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煤企业曾经一拥而上，使临汾戴了多年“黑帽子”。图/IC

2005年，尧都区段店乡下康村村口河边被污染的水。图/IC

蓝天下的临汾鼓楼广场。转身后的临汾，对蓝天已经不在陌生。图/IC

　　临汾的选择

　　工业，为临汾带来财富，也为它贴上污染的标签。如今，经济与环境的天平被重新定位。这是一座城市充满痛苦的再生。

　　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临汾报道

　　52岁的张建国赤裸着上身，坐在自家小卖部里，粗重的嗓音犹如浇铸车间里的滚滚铁水。

　　“现在好多了，”他向窗外递了个眼色，“以前就没有现在这个天。”谈起9月初临汾被美国媒体评为“全世界污染最严重城市”，张建国有些不以为然。

　　他的老伴顺手一指，“过去这里一溜几十个铁厂呢。”

　　而现在，“啥也没有了！”张建国的语气忽然重了起来。

　　他心里最清楚窗外蓝天背后的故事。

　　·一·

　　1985年，一家名为“临汾市金属结构厂”的铁厂，在临汾市尧都区小榆西村附近落成投产。打小生活在该村的农民张建国被招进这个厂子，成为了一名炉前工。据他讲，当时各村的工人都招，但主要是“照顾”小榆西村。

　　炉前工是负责高炉出铁放渣的岗位，在整个炼铁工序中十分关键。在技术条件落后的时期，这也是劳动强度最大并带有危险的一份工作。“我们以前在铁厂干活都签和生死合同一样的东西，一个指头是多少钱，一只眼睛是多少钱，一条胳膊是多少钱，一条腿是多少钱。”

　　但是，相对于种地，他还是更喜欢在铁厂上班。他说，那时他每两个小时放一炉铁，八个小时放四炉，时间一长有了经验，八个小时也就一个小时的干活时间，剩余的时间就是休息。

　　相比之下，“在地里干到晚上十二点回来，三四点又敲大钟起来干活去，哪个遭殃？”

　　更重要的是，当时铁厂每月的工资有一百三四十块，这是远远高于种地的收入。

　　1989年，张建国在铁厂已经负责带班，工资达到了280元，而且如果超额完成任务还有奖金。这一年，他花了几百元，在村里开了一个小卖部。

　　到了九十年代，村子周围的铁厂、焦厂高达一百多家，从外地前来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大多是四川、河南的。由于门前就是309国道，小榆西村村民们在道路两旁逐渐建起了一条商业街，其中饭馆和商店的数量最多，主要的顾客就是外来流动人员和南来北往的货车司机，也有建筑装潢材料店、汽修店。“干点啥买卖都赚钱。”张建国说。

　　那也是张建国的小卖部生意最好的时期，有时一个月能挣到一千块，店里往往存不住货。另外，跳槽了几家铁厂后，张建国的工资在1998年已经达到了每月2000元。但他说，他在村子里并不算有钱的，有很多拉货车的人，一趟活下来就能挣到二三百块，“那都是挣大钱的。”

　　“种地不如打工”。当这种观念蔓延开来，很多和张建国一样的农民离开了祖祖辈辈依赖的黄土地，选择了烟尘滚滚的工厂。这成为临汾市工业崛起的一个横断面。

　　·二·

　　临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古称平阳，相传圣王唐尧便定都于此。尧王访贤、让位于舜的传说也发生在这里。由于“南通秦蜀，北达幽并，东临雷霍，西控河汾”，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里又是历朝历代用心经营之地，临汾、洪洞、翼城、蒲县这些地名早在隋代便开始使用，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中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又可见明时临汾的发达。

　　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临汾人的骄傲。2000年撤地设市时，原先的县级临汾市便被命名为“尧都区”。走在主城街道上，以“尧”命名的商铺、旅店随处可见。同时，这片考古胜地也催生出一批盗墓大军，1990年代破获的“侯百万”、“郭千万”两个特大文物犯罪集团的故事，至今仍在坊间流传。

　　但是，当一种黝黑的矿藏进入越来越多人的视野，历史再也不是这座城市最惹眼的名片。

　　它叫做煤。

　　临汾是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仅煤田便占全市面积的75%。但在计划经济时代，煤炭资源只有大型国有企业有资格开采。1983年11月，煤炭部公布了《关于积极支持群众办矿的通知》，允许私人从事煤矿开采。太行、吕梁二山的煤矿顿时成了香饽饽，一时各种开采力量云集。

　　家住309国道旁的张建国描述了当时货运的场景，“以前这个路窄一点，两个大车对面开过来，堵个二三分钟，你后边就会堵五十辆，我后边也有五十辆，一百辆车打开以后，就是一个小时过去了。”

　　煤炭的放开，带动了焦化行业。对环境破坏巨大的“土法炼焦”也是在那时兴起：在地上挖个大坑，把煤堆在里面，再在下面挖个火道，烧十天到二十天，就可以得到焦炭，价格比原煤可以翻上三到四倍。而焦炭的兴盛又刺激了炼铁。“河西那边几乎每家都有一个炼铁炉子。”尧都区下康村副支书王云峰曾经目睹过这番景象：“下面放上焦炭，鼓风机一吹，把铁矿往里面一放，烧完流出来就是铁了。”

