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重蹈美国式浮躁的老路

　　罗家德

　　在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那个时期的人们对身边的一切都十分不满。所以这段时期也被美国历史学家称为“严重不满时期”

　　事实上，浮躁并非中国的专利。无论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以及如今的世界霸主美国，包括中国的台湾，都经历过浮躁。

　　美国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20年代，就大体经历过社会浮躁的时期。在1870年以前，美国工业还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基本上还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据统计，1884年，美国的工业比重上升到53.4%，农业比重下降到46.4%。工业比重开始超过农业比重。然后，美国的工业化发展迅速，终于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首屈一指的工业国。铁路的建设与使用改变了传统的交通运输方式，制造业、采矿业的发展不仅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吸引了大量人口向城市迁移，而且工业化也提高了农业的生产率，减轻了农业劳动的强度，解放了一部分农村劳动力，为工业化的劳动力需求提供了源泉。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空前富裕，进入所谓“镀金时代”。

　　这时候，商人发现进入了一个无人监管的社会，他们眼睛只盯着钱看，不择手段。企业没有社会责任感，经济秩序极度混乱。美国在这个时期对银行业监管不严，野猫银行盛行，这些由美国各州法律特许设立的银行完全不受美国联邦政府的监管，开银行就可以印钞票。人没有同情心。贫富高度分化，都市中到处是农民工，底层生活一塌糊涂，没有人关注。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纽约1%的人掌握了50%的财富。当时纽约的富人区存在一片片庄园，富人们过着奢华的生活。那时的富人热衷开流水宴，不是坐下好好吃，而是一边打马球，一边吃。社会生活开始动荡，社会道德整体败坏、精神全面危机，整个社会无人监管，美国以往田园牧歌似的乡土社会体系垮了。

　　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在十八世纪时，道德废弛，社会黑暗。圣公会神职人员灵性低落，酗酒问题严重。整个社会在工业化的背景下，官商勾结，民不聊生。当时的童工制度很残酷，曾经有个8岁小孩，一天工作12至14小时，最后因为太困睡着了而被碾死在生产线上。在狄更斯以及当时一些作家的作品中充分表现了社会的黑暗和浮躁、拜金盛行。

　　台湾的社会转型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时的台湾像世界工厂，台湾人忽然发现变得富裕，很有钱。当时外汇不能兑换，所有外汇都要转成新台币，在台湾买东西。但是商品大部分都外销了，没那么多商品供应。根据供求规律，钱就不值钱了，就出现了通货膨胀。大家都产生了“抢钱”的浮躁心态，造成了盲目投资的状态。然后台湾人一窝蜂去买股票，投资房地产。

　　从传统中找到理念，重新站起来

　　社会转型期带来的浮躁，从历史来看，美国英国也都发生过。基本上的脉络就是通过自我觉醒，道德重整，社会运动，政府立法。在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那个时期的人们对身边的一切都十分不满。所以这段时期也被美国历史学家称为“严重不满时期”。面对这样一种令人沮丧的“盛世”境况，美国兴起了一个政府和民间共同推动的所谓社会进步运动。尽管这个进步运动并没有如理想的那样全面成功，但它却消除了社会矛盾，使美国社会走向了良性循环的轨道，避免了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此外，美国的基督教徒们发起了号召重建美国的社区，提出对社会责任的要求。

　　同样，在当时的英国，改革复兴的需要与日俱增。社会力量是多元化的，英国主要靠的是社会领袖。卫斯理来到市场上，拿着肥皂箱演讲、布道。他的理念吸引了伟波福斯，他贵族出身，后来选上了国会议员。他在英国国会中成立了克拉彭联盟，推动不断地通过了各种法案。比如，星期天法案、最低工资法、最高工时法、废除黑奴的法案等。

　　中国文化给人的感觉一直是沉稳、含蓄，就如太极拳般心平气和、不急不躁。其实，自古以来，哲学和宗教都在劝诫中国人戒骄戒躁。与美国相比，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仍处在起步阶段，近30年来，中国几乎没经历过什么重大挫折。中国社会在应对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冲击方面，并没有太多经验。当美国人已经意识到浮躁的种种危害，并逐渐向沉稳靠拢时，中国人却有陷入浮躁漩涡的危险。热衷于“炒房”的中国人中有不少和当年的美国人，有着一样的浮躁情绪。我们的社会跟其他国家相比有很多非常特别的地方。美国英国抛弃浮躁，大体是依靠教会的力量，从传统中找到理念，重新站起来。五四以来，我们则是在抛弃、断掉自己传统，这就是断掉了建立在乡土社会的道德秩序。多元文化要提倡，但是传统文化是根，一定不能抛弃。中国国学复兴是好事，先回到传统，然后转化。

