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消防

　　大楼内部消防条件缺陷与外部消防救援体系的无力，耽误了最佳救援时间

　　大火之后，公安部对上海消防部门在“11•15”火灾中的积极作用给予表彰。但这并不能掩盖上海整个消防系统在此次大火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上海在这次大火中的消防表现，与此前频频高调亮相的国际化消防水平严重不符。多位小区居民和幸存者对救火现场的描述都显示，消防队员个人的英勇表现毋庸置疑，但是消防设施与应急反应系统水准太差。

　　从目击者在现场拍摄的视频可以看出，最初赶到火灾现场的消防车的水管都是破损的，一端向上喷水，另一端却趴在地上漏水。

　　在上海市“11•15”火灾新闻发布会上，上海消防局局长陈飞介绍说，15日14时15分，市应急联动中心接警，14时16分消防部门调集静安、宜昌等45个中队各类消防车122辆、官兵1300多人赶赴现场扑救。15时22分，火势得到控制，18时30分基本扑灭。

　　但外地来沪务工的周庆灵则告诉本刊记者，着火时间是13时53分左右。发现着火后，他就赶紧报了警。

　　火灾时在现场的吴立强亦表示，他14时左右拨打119，十多分钟后，两三辆消防车才到达失火现场，这时火已经将楼边的大树点燃。他说，两辆车都停在大楼北侧，一辆对着一楼的火焰喷水，另一辆的水柱只能够及六层楼高度。再过两三分钟，消防队增援，又来了好几辆车，但水枪喷出的水柱依然够不到六层以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楼上的火在烧。

　　周庆灵告诉本刊记者，他最早看到宜昌路消防队的车到达这里，后来静安区消防中心的车增援。约两个小时后，才有两辆大型消防车被调来，其中一辆带有升降梯，水柱可以打到20层的位置。而这时，大楼的北面已被烧光，这辆车还在南面救火。

　　他说，16时左右，警方出动了三架警用直升机。他看见穿着橙色衣服的救援人员试图从飞机上下去，救助逃在楼顶的居民。但烟雾太大，火势太猛，救援没有成功，直升机无功而返。

　　一位中年男子告诉本刊记者，救火现场指挥不当，消防员水平不济。消防员爬到毗邻的高楼，向下对着失火点喷水。然而，水柱并没有指向着火的窗口，却一直打在墙上。他看得直着急，跑向指挥部反映，过了半个小时，喷水的方向才有所调整，“水柱一对准窗口，里面的火就被扑灭了。”他说。

　　根据国际惯例，消防站是城市消防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应能做到在五分钟内出警。在此次事故中，最早到达的宜昌路消防队，也是在10分钟之后。宜昌路消防队位于苏州河畔，靠近江宁路，距离火灾事发地点不过三公里。

　　宜昌路消防队一位消防员对本刊记者表示，像这样的高楼着火，前一个小时如果不能把火势控制住，整个救火就会处于被动地位。他坦言，大型消防设备的启用必须通过市消防局，而且并不常用。这次大家都很尽力，但效果确实不佳。他建议当这种特大突发型火灾发生时，基层单位可直接申请并调用大型高层灭火设备。尤其在上海市中心，高楼密集，交通拥堵，一旦层层上报必然耽误最佳救援时机。

　　根据上海市高层建筑比例和城市人口密集程度，消防站的设置远远不足。据上海媒体报道，上海市高层建筑今年已达1.9万余幢，超高层建筑近1000幢，全市常住人口接近2000万，而消防站也就在100个左右。

　　本次着火的大楼高度为85米左右，尚不属于对救火来说具有很大难度的1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上海市房屋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沈祖宏告诉本刊记者，超过100米的超高层建筑的防火问题，在国际上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因为云梯和消防水枪都难以企及；即使动用直升机，实际上也是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防灾减灾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大楼自身的消防设施，如自动报警、自动喷淋系统，以及启动大楼内部的消防栓。更直白一点说，就是“靠消防人员往上冲”。

　　早在1995年，原国家建设部就将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制定的《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下称《规范》)，定为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10层及10层以上居住建筑、建筑高度超过24米的公共建筑，适用这一标准；当高层建筑的高度超过250米时，应对特殊的防火措施进行专题研究，并应提交国家消防主管部门组织专题论证。

　　按照《规范》要求，高层建筑必须设计防火分区、自动消防系统和疏散通道；建筑高度超过100米的公共建筑，应设避难层。建筑高度越高，使用的装修材料耐火等级要求也就越高，所要求的消防栓数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用水量以及消防卷盘数量也就越多。室外则须设置给水管道、消防水池和室外消火栓。

　　但是少数高层建筑依然存在先天设计缺陷。比如消防布局不合理、装修材料质量参差不齐、耐火极限低，或者吊顶尤其是豪华吊顶可燃物较多；加之缺乏有效管理和监督，消防设施缺乏定期保养，都给火灾的发生和蔓延带来了隐患。

　　本刊记者在火灾现场的房屋内，看到居民家中可燃物占据很大比例。同时，该楼房属于一层六户环绕的封闭式结构，户型设计不合理。一旦从外往内着火，则会发生烟囱效应，也增加消防人员内攻救援的难度。

　　城市发展之惑

　　从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如何“逃生”？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城市

　　随着城市化进一步发展，一栋栋高楼平地而起。巨大的安全危机也逐渐层层包裹着身处现代化都市的人群。

　　事实上，消防体系的建设不是孤立地增加消防人员或者采购先进消防设备，而应在整个城市的综合治理上都要有所体现。在上海城市规划日益超高容积率之下，科学有效地改变高楼建筑设计方式、旧城改造方式，以及政府城市管理模式，已经刻不容缓。

