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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不能因血荒怀疑自愿献血制度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22日13:31  央视《新闻调查》

  解说:在食堂前面的道路上,偶然路过的学生们常常结伴一起去上车献血,无偿献血在这里成为一种风尚,学生们竞相模仿,很少有人特意计划好去献血,而对于学校的组织者来说这一切并不是随机的事情。

  许世旋(云南大学 学生):我们一直保持联系,然后确定下来日期,时间和来车的辆数,然后我们在学校里做宣传。

  张亚奇(云南大学 学生):周一到周三,在食堂门口摆了一个宣传点,有我们的宣传海报、大型的展板,进行了三天的宣传活动,然后第四天进行献血。

  解说:经过几天的精心准备才迎来这次七个小时的献血活动,在现场他们分工细致,发放宣传材料,协助工作人员为献血者提供更多的服务,所有的志愿者都服务于同一个组织:红十字会学生分会。在一届一届的更替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培养校园里潜在的献血人群。

  张亚奇:我们不仅仅是为了提供血源,更重要是要提供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

  许世旋:大一新生来了之后,会渐渐地感受到学校有这么一种无偿献血的氛围,光有爱心这个东西,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有些人他很有爱心,可是他不愿意献血,我们会慢慢地跟他讲的。

  解说:2010年,这个分会又专门为献血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爱心之家。杨小康是云南大学大四的学生,他是爱心之家的创办者。

  记者:什么原因促使你要建爱心之家?

  杨小康(云南大学 学生):因为以前做的话,零零散散、随意性很大,学校这边和血液中心没有良好的沟通机制,临时性比较强一点,我是在相关其它学校、学生组织或者其它省份看到人家做那种固定的献血人群,建立那种固定长效机制,我感觉特别好。

  解说:爱心之家建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一个全校志愿献血者的信息库,它登记了校园里所有愿意参加献血者的信息,包括他们的血型、献血时间和联系方式,然后在下一次的献血活动前提前通知他们,所以在每次献血车来的时候,除了随机献血的学生们,还有三四百人的固定献血群体。

  许世旋:每次献血大家都很积极,献血车差不多一辆车够不上1个小时,可以献十个人,一般工作7个小时,所以的话每次都是同学们想献献不上,没有说哪一次来献血车在这儿,没有人献的情况,从来没有出现过。

  解说:对于血液中心来说,他们只需在出发前打个电话,就有一个策划周密服务细致的献血活动在等着他们,学校是他们最便捷的采血群体。

  李开红:如果我们缺血的话,大学采血是最有效的一条途径,毕竟在街头一个两个,要解决这种临床用血紧张这种状态,肯定还是效应不好。

  解说:建立组织是校园采血最核心的特征,他们的组织化使他们成为血液中心的主要采血保障,他们的流动性又让血液库存量在学校放假期间大幅跌落。在昆明,大学生献血总人数超过三分之一以上,对于血液中心来说这是一个便捷高效,但又有着明显的时间限制的群体,在昆明市的献血人口比例统计中,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进城务工人员比大学生的比例还要高。

  赵学伦(进城务工人员):我害怕不够条件,不怕,检查一下就行。

  记者:你是哪里?

  赵学伦:我是重庆的,我可以拿身份证给你看。

  记者:哦。您是在这儿工作?

  赵学伦:我在这个工地。

  记者:您今年都五十啦?

  赵学伦:哦,你以为我还小。

  记者:以前献过血吗?

