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拍摄于南京的全家福，前排左起：五女颖达、冯玉祥、么子洪达、李德全、六女晓达；中立者：四女理达；后排左起：次子洪志、三女弗矜、长女弗能、二女弗伐、长子洪国

　　冯家故事

　　祖辈的叱咤风云、一世枭雄已成历史陈影，冯玉祥的后代多数过着普通人的日子，或逆或顺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大连、上海

　　“你的书，帮我们赚了一大笔啊”

　　家里来了陌生人，小猫显得很兴奋，跳到访客的膝盖上，撒娇发痴起来。

　　自从先生冯洪达去世后，余华心一个人生活在这套靠近海边的高级老干部寓所。一进大门，客厅里空荡荡的，都是一扇扇的门。

　　余华心收集石头、弹钢琴，还经常上网。在网上，她常常留心那些最新解密的史料。这些在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名字曾和她的夫家、父家命运交织在一起。

　　她的父亲余心清是冯玉祥的部下、随军总牧师，西北军著名的“红色牧师”，受到冯玉祥的重用，进入军政界，曾奉冯命策动孙连仲起义，文革期间自杀。

　　余华心的母亲刘兰华也是一位民国奇女子，出身基督教家庭，是李德全在贝满女中时期的同学。她是孔祥熙弟弟的未婚妻，那时孔家还只是山西一个殷实人家。未婚夫意外去世后，她发誓独身，后来到美国留学，碰到当时比她小9岁的余心清。在余心清的猛烈攻势之下，两人结为夫妇。

　　说两家两代缠绕着的姻缘，老人冒出两个字——“缘分”。1942年，余华心9岁时，她跟母亲第一次去冯玉祥家做客，他“穿着一件粗布棉袄，很魁梧”。当时，冯玉祥还送给她一幅画作为见面礼。

　　她和冯洪达结婚后，先生有时会发牢骚：“你看我父亲从来没有给我画过画。”冯玉祥和儿女相处的时间很少。重庆时期，洪达和母亲住在乡下，到美国读书时又住校。

　　冯洪达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学习，后转入巴库海军学校学习海军专业。1953年回国在海军工作。顶着军阀家庭的帽子，在部队一干30年，职位都没变动过。文革期间，冯洪达被分到农场放鸭子。

　　文革结束后，余华心在海洋地质研究所打字。单位里评先进，余华心第一天被提名，第二天就拿下了。“后来我才知道，有个副市长的女儿向上级反映，说一个大官僚、大政客、大军阀的儿媳有什么资格当先进？”

　　“我当时那个气，四人帮都倒了，怎么还这样对待冯家。”她给组织打了报告，提出要写冯玉祥的传记。批准后，余华心以借调的名义收集资料、调阅文献、走访冯玉祥的旧部。她一个人住在北京政协的办公室里，花了一年多完成了书稿。

　　改第三稿的时候，她三天三夜都没睡觉，一天写一万字，手指疼得厉害就用胶布绑起来，还是痛，“当时急着赶，就怕政策变，这书晚了就出不了。”

　　《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1980年出版，新华社卖出254000本，“政协文史资料出版社的人很高兴，说你的书帮我们赚了一大笔呢。”当时，政协还同时出了一本名人传记，全国征订一共7本。

　　这本书意义重大，促成了对冯家的政策落实。1982年，中央政府安排了隆重的冯玉祥百年诞辰纪念大会。散落各地的冯家后代聚集北京，连远在美国的冯洪志一家也来了。在人民大会堂，邓小平接见了冯家的第二代。当时，在重庆的长子冯洪国还属于被公安局监控的对象。

　　1990年1月，冯洪达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

　　奶奶从来不讲爷爷的事

　　解放后，李德全就把冯家二十多处房产和历史资料都无偿捐给了国家。1958年，她主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

　　在余华心眼中，婆婆解放后是一个完全政治化的人物。“她真是很聪明的人，这么早就把财产都捐了出去，部长一当就是16年。文革时，这么多人都倒了，她没有受到一点冲击。”

　　大跃进时，李德全的妹妹找到她家，坚持要她去农村看看实际情况，“她始终一声不吭。”有一次，李德全从部里开会回来，“她说我恨不得自己已经疯了。”

　　余华心写了一个对婆婆的回忆录，她不打算出版，“留给子孙后代看的”。

　　因为冯洪达的工作频繁调动，余华心把一对儿女送到北京婆婆那里。女儿冯丹龙的童年在小羊宜宾胡同里度过。“一座两层的西式小洋楼，前面还有一个院子，现在都拆得差不多了。”

