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当年的照片

　　星期天可以到男的家吃点好的

　　采访旁白：

　　然而，整个团场也没几辆汽车，像何立云这么好的条件毕竟不多，所以没有多少女青年能够像李雯兰那么幸运。

　　何立云：因为老职工是50年代来的，上海青年是60年代来的，老职工那时候肯定是男多女少，后来上海青年一来，女的这才多了，她们有好多都是找的老职工，起码大十岁。刚去的知青“三五八”，头一年每月发三块钱，第二年五块，第三年八块。而老职工的话，都是挣好几十了，当时来说就是高工资。所以人嘛就是以食为天，不管你哪来的，只要困难的情况下你能帮我，就是这样结婚了。

　　何伯成：上海青年大家都一个样，等到拿工资以后，你拿30块8，我也拿30块8，手上没有余钱，没钱就没办法成家，那么这个事就往后拖。老职工的话，他尽管工资不是很高，但因为他一来就是拿工资的，这么多年下来，相对的手上总有一二百块，这就不得了了。

　　韩培芬：上海女的，她大城市来的，她自己就是有这么个条件。想找个老职工，或者是老职工子女，有个依靠，星期天什么的可以到男的家去吃点好的，就这个想法。老职工家你别看，像苞谷面可以改善，蒸发糕，做苞谷鱼，苞谷糊糊，炒点菜，或者凉拌，都可以的，丰富一点。

　　也不是说嘴搀，太苦了，到老职工家，可以改善改善。以后生了娃娃，也有老的带，抱这种想法。这点最重要，上海人找老职工就是为了这个。人家老职工可喜欢找上海的，你想大城市的人，今后我儿子跟了她，你想今后可以回上海，都有这种想法。到时候是不是真的能回上海，起码探家的时候带回去嘛，那当然了。

　　安康：她们女孩子懵懵懂懂中对异性的好感比我们早，再加上经济因素，我跟你说，认干爹什么的，认个哥哥，给你买什么东西吃，这都是女孩子的事情，女的成熟了，经济条件又限制她。那么这样子以后，嫁给老职工的女孩子太多了。

　　祝匡依(1964年进疆，农八师)太多太多的例子，我跟你讲，一个上海支边青年，宁愿嫁给“925起义”的老兵，年龄反差多大呀，她不愿意总是住在那种地窝子里，就想早点有个小家。在南疆到70年代末，住地窝子还大有人在啊。

　　我们听见洞房里头又哭又闹

　　王祖炯：我们那个地方，在当时的状态下，配偶就成问题了。本来在新疆就是男多女少，尤其兵团，老部队组建过来，全是光棍汉，百分之八九十的光棍汉，在老家就没结婚，很早当兵出来。支边青年本来男女搭配得还好，但是到了以后总的比例还是男的多，而且女的有些嫁到地方上去了，或者想各种办法走掉了。我们是放羊的畜牧连，男的更多，女的更少，畜牧连长年不见人，没法谈恋爱，没法找配偶。

　　采访旁白：

　　现在说起来，三十多岁男青年没结婚还是好年景，那时候三十多岁没结婚就很怪了。别人就会帮他介绍，但是偏偏这个人又长得显老怎么办？那就需要好心地给编造这么一封信。谁来编，当然是有点文化的，恰好王祖炯在畜牧连当文教，帮人编这样的信就几乎成了他分内的事。

　　王祖炯：就是年龄往小了说，收入往大了说，人往英俊说，职务往高说。照片怎么办，借一张，借农场某个人，他有这样的小照，穿军装，还有个八一帽徽的，借了寄去。我当时也是奉旨行事，没办法，在连队你当文教，就是个小书吏，别人叫怎么样，你就得写，写完装信封里，别人贴上邮票，拿去寄走。

　　那么过一阵子，人家就从乡下来了。我记得1966年底的时候，有个四川的女娃儿来了，嫁给我们连一个放羊的。这两个看上去就像父女，实在差距很大。因为那个老的常年在戈壁上放羊，一个老职工，“925”国民党起义士兵，特别显老。那个女孩生在天府之国，尽管在农村吃得不好，但是也细皮嫩肉。来到连队的当天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一看就这么个人，死活不肯跟他结婚。不肯怎么办？就做工作，劝说一通，然后想办法迅速结婚。