  赵学伦:没有,一直都没献过血,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镇里面的,一般没有车到我们那个镇上来,都是在县上,隔县上远。

  记者:不方便。

  赵学伦:对,在这儿是要登记是吗,我把身份证登个记,经过检查,可以了,我就献血。如果达不到条件,那就没有办法。

  记者:还是要谢谢您。

  赵学伦:没得事,没得事,我尽我一切力量,我先去吃饭。

  记者:行,等一会儿您过来了,我们再聊。

  赵学伦:好。

  解说:赵学伦是大学城内建设工地上工作的民工,几次采血车来大学城他都没有时间来这里咨询,现在工期马上要结束,他特意过来了解情况,在昆明,每年的献血者中至少有将近50%来自于农民工献血。这个比例连续几年远高于大学生,农民工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热衷于献血呢?他们为何成为昆明无偿献血的第一大群体呢?我们在采访其它内容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赵学伦刚才带了一些工地上的同事一块来献血,因为排队学生太多,他们先回了工地,准备一会儿再来,经过一位农民工的指引,我们找到了赵学伦所在的工地。

  赵学伦:我就把上面的事跟他们说了,他们也要去献。

  张科强(进城务工人员):他说上面有无偿献血,我们听说了,就去上面看一下,上面人太多了,太挤了。

  记者:你们对无偿献血怎么看,老乡?

  张科强:做好事,以后自家需要血的时候,你还不是要用人家的血,这是做好事。

  记者:出外打工也挺累,也没什么经济补偿,不担心对于自己健康有点影响吗?

  陈朝雨(进城务工人员):一点不影响,大家都无偿献血,并不是只有我们几个,成千上万都献血,包括前天卫生部部长,一个人坐到献血车献血一样,为社会,为自己,其它贡献做不了,献血这种我们还是愿意。

  记者:等一会儿有几个人要去献血?

  陈朝雨:有四个。

  解说:这片学校的建筑工地原有100多人,大多数都来自于四川农村,因为工程即将收尾,只留下了十几个工人在这里工作。在采访中,他们介绍说自己的月工资平均在不到二千元左右,参加无偿献血,除了想帮助别人,还出于一种顾虑。

  记者:您为什么这么热衷无偿献血?

  赵学伦:因为我也有父母老小,也难免不生病,我父母80岁了,万一有了病、要血,我也有孙子了,不要血可以献给人家,我年龄50岁了,我也没有在工作单位。

  记者:无偿献血对你有什么好处?

  赵学伦:有好处,有好处。

  记者:又没有物质上奖励和补贴。

  赵学伦:不想要,我要是可以献血我就可以献,这是我的心意。

  记者:如果将来自己家人用血方便一些。

  赵学伦:是的。

  解说:对医疗消费的担心和帮助他人的心理,成为昆明市农民工献血者献血的主要原因,基于这样的想法,昆明市200万外来打工人员构成了一支庞大的献血者的群体。在高峰时期,2006年,昆明市的献血人群中,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务工人员占了近60%。2009年,这个数字仍然在50%左右,在这样的人口结构背景下,昆明市每日所需的临床用血的安危大部分交给了这两个群体。

  记者:你觉得这种现象正常吗?按道理来讲,常住人口的比例更大啊。

  杨通汉:我认为这种现象不正常,但是没有办法,现在也就是这个现状。

  解说:依托于大学生和农民工两个群体,昆明市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的血荒,只有在今年大学城出现变化时,这个持续多年的献血人口结构的矛盾才凸显出来。从2006年开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讲师余成普就开始调查,分析中国献血者的人口结构,他在全国选择了四个城市做长期跟踪调研,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爆发严重的血荒。

  余成普(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教授):应该说我们不要把注意力过多地关注在某一个单一群体,我们应该关注普通市民。

  记者:为什么关注普通市民?

  余成普:普通市民的流动性很小。

  解说:如何发动分散的,城市常住居民献血,这一点正是昆明血液中心主任杨通汉的困惑。

  记者:那像这样的一种想法,对于常住的一些民众来讲,没有触动吗?

