称相称，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成为一对恋人了。而且上海青年恋爱呢，选择的范围很小，因为我们在新疆这块地方，一个农场就孤零零的，周边没有居民，到另一个团场起码几十公里，不可能跨团去找对象；第二个，就是在一个团，每个连都是相对独立的一片，不大可能跟另一个连队的发生联系。除非那个连队有青梅竹马的同学，这样走动走动，才有可能，但一般都是在本连队里面找。

　　俩人做小锅饭，就是有点意思了

　　采访旁白：

　　到1968年，对知青的三年供给制已经解除，他们转为农场正式职工。随之解除的还有禁止婚恋的约束。艰难的环境里，互帮互助的男女可以正常开始那个时代特有的恋情了。

　　王祖炯：我们这个恋爱的形式，实际上是很平淡的，我们说什么呢，当初叫“剥树皮”，一说“剥树皮”，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两个人去找个地方，悄悄摸摸，到林带里走一走，咱们种的树已经形成了防护林。到里头走一走，说说话，然后停下来，站在一棵树的边上，手扒拉扒拉，无意识地剥剥树皮，这就叫“剥树皮”。

　　朱静华：一谈恋爱怎么办呢？真的就是在林子里面，麦场垛里面，两个人就这样幽会了，男女之间总是这样吧。

　　李小女(1963年进疆，农二师34团，余加安妻子)：实际上说起我谈恋爱，真是前世有缘了，脑子里没想过要跟他谈恋爱。就是有一次，因为我在托儿所工作，我们托儿所里三个女的，苞谷粉可以称一点回来自己做糊糊。他们都是单身汉，他们一顿一个馍，吃完就没了，吃不饱。但是他们有时候肚子饿了，一下吃两个，中午把晚上的都吃掉，到月底就没饭票了。

　　那么我们女生呢，觉得怪可怜的，有时候他们没吃的，我做点糊糊，叫他们来，五六个人，他也一起来，到我们托儿所来吃点。这样我就和他慢慢熟起来。

　　王祖炯：还有一种是吃小锅饭，你要看到某个男的和女知青，他俩开始做小锅饭，在一起吃了，哎，这就有点意思了。

　　比如劳动回来，都在房子门口，然后你就看，搞两块土坯一支，上面放个小锅，上海带去的钢筋锅，弄了一点什么粮食，搁里头煮煮，或者擀个面条，在那儿下下。然后两个人在那儿忙前忙后的，像个小家庭，吃好，涮干净，男的走了，或者女的走了。就这样，就说明他俩已经有点意思了，别人一般不会再插一脚。

　　安康：人在接触过程中，到了一定年龄，男女产生感情，谈恋爱，很自然的。所以我们那里的人普遍谈恋爱早。为什么，一个无聊，单调，劳动强度大。再一个吃不饱，结婚有个好处，比如女青年和老职工结婚之后，有家，可以在自己家里烧饭了。集体吃大伙，定量是一个馍，自己开小灶，把粮食拿回去自己做，就可以烧苞谷糊什么的，或者在家里擀点面条，改善改善，把肚子撑一撑，就这么个好处。

　　那么冲着这一点好，都想早点结婚。我当时也这样想，想早点结婚，最起码可以在家里擀面条吃。否则的话很想吃面条的时候，还要医务室开病号饭的条子，连长不签字不批就吃不成。连长审批好了以后交给伙房，伙房说今天给你吃一天病号饭，很大个事。

　　我想一定要找个出身好一点的

　　采访旁白：

　　那个年代的唯成分论，使得人们的家庭出身，往往成为选择对象的首要条件。当年，上海姑娘韩培芬和同是知青的北京小伙白振杰走到了一起。

　　韩培芬(女，1964年进疆，农二师21团)：恋爱这个事，实际上我跟他以前，都谈了好几个。以前找的几个都是上海人，可好了。找的头一个你看一谈，他说他爸爸是国民党警察在台湾，那时候成分特别重要，我又在值班连嘛，值班连就是武装民兵连，好，我就不同意。

　　后来等过了可能一年多又找了一个，医院的药剂师，河南的，你看多好，谈了半年，他说他是右派，我又不能要，你看那时候成分多厉害。后来就找的现在这个，跟他一谈就成了。还是姻缘，我信这个。

　　朱静华：像好多家庭成分差的女青年，选择对象唯一的标准就是你家庭出身好一点就可以了。这样你家里不挨批斗，以后的日子也不受影响。

　　徐佩君(女，1963年进疆，农二师21团)：我呢，人家给介绍的山东人，老职工。总的来说，我们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考虑那些条件。人老实，对自己好就行了，我是这样想的。自己家庭成分不好，我父亲资本家呀，不是在淮海路那边有房子嘛，所以我就找个成分好的。

　　王祖炯：因为父亲打成反革命，“文革”中间我很悲惨，这个情况下，本来交的一个女朋友离开了我，她是出身很好的，所以对我的打击很大。而后来我的爱人恰恰是在我最低谷的时候，跟我好了，我们两个很有感觉。她的父母为这个要跟她断绝关系，不理她。她父母是从湖北武汉支边的，她跟着父母进疆。我们两个在演出队里认识的。

　　李雯兰(1963年进疆，农一师14团，何立云妻子)：因为当初到新疆去，是我自己积极要去的，在街道在家里都影响比较大，既然我去了，就下了狠心，一定要在新疆这边扎根。

