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躁心态与GDP水平探谜

　　罗教讲

　　编者：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不愿孤独地埋头做事，怀有侥幸心理；盼着买张彩票，就能撞上天上掉馅饼的美事；盼着参加选美、选秀，一夜之间“成为名人”；盼着上了互联网，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盼着嫁个有钱人，少走些弯路，得到个“现货”。官员浮躁为政绩、百姓浮躁为成功，专家浮躁为名利……浮躁到底是如何产生的？西方国家有没有经历过浮躁的历史阶段？中国式浮躁又有何特殊性？

　　经济发展是浮躁产生的本源和推动力，但经济发展只是浮躁产生的必要条件，制度的不完善才是浮躁产生的充分条件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浮躁一词已与众多其他热门词汇一样，成为了人们用以描绘社会状态、反映社会问题、表达公众情绪、解释社会运行机制的流行概念。当民众抱怨自己的收入水平太低、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太慢、大国崛起的时间太长时，我们批评说当今的中国人太浮躁；当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时，我们谴责时下的中国商人因浮躁而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当官场爆出种种贪腐丑闻时，我们同样归因于当今的官员们太浮躁；更有甚者，当过去被视为洁净象牙塔、神圣思想殿堂的学术界频出各种弄虚作假现象时，我们还是用现在的中国学人太浮躁来进行解释。一句话，今天的中国社会，浮躁似乎无处不在。

　　浮躁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我们不禁要问，浮躁真的能够描述和解释当代中国社会的种种现象和中国人的行为吗？如果答案是能够的话，那浮躁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简单来说，那是因为社会发展到了容易使人产生浮躁的阶段或程度。在西方，社会科学家有一项非常著名的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社会中人心开始浮躁，这一过程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直到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后，社会中的浮躁现象才开始逐渐减少，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慢慢回归沉稳和理性。在这里，GDP只是一项代表性的指标，它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体特性和运行状态，如市场的发育水平、政治的清明程度、法制及其他各种制度的建立与健全与否、社会中人的观念与思想的活跃状况等等。正是这些因素影响着社会中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GDP的提高，必然导致社会整体特性和运行机制的变化，而1000美元和3000美元则成为这种变化发生的临界点。

　　我们不清楚西方社会科学家建立的理论，对我国社会的实际具有多大程度的解释力，我们自己还没有人在国内做过类似的研究。与西方相比，我们中国的国情实在具有太大的特殊性。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年不曾间断的历史，这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但具有如此伟大文明的国家，却在近代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受尽了世界列强的欺负和蹂躏。在此情势下，中国人接受了马列主义并按照这种理论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建立了新的国家。在进行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探索后，中国又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了令全世界都惊叹不已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大转型。这种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加上中国的人口众多、城市化水平低，城乡差别以及东西南北地域差别巨大等现实国情，使得我们在运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时必须谨慎从事。比如说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后社会的浮躁会开始下降，我们现在的人均GDP已经突破3000美元，但我们似乎感觉不到社会浮躁情绪的好转。当然，是否感觉到和实际情况到底如何是两回事，也许中国社会的浮躁已经开始下降，只是我们感觉不出来而已。另一种可能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使得我们社会浮躁的下降拐点不是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而是4000美元甚至更高。实际上到底是怎样的情形，只有通过科学的调查研究才能找到答案。

　　但是，无论怎么说，这种用GDP的发展水平来说明社会浮躁变化的理论，的确给我们解释今天中国社会的浮躁现象以很重要的启示作用。

　　1000美元临界点在中国的表现

　　当国家的人均GDP低于1000美元的时候，那时的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虽然我国人均GDP低于1000美元的时代才刚刚过去不久，但不是过来人，很难体悟甚至想象出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心态。

　　1987年夏天，我带领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去革命老区湖北省大悟县实习，期间我们去一个叫做白果树湾的村子做调查。1987年，虽然改革开发在中国大地上已经进行了将近十年，但在处于大别山深处的白果树村，人们仍然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传统生活。户籍制度和拮据的经济条件把他们固缚在那块狭窄的土地上，农民们的生活目标就是解决基本的温饱，除此之外的其他欲求似乎都不存在，连梦想都没有了，追求更好生活的想象力已经枯竭。因为现实告诉他们，当时的农村社会不可能为他们提供任何实现梦想的机会，他们所熟知的同伴中也没有任何实现梦想的成功案例令他们心动和眼红。处在这样社会条件下的人们，你想办法诱导他们浮躁起来都办不到。

　　国家的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表示的是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其一、经济起飞的发动机已经发动，各种市场开始形成，社会为人们实现经济目标提供的机会不断增加；其二、此时社会的法律制度和其他各种制度还很不完善；其三、人们倾向于将金钱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这些因素便成为滋生浮躁的肥沃土壤。