　　政府在规划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时，就应将城市消防总体布局、消防通道、消防水源建设、高层建筑消防自动灭火设施建设等纳入规划之中，做到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并严格控制建筑消防的审批。

　　由于防火设计在高层建筑中属隐性设计，而肉眼可见的外部和内部设计才被业主所关注，因此为了追求整体效果而挤压消防设施空间、更改消防防火设计，以至于严重影响建筑本身防火性能的事例并不鲜见。

　　曾在中国参与过SOHO现代城等大型项目设计的美国建筑师Andreas Karras对本刊记者表示，在国外，对建筑安全的发言权，从高到低的顺序应该是建筑监督者、建筑师、房主，最后才是建筑公司。但在中国却是相反的，而且监督者缺位，建筑师和建筑者还往往是同一个人。

　　Andreas Karras称，作为建筑监督者，他在国外“权力就像警察一样，如果我认为这栋建筑不安全的话，就必须要关闭它。我甚至可以让警察来协助驱散大楼里的人。”但他在北京参与一个项目时，“我告诉建筑公司要改正这个那个，没有人听。后来这个项目的代表告诉我，我只需要负责提一些建议和想法。”

　　Andreas Karras还表示，火焰蔓延指数(Flame spread rating)是对建筑材料的要求。如果建筑材料不符合这个指数的要求，就不能用于高层建筑。中国的建筑师们甚至都不知道火焰蔓延指数这个指标。“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达到了发达国家最发达城市的水平，但其建筑材料仍然停留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水平。”

　　他透露，由于中国没有相应法律，在美国、加拿大、欧盟都禁止用于建筑的材料，在中国却能进口并使用。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导王伟强认为，未来的街区发展是不是一定要靠高层高密度模式，这值得探究。现在很多人都说土地少人口多，需要建高层，但我们看日本国土面积和人口关系比我们更紧张，日本住宅的主导形式却都是低层和多层的，并没有大面积推行高层高密度也能住得很好，且很低碳。

　　“高密度也不是只能靠高层一条道路。低层也可以实现高密度，关键是我们应该去研究不同发展目标、不同条件下的密度模式、街区模式。我们当前的土地开发缺少这样系统的研究和引导，更多的还是靠拍脑袋决策，甚至是跟着发展商的感觉和需要走，结果我们的城市形态成了集体无意识的选择，也反映了我们当前缺少城市理想的状态。”王伟强说。

　　责任谁担

　　电焊工是否成为替罪羊？政府工作官员应追究什么责任

　　火灾发生的第二天，上海官方立即公布了事故原因调查结果，称是无证电焊工人违规操作导致，并且迅速拘留了四人，包括三名年轻的电焊工。对此舆论一片哗然。

　　一位参与失火大楼保温项目施工的农民工直言，他们大都是根据项目需要，临时从附近招来的。工程方招工时根本没有要求必须拥有上岗证。事实上，上海每天基建工程项目很多，需要大量电焊工，而有证的寥寥无几。

　　斯伟江律师表示，电焊工人是否有罪需要具体取证，如果确实因为故意破坏，或者作业中错误操作导致火灾，确实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适用于“重大责任事故罪”。

　　但是否需要为此责任承担刑事处罚，也要另外具体判断。目前，根据现有的政府方面提供的说明和所谓证据链，如果电焊工人仅仅是无证，尚不能构成定罪依据。

　　斯伟江认为，有证无证是判断是否有资格上岗的依据，而非是否犯罪的依据。犯罪必须要有完整的犯罪证据链条。只要电焊工不是通过骗取、伪造等手段获得上岗资格，聘用无证工人上岗主要是聘用单位的责任。

　　斯伟江还认为，在此次事故中，更应该追究政府主管部门的责任。大楼节能改造工程是政府出资的业绩工程，静安区建交委也是工程的建设单位，其本身已经构成“重大安全事故罪”的主体。另外还要看是否有政府主管人员构成“玩忽职守罪”。首先是为何没有进行公开招标，在政府招标与采购程序上是否有过失；其次是安全监管责任，是否监督不力。

　　火灾发生后次日，国务院办公厅于11月16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消防工作 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的通知》，明确强调：“发生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的，除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实际控制人责任外，还要追究地方负责人和上级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责任；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单位实际控制人和上级单位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截至本刊发稿，尚未有政府工作人员被追究责任。

　　11月16日，火灾发生的次日，着火大楼所在的余姚路与胶州路一带，聚集了自发前来悼念的人群。人流的密度甚至超过繁华的南京路。这起自1949年以来上海最大的火灾，令一度陶醉在世博会盛况中的上海滩，骤陷悲愤之中。

　　天一亮，祭奠的人群就不断涌来。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放一枝白菊花静静离开；坐着轮椅来的老奶奶，捧一束黄菊花，抹着眼泪；有单位组织员工抬着花篮，前来鞠躬默哀；有年轻姑娘失声痛哭，长跪不起。

　　11月19日晚，胶州与余姚路一带，白菊如海，花圈摆满了半条街。鲜花前，有孩子玩的毛毛熊，有遇难者的照片。照片上白发的老人、稚气的孩子，音容宛在。更多的遇难者，名字写在低垂的挽联上。

　　至深夜，人群仍是不散。胶州路上，家属在地上写上遇难亲人的名字，焚烧冥币；余姚路上，用数百根蜡烛围成的数个心型图案，烛泪已尽，心型犹在。

　　一份挽联写尽上海人的悲痛：“11•15，上海永远的痛，天堂里没有火灾”。

　　本刊记者叶逗逗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