　　再加上我们上海人，好多出身不太好，我父亲是个右派，我想一定要找个出身好一点的。当时人家介绍，他爸爸在我们那里是营长，我老公他当时开拖拉机。我想想，看他比较忠厚老实，家庭也可以，工作又好，那么我就同意了。

　　如果嫁给驾驶员，觉得挺有面子

　　何百成(1963年进疆，农一师13团)：能够去开拖拉机，能够开汽车，能够调到卫生队，当医生护士，能够到学校教书，能够进机关的，那都是人人羡慕的工作。

　　韩培芬：像开拖拉机的，医院的，护士什么的，当个小干部，那都是吃香的。谁都想找个好的嘛。

　　朱静华：一般的，都希望嫁给驾驶员，如果嫁给驾驶员，觉得好像挺有面子，而且挺吃得开。为什么呢？驾驶员经常跑外面，灰色收入比较多，不光靠那点工资吃饭。而且人缘比较好，因为我们出去，没有公交车的，全都找他们搭车。所以驾驶员的关系比较广，谁能嫁到驾驶员，那她的档次就比较高了。

　　另外比较好的，就是嫁给技术员，农业技术员，畜牧技术员，技术员一般都是浙江的，他们去的时候也都单身，中专毕业，大学毕业，所以嫁给这些人好像幸运一点，档次高一点。

　　还有一种，嫁给普通工人，也是稍微有点技术的，比如在连队干点技术活，不是一般的农工。再下来，就是自己文化层次比较低的女性，她们没什么要求，只要能比在连队里的集体伙食好一点，就愿意嫁了。

　　何百成：开拖拉机的不得了。在大田劳动的时候，我们最希望干的是什么事情？就是给开拖拉机的送饭，送的白馒头他吃不了，我们也能留下一个两个。

　　欧阳琏(1964年进疆，农一师14团)：拖拉机开到连队去，是要当菩萨供的。为啥，你照顾好我，给你地犁得深一点，播种播得匀一点。所以你一定要照顾得好，如果再给我吃苞谷馍，对不起，犁地就在表面拉一条线走了，你接下来还得再来求我。

　　上海可能是中国第四大城市吧

　　采访旁白：

　　在上海市的高兴花园小区，居住着几十户从新疆兵团退休回来的人。何立云、李雯兰夫妇是其中一家。李雯兰当年的选择让人羡慕，这个漂亮的上海姑娘，嫁给了团场干部的子弟，先开拖拉机又开汽车的何立云。

　　何立云：上海青年到我们那个地方去，女同志反而比男同志多，多了以后呢，就是说各个行当都要培养上海青年，像开拖拉机、开汽车、当干部、老师，都要培养。所以我开的这个拖拉机上，要配六个上海女孩子，让我带她们，我一直和这些女孩子在一块工作。

　　这种情况下，弄得不好你就犯错误了。男女在一块，都是十七八岁，二十岁的，那个时候要求很严，要是有男女关系，那都要开除，甚至判刑，压力多大。所以说我很谨慎，尽管有的女孩子要给我洗衣服，我不让她洗，自己洗，工作关系就是工作关系，和她们分得很清。

　　采访旁白：

　　何立云后来从拖拉机手，又登上了卡车司机的驾驶楼。这么好的条件，自然周围有不少人给他介绍对象。而他中意的是上海女知青李雯兰。

　　李雯兰：规定上海青年不能和当地的谈对象，他为了和我谈，那一年他本来评为农一师劳模的，就为了和我，当天晚上领导找他谈话，给拿掉了。所以我感到心里很内疚。我呢，比较注意影响，也不敢和他多接触，因为啥，知道这种事情，自己要避免一点。

　　何立云：我们外地人找上海青年，也有各种想法。我呢因为脑子比较开放一点，我想上海人毕竟是大城市，那时候我知道一点，上海可能是中国第四大城市吧，也可能是第二大城市，这么大的城市，肯定人的素质各方面很好的，对吧。

　　李雯兰：心里想接触，那时候他调到我们这个食堂当司务长，我去打饭，他冲我笑笑，我冲他笑笑，也就这样。那一年我不是开拖拉机吗，生病了，阑尾炎开刀，享受病号饭，有时候他给我拿来。一拿来我们宿舍都是上海人，跟我开玩笑，哎呀，何司务长很关心你嘛，什么什么的，把我们往一起说，其实都看出来这个事情。

　　何立云：很多人也反对我们找上海人，说上海人娇气，养不好，而且也不会做事，有这个概念。

　　李雯兰：我和他处对象，我们家人不知道。我妈妈不让我在那里结婚，寄了80块钱来，叫我回上海。我妈妈在上海叫别人给我介绍了对象，想让我回上海看一看，那一次如果我回去，也许这个婚姻就不成了。我没回去，我害怕，已经和他好了，不敢这样做。我想着先和他结婚以后，将来回去再讲清楚吧。

　　那时候我们机耕队的领导对他比较好，都找我谈话。说李雯兰，你要不找何立云，等他跑了，你再找谁，谁有他这么好，人家家庭各方面都好得很。讲实在话，我也想不到若干年后能返城，没想过还能回上海。 

　　王祖炯：开车的在新疆，那给个县太爷他都不换，那是极好的一个差事，一般是干部的子弟他才能做这个。

　　李雯兰：我们结婚没有多长时间，人家就说，你上海人怎么不找上海人，把他们当地的叫小土块。她们还开玩笑说你李雯兰不要太好了，好像我们老何条件好，当司机，你总是沾点光的，说我沾光。各方面条件比人家优越一点，也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