　　经济发展是浮躁产生的本源和推动力，但经济发展只是浮躁产生的必要条件，制度的不完善才是浮躁产生的充分条件。经济发展了并不必然产生社会浮躁，只有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的规范和制度不够完善，甚至很多制度还来不及建立，此时人们在逐利本能的驱动下，不顾一切追求利益。其中一部分胆子大、敢作敢为的人，率先突破传统观念和规章制度的束缚，或者通过有意利用某些制度空白的机会，甚至通过钻制度不完善的空子，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成为众人羡慕的英雄。榜样的力量引起全社会的躁动和仿效，人们之间的情绪感染使得浮躁的社会氛围很快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金钱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时期，人们刚刚从传统封闭、物资匮乏、货币奇缺的社会中走出来，开放社会的一切难免使得人们头昏目眩，导致认知和判断上的偏差乃至扭曲。基于过去“贫穷与经济拮据”的恐惧性集体记忆，导致人们以为金钱就是一切，有钱就有了一切，便是其中的典型表现。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发展与社会浮躁的产生的确存在某种普遍性的联系。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同程度的社会浮躁现象，经济起飞以后，人们的逐利行为既是被经济发展所激发的结果又是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所在。问题的核心在于，一方面，社会中人们炽热的逐利行为必须在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其他制度与规范的约束下才不至于走火入魔；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或起飞阶段，制度不可能完善，而且制度与规范出现空白地带也不可避免。任何国家与社会都不可能是设计好了各项制度后才来发展经济的。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制度和规范只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建立和完善。已经有着上百年发展历史、一度被吹捧为人类社会最优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同样被现实证明漏洞百出。从这个意义说，我们过去曾经遵从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实际上同样具有普适性。如果我们把今天中国社会的浮躁现象，与已经成为历史的处于相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欧洲国家乃至东南亚国家的情况相比，会令人惊讶地发现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我们这样说，丝毫没有为今天中国社会的浮躁现象开脱之意，只是想表明社会浮躁的确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历史性副产品。而且，虽然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浮躁不可避免，但如果加强制度建设和人的思想道德建设，社会浮躁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的。这就是我们曾经一度反思“一手硬一手软”是决策上的失误的原因所在。(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博弈规则转型下的浮躁激励

　　王宁

　　普遍的浮躁，根源在社会转型，创造了非常规机遇。按常规手段去努力，或按传统价值观念去奋斗的人，经常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而敢于钻制度的空子、采取非常规的投机手段的人，常常得到超常的回报

　　从表面上看，浮躁是一种心理现象。但如果这种现象十分普遍，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心理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事实。在今天的中国，浮躁显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一种对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的反应，具有深度的社会根源。

　　浮躁其实是一种转型期现象

　　要了解浮躁现象的社会根源，最好的办法就是比较。凡是具有在欧洲生活经历的人，都可以感受到，那里的人并不浮躁，人们按部就班，安居乐业，心态平和。生活在非洲或南亚的、以农耕为业的乡村社会的人们也不浮躁。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在通往工业化、市场化的转型进程中的社会，浮躁却盛行于社会。如此鲜明的对比告诉我们，浮躁其实是一种转型期现象。要理解浮躁，就有必要从社会转型、转型机遇以及与此相关的激励机制谈起。

　　从社会学角度看，中国改革的进程就是制度转型的过程。所谓制度，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的话说，就是社会的博弈规则。因此，制度转型就是规则体系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的困难在于，人们不是在一个真空社会来实现规则体系的转换，而是在旧规则(或旧制度)体系没有退出的条件下实现规则的更替。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新规则体系不可能瞬间取代旧规则体系，二者之间既可能存在摩擦与冲突，也可能存在相互配合与利用。

　　中国的制度转型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双轨化过程。新规则的出台与旧规则并行较长一段时间，待新规则成熟，再来废弃旧规则，实现并轨，如：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第二，新规则替代旧规则的过程。旧规则遭到废弃，被新的规则所取代，如：从1998年开始，国家停止福利分房(旧规则)，居民改从市场上购买商品房(新规则)。不论是采取哪一种形式，新规则都可能存在不健全的地方，有一个不配套的问题，也就是说，存在制度性漏洞，并因此导致一些人迅速成功。

　　这种制度性漏洞造成了两种类型的机遇。第一，与双轨化过程相联系，出现了“位置机遇”。由于双轨制没有废除旧规则，那些处于掌控资源位置的人，就可以借助两种规则的并存，通过寻租，把旧规则(如：计划价格)领域里的低价资源“倒卖”到新规则(即：市场价格)领域来换取高额回报。20世纪80年代所出现的“官倒”，就是这样一种情形。但是，这种机遇不是所有人都可获得的，只有那些掌控了资源的官员才能拥有，因此，这种机遇属于位置机遇。它使一批人迅速富裕起来。

