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99年，面临着巨大环保压力的临汾，提出“打基础、调结构、治环境”三大目标，从2000年起连续三年发动取缔土小企业行动。

　　随着小榆西村的铁厂被关停，张建国失去了一份值得艳羡的好工作。

　　无奈中，张建国选择了村西的西凹焦化厂继续打工。它的开办者，是小榆西村的支书陈俊渤。

　　1993年，看中焦炭市场潜力的陈俊渤从银行贷款700万元，办起了西凹焦化厂。他说，当时这个年产3万吨的厂子还算是规模比较大的，省里来了领导还专门去他那里视察。2000年，这个厂子在周围企业里较早上马了机焦项目。

　　2003年，西凹焦化厂上缴了1000多万元的税款，为此，陈俊渤得到了临汾市颁发的突出贡献奖，及尧都区颁发的纳税大户奖。

　　在村周围工厂纷纷消失的情况下，西凹焦化厂成为村民们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老陈是个好人。”张建国说，“村里有二三百号人上班，一个月挣八九百块钱，不是办好事吗？”他记得，当时没被招进这个厂子的人满腹牢骚，有的人私下里还说张建国“有关系”。

　　在焦化厂，张建国的月薪七八百元，远不及原先在铁厂的收入，且任务繁重。可在他看来，哪怕“挣五百都能挣”，因为刨去化肥、耕地、浇地的钱，家里的三亩多地根本无利可图，“要是光种麦不种秋，可以说是白忙活，种地就是保证自己能吃。”

　　不过，张建国也默认：“是个厂子都有污染。”

　　2002年，张建国被评为了西凹焦化厂先进员工，厂子里发给他一床被子、一个暖壶、一块写有“先进员工”的钟表。他将表挂在了自己床边显眼的位置。

　　然而，2005年底，一份文件的下达令西凹焦化厂上下猝不及防。

　　“一个字，关。”陈俊渤发现，这与他过去得到的“礼遇”截然不同。他径直找到环保局领导“讨个说法”，对方却表示无能为力。“该牺牲就牺牲吧。”陈俊渤只能接受现实。

　　事实上，这正是临汾市污染治理提速的前奏。

　　临汾市环保局宣教中心主任宜卫华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当时临汾的环境状况，既面临着境内外媒体报道的压力，也有来自国家环保部门的警告。2005年，环保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区域限批”、“流域限批”环评风暴，“从国家环保部反馈回来的意见是，临汾的情况已经引起环保部的重视了，要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对你临汾也要进行区域限批。”随后，襄汾县果然进入了“限批”黑名单。另外，“群众的压力也很大。”

　　这一切，将临汾推向了抉择的临界点。

　　2006年，山西省正式启动以环境整治为主要内容的“碧水蓝天”工程，临汾市首当其冲，当年便淘汰不达标企业308家。从2006年至今，临汾市共有1056家污染企业被关停。

　　2006年3月，西凹焦化厂的烟囱被爆破拆除。陈俊渤说，这是临汾25万吨焦炉里第一家被关停的，前后投入的4000万元打了水漂。

　　张建国目睹了这一幕，他说，老陈当时心情很不好，一连好几天不见人。

　　而他本人，则再一次失业了。

　　·五·

　　自从焦化厂关停，张建国的小卖部也变得越来越冷清。

　　他说，现在村周围的厂子没了，流动人员都走了，村里很多人远赴他乡打工，整个街上的生意就都不行了。他的铺子一个月也就能挣500块钱，而一个月的支出有时还不止这个数。

　　采访时，店里进来一位顾客，买了一瓶饮料，随即转身离去——这是一个多小时里，小卖部唯一一笔生意。

　　“走一步算一步吧。”张建国明白，过去的营生已经一去不回。

　　实际上，整个临汾都正在“污染治理”的强劲推力下沉重地转身。

　　“关的是小的，上的是大的。”宜卫华举了个例子，“焦化厂十万二十万吨以下的小机焦关了二三十个，六十、九十万吨又上了几个，这样产量并没有减少，但是污染排放却是大大降低了。现在经济发展还是依靠的煤焦铁。”不过他承认，“肯定短期内是受损失的。”

　　“06年之前临汾经济一直在全省排第二，现在在省里已经很滞后了。”《三晋都市报》驻临汾记者站站长董杰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从2006年加大治理力度后，一些被关停污染企业的厂主只能转型，发展农业、餐饮业及其他服务行业，效益显然没有过去好。“但是没办法，这是必须的。”他说。

　　不过，转型的阵痛之外，一样被找回的东西，所有的临汾人有目共睹。

　　弯云龙发现，自己曾一度极为不满的空气质量，和以前已经有了明显不同。“呛鼻子的气确实少了，进步很大。”他说。

　　“现在的环境是好，”一位出租车司机说，过去他开一上午车，手就完全黑了，而现在——他看了一眼碧蓝的天，亮了亮干净的手。

　　根据官方统计的数据，2009年，临汾的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达到了334天。综合污染指数由2005年的5.46下降到2009年的1.72。

　　如今，环境在这座城市的特殊地位，体现在各个角落。走在街上，经常可以看到缓缓行驶的清洁车将一片水雾洒向空中。据当地人介绍，环卫工人在临汾的地位比其他地方都要高，不仅工资福利待遇不错，逢年过节，领导还经常拎着东西去家里探望。

　　然而，摆脱“污染”的标签，并非那么容易。

　　今年9月初，美国《赫芬顿邮报》再次将临汾评为污染“世界第一”。对此，山西省环保厅公开表示，该报道无论从数据和评价都严重与事实不符。临汾宣传部门向媒体称，市领导得知消息以后“异常生气”。

　　“扯淡。”谈及外媒的报道，一位临汾市建委的工程师冲口而出。这位在刘村镇北芦村主持项目的工程师接着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里现在有狼，五十多年都没有听说过有狼了。”——2005年，北芦村的庄稼曾因引入受污染的汾河水而大面积绝收。

　　“因为改革要起步，要走路，难免要踩到虫蛇，对环境有一定的破坏。”他说，“它在逐步的改善——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临汾人都将面临新的选择。

　　在花果街旁的临汾军分区干休所，弯云龙对污染治理的成果还满意，但是，他认为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不能让任何一个公民呼吸污染的空气。”

　　在小榆西村，张建国对收入的骤减开始变得坦然：“该治理就治理，你看现在这环境多好。”但是，当被问及还是否愿意回有污染的厂子打工时，他神色凝重，默默点了点头。

　　对他而言，头脑中的博弈仍在继续。

　　而在下康村外，王云峰已经有了答案。

　　“要是有机会，你愿不愿意办一个焦化厂？”记者问。

　　“如果技术先进，环保措施全，我愿意。”王云峰说，“假如让我找个保护伞，干个来钱特别快的小黑厂子，那事真不能干。而且，我相信我们村里没有一个人愿意，因为大家都曾深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