　　“村村打洞，家家点火，户户冒烟”，这是人们对当时情景的形容。小榆西村附近的工厂就是在那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一派热火朝天中，临汾人或自己开矿设厂，或搞建筑跑运输，或进厂打工，成为整个工业链条上的一环。暴富的故事开始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流传。

　　一个有些夸张的说法是，九十年代，襄汾地区的一个两百户人家的村庄，有一家买了一辆本田CRV，第二天，每一个胡同都放着一辆同样的车。

　　依靠工业富起来的人，拉高了本地的消费水平。乘车行驶在尧都区，不时可以看见高档酒店和娱乐场所从眼前划过，用本地人的话说：“天上飞的，地上走的，只要你能想到，都能做得出来。”一个曾在临汾上高中的学生抱怨道，在他的老家侯马，一罐雪碧的价格是2.5元，但在临汾则是3元。同一款电脑，临汾比侯马也要贵上几百块钱。

　　另外，大批手握钞票进城购房的人，将临汾的房价一路推高。据说，2006年底临汾在售住宅均价是每平方米3600元，而此时太原住宅均价还不足每平方米3000元。

　　现在，在临汾旧城，改造工程的瓦砾依旧可见，而从鼓楼北大街走进开发区，狭窄的街道顿时宽阔了数倍，远处一眼便可望见新开发的楼盘，路边是扎堆的汽车4S店。这是工业为城市带来的最直观的改变。

　　·三·

　　临汾新老城区的分界，是一座镌刻着“现代花果城”大字的牌楼。这五个字，记录的是临汾城市与环境的一段蜜月期。

　　1975年，一位名叫郭贵成的绿化队队长为了美化城市环境，带领绿化队职工，用了三个月时间，在临汾市区各街道种植了柿子、苹果、梨、石榴等果树。从此，临汾城每逢春夏就百花齐放，秋天则飘溢着果香。“夏天再热，走那下面都特别凉快。”王云峰记得，那时他和其他小伙伴一起进城看个电影，每人吃个饼子，去公园玩一圈，丝毫感觉不到污染。

　　1982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临汾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花果城》专题报道。后来，鼓楼北大街竖立起一座牌楼，赵朴初为其题写了“现代花果城”五个大字。

　　这一切，随着煤焦铁企业的一拥而上而发生了改变。由于烟尘颗粒、化学物质及废水连年排放，临汾市的环境急剧恶化。一位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向《中国周刊》记者坦言，那时候对环保确实不重视，领导来视察，看见一排排冒烟的烟囱，首先想到的不是污染，而是经济发展的不错。

　　1997年，离休干部弯云龙住进了临汾军分区干休所。身为临汾洪洞人的他说，当时可供他选择的居所还有西安、郑州、石家庄等地，之所以选择了临汾，是因为这里离家近，老战友多。

　　但是，当他从运城坐火车向北走，一过了襄汾，就感到铁路两边冒着黑烟的土焦炉明显增多。在临汾八一宾馆下榻时，正巧宾馆里在开一个城市规划的展览会，弯云龙进入会场，直接在意见簿上写下“乌烟瘴气”四个字。“我说临汾也有规划？临汾人也讲卫生？”

　　弯云龙老人对临汾广胜寺很有感情，这座寺修于东汉年间，寺里有座飞虹塔，他说，能在那样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起一座耸入云天的宝塔，很了不起。

　　但是，当几年前他再次来到广胜寺时，“往下一看，雾茫茫的。”——山下正是一个大型焦化厂。

　　这已经不再是他记忆中的临汾了。

　　到了2000年，临汾城区空气质量二级天数是14天，也就是说，当地人一年里能看到蓝天的时间只有两周。2003年起，临汾名列全国环境监测113个重点城市最后一名，“黑帽子”一戴就是三年。2006年，美国铁匠研究所评选全球十大污染严重城市，临汾市排名第一。此后，美国媒体和民间组织每年评选世界污染最严重地区，临汾都赫然在列。

　　“睡上一夜，早晨家里的桌子、床沿一摸就是黑的。要是几天不在家，窗户缝也要拿纸堵上。”弯云龙说，那时他和周围人的一致看法是，“临汾人要钱不要命了。”

　　更严重的问题是水。

　　2002年，一群山西媒体记者来到下康村，当他们把村里因脑血栓偏瘫的人聚集在一起，时任村支书的王云峰哭了。“一胡同的老弱病残，都是身体瘫了的。”

　　据村民介绍，村东边的临汾钢铁厂和临汾造纸厂常年排放污水，逐渐渗透到村里的水井。2003年的检测显示，下康村饮用水的氯化物、硫酸钾等含量超标一倍。那时，村里已有50多人因为喝了不干净的水得了脑血栓。

　　尽管环保部门调查后认为，下康村的水质差并非污染导致，但时至今日，这个当年的“跛子村”仍然被媒体看做临汾市污染的一个典型。

　　在小榆西村，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张建国也注意到了环境的变化。

　　“从1990年到2000年，十年光景，根本就看不见蓝天。”他说，“洗好的衣服挂到外面，上面都是白白的一层灰。”

　　不过，此时的张建国并没有意识到，因这漫天烟尘而带来的好日子，也将因这漫天烟尘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