  杨通汉:这个就是我们有些时候百思不得其解的,他们为什么不来献血。

  解说:常住居民人口数量多,流动性小,为什么他们不是献血的主要人群呢?在昆明市人流量最大的中心地区 ,我们随机采访了路过的人们,很多人不愿意面对镜头说出他们不愿献血的原因,而在国内的几个大型网络论坛上,人们纷纷就此发表看法,除了担心献血会对健康产生影响以外,很多人质疑公民无偿献的血是不是会被血液中心有偿卖掉,质疑血站和医院之间是否存在着利益链条。这样的疑问,成为人们是否参加无偿献血的最大障碍,带着人们的疑问沿着血液从献血者流向用血者的,每个链条我们来调查血液使用过程中的收费问题。下午七点,每天在外的五辆采血车陆续回到血液中心,将当天采集的血液送往检测科进行七道检测,两天以后,废除掉不合格的血液,采集的血液就能向医院供应。余琼华是云南省中医院的工作人员,这一天她来血站调用两袋血。

  记者:今天取了多少?

  余琼华(云南省中医院):今天取了2个单位,400毫升。

  解说:每天来血液中心供血科取血的单位,都会按照这样的价格表向血液中心支付相应的费用,余琼华今天所取的是最常用的全血,每200毫升210元。这是这袋血液最初产生的费用,也是人们最大的疑问,血液中心在把血液供给医院使用时,为什么还要收缴一定的费用呢?

  马晓敏(云南昆明血液中心供血科科长):这是无偿捐献的,也是无偿提供给临床的,我们所交付的费用只是血液采集、成分制备、储存以及检测的费用,绝对不包括血液本身的费用。

  解说:这张价格表是云南省按照卫生部和发改委制定的临床用血费用标准制定的收费细则,在每一种价格的后面都明确标明政府定价。这是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输血科的账单,上面清楚地记录了当天从血液中心调取血液所支付的费用。那么,医院在支付了血液的包装检测费以后,又如何向使用血液的患者收费呢?

  袁力(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输血科):我们医院一分钱都没有产生,血站、血液中心给我们多少费用,我们就是收多少。

  解说:我们在医院的数据库里面,调出了一张朱奥运的收费单。在手术期间,小奥运一共输了500毫升的悬浮红细胞,按照每200毫升230元计算,他一共花费575元,他向医院缴纳的输血费和医院向血液中心缴纳的费用相等。

  袁力:包括我们医院的水电,还有冰箱的储存,包括我们储血的费用,我们都没有加收。

  解说:按照发改委的收费通知,医院的输血科可以再加收10元钱的血液储存费,然而在云南省规模最大的三家医院,均没有加收规定范围内的附加费用。也就是说血液科,在医院不产生任何盈利,按照我国《献血法》的规定,无偿献血者在5年内可以免费使用自己献血量三倍的血液,其亲属可以免费使用同等血液,这样的规定如何实现呢?在血液中心,我们看到了一个前来报销的人。

  记者:帮自己亲戚来报是吗?

  张杰伦:对,她邮寄过来的。

  记者:那手术是在哪做的?

  张杰伦:手术在宜宾,宜宾给她输了血了,手术的费用(报销)在宜宾肯定是不行的,那么回到我们云南来报销。

  记者:她当时献血在哪?

  张杰伦:在昆明,在昆明献的血,她去年到昆明来玩,玩了以后,她看到有献血的地方,她就把血献了,今年刚好她自己生病了就用得上。

  解说:通过三地的辗转,她最终拿到了自己的输血报销费用,这样的周折正是很多人不愿意付出的时间成本。在血液中心,很少有献血者去报销输血费用,同时,对于没有参加过献血的用血者来说,他们缴纳的这笔费用最终将汇集到血液中心,作为全额事业单位这笔钱将上交财政。报销程序的复杂、血液去向信息不公开都给公众积极参与自愿献血设置了障碍。

  余成普:既然媒体今年关注了我们血液短缺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血液事业就应该趁机把我们健康忧虑的问题,把我们对制度怀疑的问题透明化、澄清。我觉得这次假如说,我们的卫生部门、我们的血站不借这次机会澄清的话,这个后果就会非常严重,这次媒体这么关注,你都没有澄清,下次还有什么机会让你澄清呢?