　　现在社会浮躁的危机，我认为是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能力不够。自组织制度，基于人际关系和信任，形成的一个共同体。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圈子、行业、执业圈子或者社区等小共同体，是整个社会的基石，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石。现在中国社会的浮躁，只看到市场，没有看到人。人会寻找温暖，人能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现代化进程中，原来那一套乡土社会中的秩序崩溃了，但是新的秩序还没有形成。没有社群，没有监督，没有互相体恤，不会相互帮忙。大家把整个社会的根拔掉了，个人被丢到一个几百，几千万的城市，旁边都是陌生人。不再活在家里，特别没有安全感，就喜欢攀比。比如，在老北京，我玩不出什么花样来，跑到别的地方，就可以无所顾忌或者欺骗新来的人。乡土社会里大家都有所认识，不敢随便欺骗，而现在大家可以随便说自己是什么博士。每个人既是骗人的主体，又是被欺骗的主体。这种失序的状态，势必会延续一段时间。(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民论坛记者杨昀贇采访整理)

　　延伸阅读：地方政府心态浮躁的六大表现

　　地方政府浮躁的表现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

　　第一，急功近利。受错误政绩观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在工作中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只讲局部利益，不讲全局利益，只做表面文章，务虚不务实，对老百姓需要的、关心的工作不去做，专做一些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花瓶工程，不仅老百姓从中得不到实惠，而且还浪费了大量钱财，给发展带来许多隐患。

　　第二，本末倒置。这在一些地方政府中有非常突出的表现，比如，在工作中，很多应该重视、加强的工作，放着没人做、没人管。

　　第三，好大喜功。事情没做，先报成绩，情况没了解，先定目标，工作还没开展，先进行大肆宣传，一旦出了问题，却互相推卸责任。

　　第四，目光短浅。作为一级政府，制定决策，要有长远眼光。可现在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无论是从眼界还是从官德、境界来看，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前任不为后任想，后任不理前任事。

　　第五，人云亦云。一些地方政府在研究工作思路、制定发展目标时，不考虑本地的实际情况，不结合当地的文化历史，就盲目照搬、照套他人经验。

　　第六，发号施令。一些地方政府领导到基层、企业调研，对基层的情况并不真正了解，仅凭基层领导的几句汇报，就开始给基层定规划、定目标、定政策。

　　日本社会的“浮躁”还未结束

　　周永生

　　“浮躁”危害的不仅是个人、社会，甚至可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地的感觉，少有喧哗，少有浮躁，每个人都是那样兢兢业业地干着属于自己的那份本职工作。他们甚至被世人评价为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的“工蜂”。是不是日本就完全没有浮躁？日本人、日本社会就完全属于脚踏实地？当然不是。“浮躁”是所有人群和所有社会中都曾经存在或正在延续、表现的一种心理和行为状态。这种状态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在内外冲击交织、新旧矛盾激烈对撞的时期表现尤为明显。

　　凡是经过转型和变革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着某种“浮躁”。一向被国际舆论认为比较踏实的日本社会其实也不例外，也曾经有过“浮躁”的经历，而且，新的“浮躁”才刚刚开始，远还没有结束。

　　城市化的浮躁：盲目流动，造成了十分严重的过密现象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经济经历了一个恢复期以后，逐渐进入起飞阶段。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经济随着“国民经济倍增计划”的确立和落实，增长进一步加快。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名义增长率从1955年—1973年年均增长达到15.6%，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9.25%。 这期间，日本经济总量增加了五倍多，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得到了较好的调整，为后来经济的稳步增长，进一步充实经济大国的实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使日本跻身于发达国家之林，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和经济大国。也就在这期间，日本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

　　面对城市的迅猛发展，农民已经无法安于农村的生活现状了。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农民，农业劳动的收入已经无法满足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再加上现代化城市生活的美好诱惑，在从众心理和浮躁情绪的带动下，他们大规模地背井离乡，进入城市应募招工，从而成为城市的工人或者职员。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人在进城初期，没有房子住，没有稳定的工作，严重的时候甚至是吃不饱，穿不暖，靠打零工和出卖体力维持简单的生计。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衣食住行都成了大城市病中难以解决的问题。

　　日本东京23个行政区域中集中了全日本25%的人口。在城市化进程中，日本人口主要集中到了东京、大阪、名古屋3个大城市50公里城市圈范围以内。流入三大都市圈的人口，1954年为92万人，1959年100余万，1970年达到最高峰为158万人。 这种浮躁带来的盲目流动，造成了十分严重的过密现象；国家的地区发展失衡，并且严重畸形；国家战略安全受到危害。比较好的是，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都处于蒸蒸日上的状态，城市化中大部分的农民工虽然历尽千辛万苦，但大部分都被工厂企业等城市的经济体所吸收，而逐渐成为生活和工作都有了保障的城市市民。

　　日本1954年有中小企业328万个，从业人数1477.58万人，到1971年，中小企业发展到508万个，从业人数达到3 040万人，增加了1倍多。 其中增加的人员，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农村进城务工者。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长期靠打零工，出卖简单的体力劳动而维持生计，不仅自身生计难保，养家糊口也成了问题。他们成了在浮躁心理带动下，盲目进城群体中的失败者，城市化进程中的牺牲者。这部分人成了城市生活中苦难挣扎的边缘人群，有些人甚至成了流浪汉群体中的一员，而成为日本发达、富足社会中难以根除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痼疾。