　　在冯丹龙眼里，“奶奶就是奶奶，不是什么部长”，“她是个特别乐观的人，奶奶的嗓子特别亮，总是唱歌，唱自己编的歌。每天，她都带着我们锻炼身体，早上、中午、下午。汽车在后面跟着，我们在前头走，边走边唱。”

　　冯丹龙特别佩服奶奶：“她真是很坚强的一个女性。一个女人忽然间，丈夫没了，孩子没了。” 当时李德全已经“靠边站”了。冯丹龙记忆中，奶奶家里没有一张爷爷的照片，奶奶也从来不和他们讲任何关于爷爷的事。

　　当时，冯家第二代基本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奶奶家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长辈们的苦闷离他们很远。记忆中童年还是很快乐的，每天学校只上两个小时的课，大把时间就是和堂兄堂姐们在院子里玩耍。他们常常一起骑着自行车，从东城区的奶奶家出发，穿过整个北京城，到清华园姑姑冯颖达家里去玩。

　　直到李德全去世。冯丹龙和弟弟才回到父母身边。

　　在家里，父亲也从来不和他们谈关于爷爷的故事。冯丹龙记得，小学里有一次老师布置一个作业——写各自的家史。父亲还真给她写一个，“说爷爷是个革命军人，后来怎么怎么被蒋介石迫害。总之，就是那种忆苦思甜的。”

　　冯丹龙对爷爷冯玉祥的了解，完全来自妈妈在1980年代初写的那本传记。

　　“觉得他很了不起。他完全是出身很底层的一个人，基本没上过学，一个半文盲，写得一手好字、画画、写打油诗。60来岁开始学英语，然后在美国大街上做演讲。”

　　第二代

　　冯玉祥的第一任夫人刘氏生了二男三女：洪国、洪志、弗能、弗伐、弗矜。刘氏病故后，冯玉祥和李德生结婚也生了二男三女：洪光、理达、颖达、晓达、洪达。

　　冯洪国、冯弗能、冯弗伐三兄妹同在莫斯科学习，他们和民国高层的子女蒋经国、廖承志是同学。当时的上海报纸以“三公子在苏俄”为题连续报道了他们在苏联学习生活的情况。

　　1927年，冯玉祥选择和蒋介石合作，在军队里进行“清党”。当时，小冯和小蒋共同发表声明，宣布和各自的父亲决裂。回国之后，冯洪国与父亲和好。冯玉祥把儿子送到日本去念军校，后来参军。

　　在台湾出版的很多关于蒋经国的传记，都提到冯家长女冯弗能是小蒋的第一位恋人，甚至有说他们结过婚，因为父辈恩怨和政治分歧，这一对罗蜜欧和朱丽叶才被迫分手。

　　一个15岁，一个16岁，少男少女，异国他乡，确实留给人很多想象的空间。对于这些传闻，冯家人给予断然否认。

　　冯弗能回到北京嫁入张家，曾随夫婿赴英，1979年逝于北京，育有一女。

　　二女弗伐，曾为战时保育院向国民党大员募捐筹款。解放后境况一度不是很好，继母李德全为她的生计考虑，留了一些资产给她，后来一直没有出来工作。

　　三女弗矜性格孤僻，不合群。她在四川齐鲁大学药学系读书时，余华心的母亲刘兰华是女生部主任，当时和弗矜同一个宿舍的同学都向她反映：不愿意和她住，提出要么她搬出去，要么给大家调宿舍。刘兰华只好让弗矜暂时先搬来和她住。

　　和母亲同住的余华心还记得当时的印象：“她拎了两个包袱进来，一进门就躺在我母亲的床上，一动不动，一直到天黑。我害怕，装着找东西，进屋子找东西去看看她，她还是直挺挺地躺在那里。”

　　不久，弗矜退学回到重庆的家中。一次李德全批评她几句，她回嘴，两人发生争执，都到冯玉祥那里告状。当时，部下孙良诚叛变，冯玉祥的心情非常糟糕，他顺手抄起桌上的一个砚台就朝女儿扔了过去。弗矜哭着跑了出去。

　　当晚，她吞下一瓶安眠药，并在桌上留了一张纸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爱我。”冯玉祥很生气，硬是不让买棺材。后来几个部下悄悄地买了副棺材料理了后事。