　　第二，与新规则取代旧规则的过程相联系，出现了“转型机遇”。所谓转型机遇指的是，在废除旧规则、推出新规则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或决策者的历史局限性，新规则的出台不可能迅速细致、完善、配套，也由于还有一些旧规则被保留下来并可能与新规则有抵触，同时，还由于新规则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而得不到真正的实施，导致制度漏洞或制度短板的出现。对人们来说，新规则的推出固然赐予人们以历史性机遇，但这种机遇往往是常规机遇，只有制度漏洞或制度短板才创造非常规机遇，它会把由新规则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放大，甚至放大到成百上千倍(如：过去几年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富)。由于这种机遇是制度转型造成的，因此可以称为转型机遇。只要抓住这种机遇，就能比按照正常速度快百倍千倍的速度致富，取得以往几辈子都难以获取的成功。

　　并非人人都能抓住转型机遇

　　理论上，所有人都可以抓住转型机遇。的确，在生活中，不乏出身草根阶层而跻身富翁阶层的例子。但现实是残酷的，并非人人都能抓住转型机遇。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有关转型机遇的信息不对称。那些获得信息的人，往往更能对转型机遇做出正确的判断，进而采取“正确”的行动。相反，那些不能获得信息的人，往往可能对近在眼前的转型机遇视而不见而错失良机。或许也有不少人误打误撞或因缘巧合地抓住了转型机遇(如：在2000年初买了几套商品房)，但能有效地抓住转型机遇的人，往往是那些能获得信息、尤其是内部信息，同时具有解读信息能力的人，而能获取并解读信息的人，往往是处于某种权力位置、具有经营经验或拥有足够资源的人。

　　社会因此发生了急剧的分化。按照常规手段去努力的人，与计划经济时代的人相比，境况固然改进了很多，但与那些按非常规手段、善于抓住转型机遇的暴富的人相比，他们产生了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和失落感。一方面，转型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或目标取向，财富成为成功的最重要的标志，而那些一夜暴富的人，则演绎了中国式的转型期致富的神话，这些神话拔高了人们所向往的目标水平，而迅速升高的住房成本与生活成本则更使人们赋予财富以重要的文化与社会意义。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表现”成为人们的主要评价标准，那么，在市场化改革的今天，财富则成为评判人们身份与地位的主要标准。

　　另一方面，面对拔高了的物质目标，人们却感到没有实现这些目标的有效手段。按照常规手段，人们只能做一个按部就班的上班族或打工族。他们不但难以实现他们所向往的目标，而且离这些目标越来越远，因为包括住房在内的消费品价格的上升速度远远快于人们的工资收入提高的速度。

　　面对所向往的目标与常规手段的脱节，人们便产生了浮躁。人们开始急功近利，甚至不择手段。于是，我们看到了疯狂的炒股炒房运动，看到了“宋思明”们的小三“海藻”们的心安理得，看到了大量的“山寨”水货，看到了导致“大头婴”的“三聚氰胺”奶粉，看到了注水的GDP，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一切，皆源于在手段与目标脱节的条件下，激励机制与制裁机制的错位。

　　错位的激励机制让人耻于做“老实人”

　　在一个有序的社会，一定有一个有序的激励机制与制裁机制。社会要有序，一定会有一个有关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的行为的普遍的评价体系，并按照这种评价体系对人的行为进行激励或制裁。

　　但是，转型机遇打破了这一点。按常规手段去努力，或按传统价值观念去奋斗的人，经常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而敢于钻制度的空子、采取非常规的投机手段的人，常常得到超常的回报，这些回报不但包括物质财富，而且包括社会声誉与政治地位(如：民营企业家做政协委员)。这一状况向人们发出的信号是：结果(如：财富)是评价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的最高标准，至于他使用什么手段来获取这种结果则无须考虑。既然英雄不问出处，就等于变相鼓励人们只问结果，而不问其手段是否恰当。于是，浮躁变得难以避免。

　　既然错位的激励机制或制裁机制导致“老实人”(即：循规蹈矩的人)吃亏，人们就会耻于做“老实人”。既然遵循合法规则难以实现所向往的目标，那就等于鼓励人们去使用潜规则。既然循规蹈矩成为没有出息的代名词，那其实就是变相激励人们的机会主义心理。于是，价值变得混乱，人心变得浮躁，社会变得无序。

　　我们绝对不能说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是不择手段的，但只要有一小部分人通过不择手段而获得成功，并因此获得一系列的名誉光环，就会向人们发出错误的信号：不择手段未必会受到惩罚，反而会获得成功。因此，借发布自己的裸照而炒作出名，杜撰的自己的学历与文凭来为自己的成功增添光环，通过剽窃而成为“高产”学者，通过与导演上床而获得出演主角的机会，甘当老板或官员的二奶而免去艰苦奋斗的过程，借助行贿来搞定相关官员以规避企业违法行为(如：走私、排污、产品质量问题、逃税等)所可能遭受的处罚，等等，都是错位激励机制与制裁机制所导致的结果。

　　出路何在？很简单，也很明了。要克服浮躁，就必须重建激励机制或制裁机制。用一句大白话说，我们的激励机制与制裁机制必须做到——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作者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