  解说:打消人们对于献血报销流程的疑虑,是争取人们的信任和理解的基础,而如何让城市里的常住居民参加献血,对于血液中心的杨通汉来说是一个难解的题。

  杨通汉:应该说这个法律出台的时机是早了一点,因为正在我们国家社会形态、经济形态转型时期,人的关注点更多是经济,更多是利益,大家很少来关注这种公益行为,它不是劳动产品。所以说,说明了这个工作的特殊性,因为血液中心不会造血,那么血液唯一的来源就是靠广大公民来献血,因为它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全体的公民道德素质是一个基础,这是无可否认的。

  解说:我国在1998年出台《献血法》,经历了从义务献血制度到无偿献血制度的转变,在法律刚刚颁布的几年里,计划无偿献血与自愿无偿献血并行,从2006年开始全国开始彻底推行自愿献血。在今天,这个依靠全民自愿的社会工程正在面临着更大的检验。

  余成普:其实立法人最担心,假如我们实行的无偿的并且是自愿的,不是强制的献血,我们会不会爆发大规模的血荒,但是事实上证明没有发生,其实血荒只在部分城市发生,但是也没有波及到所有的城市,难道这不能说明一个事实吗?

  记者:什么事实?

  余成普:我们自愿献血假如做得好的话,可以满足临床用血的需要,而不是说这次发生血荒以后,就去怀疑自愿献血制度不好,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杨通汉:国家实行了无偿献血,靠自愿、靠提倡,走到现在不容易,但是我们毕竟走到今天了,不能走回头路,血液它不是商品,献血是一种确实是一种高尚的行为。

  记者:但是仅靠这种自发和道德上的一种约束,你觉得会不会在现实的生活中,会有一些无力?

  杨通汉:对,是有一些无力。

  解说:在自愿无偿献血的制度下如何招募献血者呢?这是每一个刚刚开始自愿无偿献血制度的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

  余成普:自愿献血制度本身,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自愿献血制度都是最安全,也是最有效率的,血荒是一个组织问题,这个组织有四个方面,最少是四个组织,一个是政府,另外一个是血站,一块我觉得现在很重的一块是媒体在营造这种氛围,消除这种疑虑或者质疑上媒体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再一个就是医院,我们不光要血站开源,我们也需要医院节流。

  杨通汉:我认为要社会广泛营造一种献血光荣的氛围,这种氛围不是我们血液中心一家就能够营造出来的,因为这个工作不是一个部门,做好了就能做好的事情,涉及到整个社会。

  解说:那么,这张社会组织网络由谁来组织建立呢?昆明市卫生局是我们调查中的最后一站,它是血液中心的直接行政主管部门。

  谢嘉鸿:我们最近正在考虑,已经报市政府请示,我们正在做一个昆明市进一步加大无偿献血的一个意见,当中就是要明确政府在无偿献血当中要发挥领导组织的作用。

  解说:10月29日,经过媒体的多方呼吁昆明血液中心的储血量已经接近了60万毫升,超过了平时的库存量,接近了库存能力的上限,而等待了50多天的雷正义终于在这一天得到了1000毫升的备血,在亲人的护送下,护士推进了手术室。

  而对于血液中心的杨通汉主任来说,这一切还远远没有过去,卫生局提出的这种种计划和思路都挡不住他即将面临的焦虑。

  杨通汉:最怕的就是现在是我们得益于媒体那么高的关注,然后就是唤起了广大公民的这种意识,现在我们很担心吃了上顿没下顿,今天是饱了,不知道明天怎么样,因为这个工作要持续不断的,因为血液刚才我说了它不是劳动产品,它不是我们中心造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呼吁要求有一个长效的机制,但是我又在愁。

  记者:愁什么呢?

  杨通汉:我愁马上春节又要临近了,是吧,又怎么办?这一关能不能顺利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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