　　采访旁白：

　　再说农场职工找乡下的，也有一个最吸引人的条件，就是外面的女子只要嫁到农场来，就可以录用为国营农场职工，只要一起参加干活，就能拿工资。

　　王祖炯：连队有间大房子，平时开会的，我们称为俱乐部，在那里头晚上急急忙忙搞个仪式。一盏煤油灯放在前面的桌子上，后面黑压压坐了一些职工，席地而坐，或者拿个小板凳坐在那儿。

　　因为放羊的风吹日晒，脸上皱纹很多，但新衣服是平整的，从箱子里拿出来的新军装，扣得严严实实，站在那儿，头也不敢抬。然后呢，从这个门就把那个四川的姑娘领进来，老不大愿意的样子，头也是低着。指导员是证婚人，仪式进行得很快，宣布一下，向毛主席像鞠个躬，就走了。没有那种热闹的气氛，就匆匆忙忙送到房子里去了。

　　这一夜倒很热闹，我们听见房子里头，又哭，又闹，又骂，又吵，不愿意呀。但是关到一间房子里了，结婚证在团里手写就成了，也不用照片。那么这个女的，乡下来的，她有一种基本的意识，我是从农村来的，是来结婚的，是到丈夫这儿来的，一般都没有更多的抗拒，就是不情愿，也木已成舟。在一间房子里，一晚上过去，第二天出来，好了，成一家人了。以后就在这连队里生了姑娘，又生儿子。

　　上海人找外地人不就叫“混纺”吗

　　朱静华：后来找对象考虑的条件，第一个如果说外面有点路子的话，比如说亲戚朋友给介绍的，能嫁就嫁出去。

　　韩培芬：男的一般条件好点的，都想找上海的，结果你看女的没那么多，好多上海男的都找不到老婆。后来不是中央有文件，上海知青找老婆可以给工作，就是说从口里介绍过来的，也可以有工作，就这样才找上老婆。而且有好多上海女的，她不找上海人，老想着要回去，想一个人好回去，这样拖拖拖。所以我们从上海来的这些，一般女的好找，男的不好找，男的好多都是找的外地女的。

　　安康：剩下来光棍怎么办？这是个问题，为了这个事情，中央下了文件，上海到新疆的知青，你任何一个人，不管到全国什么地方，到农村找个老婆，都给解决全民所有制农场的编制，就算职工。这样一来，好多老职工就给自己老家的亲戚，表妹什么的写信，让她来了以后嫁给上海人。结果，一部分上海女的嫁给外地人，一部分上海男的找了外地人，加起来三分之一还多，我们管这种叫“半钢”的。

　　采访旁白：

　　为什么叫“半钢”？ 用当时上海人熟悉的半钢手表、全钢手表，来比喻夫妻俩一个是上海的，一个是外地的。也有的说，那时候自行车不是分全钢、半钢嘛，大家口头语就这样讲，觉得蛮形象。

　　徐佩君：我老公山东人。他这会儿到连里看盖房子去了，不在家。如果我找的上海人肯定现在都回家了。“混纺”，不能回去。你问什么叫混纺啊？上海人找的外地人不就叫混纺吗？不是纯棉的嘛，混纺。

　　朱静华：我们班里面就有三个，嫁到宜兴，嫁到无锡，嫁到南京的，都是乡镇，总之离上海近了。就是家里来一封信，说有这样的条件，但不是拿来男的照片，而是女的要把照片寄给人家，人家看中你了，你就走，就这样。我们有个女的，她连对方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就走了。她的要求很低，只要对方是工矿的，只要能嫁出去，就那么简单。

　　采访旁白：

　　这样一来，众多的上海女青年通过婚姻换取了跳出去的结果。兵团本来总体上就男多女少的状况显得更为严重了。

　　韩培芬：你看我们好多上海男的找不到老婆，后来不是中央有文件嘛，上海知青找老婆可以给安排工作。

　　王祖炯：女知青她耐不住这儿的艰苦，唯一改善自己命运的资本就是我是女的。新疆女的少，想办法找个人就好跳出去。

　　采访旁白：

　　尽管如此，实际上对于兵团的女子嫁出去，是采取尽量限制的，不然还不知道会形成个什么局面。那时候西北各地都爱总结出“几大怪”，比如说“兵团第一怪，粗粮吃细粮卖；兵团第二怪，大姑娘不对外……”兵团女的重要到什么程度，分配来的姑娘，到了兵团，无论如何尽量不能叫你嫁到外头去，尽量内部消化，从领导到同志都会积极给你撮合，兵团很需要女的。