　　泡沫经济的浮躁：投机者一夜暴富，泡沫经济开始膨胀

　　1972年7月，田中角荣首相执政以后，开始以他的竞选纲领“日本列岛改造”构想为指导方针，对原有的“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重新加以调整和修订，建立起更大规模的“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即“日本列岛改造计划”。“改造计划”以1985年为即期年限和目标，实现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平均增长率10%以上，比1970年度GNP和工业生产总值提高3倍，粗钢产量、工业用地、工业用水提高1倍。 这种大规模的国土开发计划结果导致企业通过银行贷款等进行大规模投资，尤其是向农民大规模收购土地，比如把投机土地所得资金，大规模投资股市，进行投机炒作等，结果导致物价急剧上涨，投机者一夜暴富，泡沫经济开始膨胀，社会公平显失，民怨载道。

　　尽管田中角荣执政的时间并不长，到1974年12月即辞职下野，但是，他的政策所产生的后果却长期延续，甚至经济泡沫并没有因为他离开权力中心而改变。虽然在某一时期有所减缓，但总的来说，却一直没有止步。相当一部分日本人越来越热衷于炒股票，炒房地产，期待在一日之内发家致富。因此，日本的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被越炒越高，越来越背离了经济自身的实力而使泡沫扩大化。

　　在泡沫经济崩溃前夕，一些日本房地产公司、证券公司和炒作经纪人等的心态畸形滋长，他们不仅宣传，甚至也真心认为日本的房地产只能不断升值而不会降价。理由十分简单而明确：因为日本国土狭小，人口众多，土地只能越来越少，因此，房地产的价格只能越来越高；他们也相信，日本的经营者所向披靡，经济会越来越好，日经股票市场平均价格数可以冲上4万点等等言论并不被认为是荒唐，致使很多炒家被利益诱惑和盲目乐观的经济前景冲昏了头脑，不断地加大投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破灭。从此，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很多企业和个人破产，致使日本经济虽经过多次改革、调整和稍有起色的变化，但都是刚有好转，就又受到冲击而回落。即使是在小泉执政时期的经济改革虽然使经济有所恢复，但并没有完全走出低迷发展的困境，刚有一点好转又遭遇世界金融危机的打击，直到今天，尚未能恢复元气。

　　选举政治的浮躁：毫无定性，喜新厌旧，追求时髦

　　日本作为民主政治体制的国家，选举是其民主政治生活中最吸引人眼球的精彩亮点。但是，日本的政治体制设计却很难容下一个长期执政的领导人。日本的众议院4年举行一次换届大选，参议院每3年进行一次换届选举，更换其中议员的一半。从法律的固定程序来看，约两年半日本就要有一次比较大规模的选举。而实际上，由于首相提前解散众议院，日本执政党内部党内有派，各派大佬要轮流坐庄等因素，大规模选举平均低于两年。日本的一部分选民，在这种短期行为的政治体制之下，也经常表现出毫无定性，喜新厌旧，追求时髦，喜欢俊男美女，喜欢酷哥、帅哥，而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前途、甚至是涉及到个人自身利益的政策主张并不关心，也没有什么兴趣的浅薄选举心态。

　　安倍首相、福田首相、麻生首相、鸠山首相等，日本选民最初也都给予了热情的支持。这几位首相当选时期的民意支持率都在百分之五六十以上，但是，选民的热情几乎都无法持久。一个普遍的规律是，在这些首相执政不到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支持率已经下跌了一半左右，在他们执政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里，对他们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20%左右，而不支持率和反对率都普遍上涨，达到了30%—50%左右。选举一个国家最高行政领导人本来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情，但日本选民却为什么要这样轻率地选择，并给予较高的支持率，而在不到一年的短短时间里又转而抛弃他们，弃之如敝屣？这些当时在任的首相在不断跌破的民意支持率、不断攀升的不支持率和反对率面前，执政的锐气和坚持的勇气都不断遭遇到新的打压，挫败感和羞耻心，再加上其他更复杂的考虑，如为了党的利益等，这些让他们无法继续执政下去，而都不得不最终选择辞职的共同道路，在任首相不满一年的时间里，黯然离职。

　　这种在短时期内不断更换首相和内阁的做法固然有政治体制、首相个人能力和业绩等因素，但是，日本国内一部分选民的浮躁选举心理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这种浮躁的选举心态和选举政治行为，成了日本近年来在国家政治层面上短期政治行为推波助澜的重要因素。

　　这种情况带来的后果极其严重，使日本越来越没有能够长期推行的战略和政策，政治和政策都成了短期行为；日本的经济前景日益暗淡，经济的复苏和增长都十分乏力；民生更趋凋敝，民怨载道而回天乏力；日本的国际威信不断降低，国际政治影响力日薄西山。由此可见，“浮躁”危害的不仅是个人、社会，甚至可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作者为外交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