　　在冯家第二代里，被称为冯四小姐的冯理达是个性最像李德全的。她早年留学苏联，担任过海军总医院副院长，活跃于各种社会事务和大小活动。2008年冯理达去世，各中央级媒体把她作为重点宣传的“先进典型”反复播出。

　　家人眼里的姐姐和姑姑，当然不同于电视宣传片上那样。冯丹龙印象中，姑姑很强势，是家里说话算数的人，“我们从小都听她的。”

　　房子

　　今年国庆，冯丹龙陪着来上海玩的妈妈去寻访家中捐出去的三处房产。她们找到复兴西路“思南会馆”牌子。“被拦住了，不让进。”门牌旁别有文字说明：柳亚子曾在此居住。

　　这让冯丹龙很生气：“怎么可以说柳亚子故居，他是租冯家的房子。”她立刻就向上海市人大反映了意见，“我就是提议他们再挂块牌子说明一下：这是爱国将领冯玉祥的房子，解放后捐献给国家。”

　　二伯冯洪志和政府打了几年官司，就想要回这三处房子的所有权。冯洪志早年留学德国，是水泵方面的工程师。他是解放后唯一定居美国的冯家子女。他有过几次婚姻。

　　这让冯家后人们觉得不妥。“这都捐出半个世纪了，怎么可能要得回。再说，家里人都在努力为国家做贡献，这么做，对社会影响也不好！”他们认为，九十多岁的冯洪志是被想利用冯家发财的人给哄骗了。

　　房子当然是没要回来。在统战部安排下，冯洪志如今在上海一家养老院度过剩下的日子。

　　冯洪志有一儿一女。女儿中文名为冯文贞，是个自由职业的摄影师，原来和别人合作开动物诊所，忽然爱上摄影，睡在房车里到处旅行。现在她半年在美国，半年在四川替杂志专门拍熊猫。“5·12”大地震的时候，她正在卧龙。

　　六十多岁的冯文贞没有一根白头发。

　　“爷爷说，两只手，自力更生”

　　中信泰富的办公室正在装修。辉瑞刚刚把惠氏吞并进来。

　　随冯丹龙拐进一间办公室。隔着落地窗，可以俯瞰南京西路商业区的全景。一捧香水百合兀自绽放。靠墙柜子上摆放着家人的照片，吸引人的是一幅三格的黑白照——爷爷冯玉祥、奶奶李德全和父亲冯洪达。

　　冯丹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外企员工，辉瑞制药中国的1号员工。

　　文革结束时，中学毕业的冯丹龙在医院当护士、也做过电工。她打小就是优等生，“小时候看苏联小说，就想我长大一定要做博士。”1977年高考恢复，让她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可能 。

　　第一次高考落榜。当时，冯家第三代里有几个孩子参加高考，没有一个被录取。“我爸爸说，估计还是家庭出身的问题，当时政策还没有落实，家里还扣着大军阀后代的帽子。”

　　憋着一股劲的冯丹龙屡败屡战，连考了三次，终于考上山东大学外语系。大学毕业之后，她分到大连理工大学管理系当外语老师。1984年，中美两国政府达成协议，为中国培养MBA。当时，她在大连培训中心的中美MBA项目预备班当英文老师，“不知道MBA是干什么，听说还可以出国学习，试着看看，也考上了”。

　　她误打误撞地成为了中国第一代MBA。读完仍旧回到高校当老师。“月底去领工资，一个月发七十来块工资，还有部分是国库券。”见识过世面的冯丹龙不甘于这样的生活。当一家叫辉瑞制药的外国公司在大连招总经理秘书助理时，她决定离开。

　　随着公司进入自身的快速发展期，冯丹龙的职位也顺利攀升，从总经理秘书助理、发展部经理，一直到现在人才资源部总监及事务部总监。在好些年，她每周的日子都是在北京和大连的家两地飞，成为中国最早的“候鸟群”。

　　冯丹龙觉得自己的学习习惯，都是在当护士、电工那三四年辛苦自学培养出来的。谈到自己的儿子，她皱皱眉头，“现在，我儿子就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要去辛苦念书。”

　　“我没觉得自己特别，和我们这一代人有相同的遭遇。如果有不同的地方，就是我没有选择放弃。如果我当时放弃了，可能我现在还是一个护士。”

　　“我爷爷常对我爸爸说，我给你们一双手，你们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后来，我爸爸常常对我们说——给你们两只手、一副很好的身体，你们要靠自己。我想我就是做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