　　王祖炯：那么后来上海女青年为了生存，为了怎么样，想办法嫁到外头去，一旦结婚嫁出去，别人也没办法，我调不出去，但是我结婚了，总可以走了。

　　我们周围有很多上海女青年嫁到乌鲁木齐的，嫁到库尔勒的，嫁到尉犁县的，只要是利用各种机会挂上了，就走，就想办法走。不管对方是什么样，年龄差别，或者兴趣差别等等之类的，都不管那么多。

　　后来国务院知青办，在打倒四人帮之前就给了一个政策，为了稳定这些支边知青，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找来的配偶，不管农村户口、城镇户口，一律可以到农场录用为职工。

　　上海知青为上海知青接生

　　安康：指导员在全连会上讲，现在有很多人要结婚，要结婚可以，你们自己盖房子，自己打土块，没房子你怎么结。那么想要结婚的人，自己必须提前打土块，每天的工余时间自己打土块，打够了土块才能盖房子。在那里造房子比较简单，都是土坯垒起来，上面把棍子椽子一放，泥一糊房子就好了。

　　何百成：土块怎么打？泥巴和好以后，搬起来，啪，弄到盒子里面，一抹平，端起来一扣，四四方方的，干了以后就用它垒房子。像这样的大土块，壮劳力一天打500块。

　　安康：更简单的办法，你要是不想打土块儿建房，那就挖下去，挖个地窝子，上面顶一盖，人往底下跑。上面平的，有的高出一点，你在房顶上跑也没关系。挖地窝子不要多长时间，因为挖土是我们干惯的活。想挖多大就多大，把土挑出去，一个坑就出来了，树棍子往上一架，草铺上去，再堆上泥就好了。你们两个不是要结婚嘛，新房就有了。

　　韩培芬：我们是1974年结婚的，我自己做菜做饭，办了两桌。

　　白振杰(1966年进疆，农二师21团，韩培芬丈夫)：那时候我们工资才三十多块。

　　韩培芬：嗯，我特会做饭，上海人喜欢做菜。反正做了，能买到的东西买回来做了两桌。我还可以呢，我那时候存了五百块钱，原来准备回去探家用的。他没什么东西，男的他们一般都吃光喝光。我拉了一马车东西呢，有箱子什么的，那还是从上海托运来的樟木箱呀，也成了嫁妆。

　　采访旁白：

　　成家以后的事情就是生孩子，那时候在连队接生的比较多，因为离团场卫生所远，路又难走，来不及的就在连里生。“赤脚医生”有的也是上海知青，上海知青为上海知青接生。

　　有个叫李德娣的上海女青年，一直特别积极，她心想，怀了孩子算啥，哪有那么娇气，照样跟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劳动。那阵子打沙枣什么的，大家都爬树，她也爬上爬下，一不小心掉下来，流产了。

　　朱静华：我第一次生大孩子的时候，肚子已经疼了，去卫生所，离我们连队有15公里路，交通工具就是马车、牛车。马车还快一点，我们跟赶马车的上海青年关系好，我肚子疼的时候，马上喊他，把我送到卫生所去，一路上颠得真厉害。

　　帮我接生的就是我们同批来的上海人，同一个街道一起去的，也没受过什么专业训练。接生的时候，没有电灯，就是四个马灯放在边上，外面的树被风刮得呀，哗哗地响，我躺在那儿吓得简直没有办法。

　　采访旁白：

　　在农一师辖区内的幸福城，团场的院子里有一座雕塑。那是建于80年代末，内地的开放之风也已经吹到了这里。这座雕塑是请四川美院设计的，寓意着幸福城的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弯弯的月亮，一对俊美的男女青年相依而立，是那么的浪漫。恰好当时这个团的团长是一位上海知青，而政委是一位上海女知青。团场的人们开玩笑说，这一对男女青年好像是我们的团长和政委。

　　大家都会以这个雕塑为背景照相留影，在团场知青珍藏的影集里都可以找到这样的照片。所以关于那一段青春岁月的记忆也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