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的居委会

　　“村民变成居民、村委会变成居委会后，原来的村集体家长制的管理和分配方式就没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 | 北京报道

　　北京市芍药居二社区党委书记刘爱英总是需要解决一些常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劝说社区里的居民不要购买昂贵的汽车只用于享受，而是转向经济实惠的车型；再比如，要帮居民们联系一些“可行”的工作，防止他们从自己的三套住房中拿出两套变卖，用于生活和消费。

　　有时候嫌刘爱英唠叨得多了，居民们就会说起当初在龙道村的日子。其实，他们大多已经忘记了那些曾在龙道村的生活细节，但是龙道村毕竟是芍药居二社区的过去，总让人不由自主地有些牵挂和惦记。

　　城里来的居委会主任

　　70岁的张兴海一边用喷壶为阳台上的小叶竹浇水，一边抱怨楼房里没法养鱼。“地方太小，能带上来的一部分花现在还养着，但上楼后接不了地气，鱼就养不了了！”他用手比画着说，自己曾经有6个大鱼缸，每个长都有1米，平房院子的影壁墙后面还挖了一口鱼池。

　　张兴海的这点抱怨在刘爱英看来，既是小事又是大事：与居民们的就业相比，这事情看起来很小。但是居民们对于这些生活细节的抱怨多了，难免会找些地方发泄，引发更大的麻烦。

　　自从2002年她到芍药居二社区当居委会主任开始，她的工作重点就是极力避免出现更大的麻烦。

　　芍药居二社区位于北京市的东北方向，它归属的地方过去叫做朝阳区太阳宫乡，现在叫做朝阳区太阳宫地区。芍药居二社区所在的位置原来是太阳宫乡的龙道村，1990年开始规划，1994年开工建设，到1996年、1997年村民陆续拆迁上楼。

　　不过，作为芍药居二社区第一任居委会主任的刘爱英却是在2002年上任的。从1997年到这期间，居民主要由物业管理单位进行管理。

　　2002年底，芍药居北里居委筹备处成立，作为通过了北京市社区专职工作者考试的实习人员，刘爱英开始参与这里的社区管理工作。她说，上岗培训还都是以理论为主，到基层后发现全是另一番天地。

　　在来到芍药居之前，刘爱英曾是北京冷冻机厂的一名普通职工，2000年随着冷冻机厂的破产，她和爱人双双下岗。

　　“生完孩子后不久，正好赶上社区专职工作者考试的机会。”2003年6月，随着北京市基层居委会换届选举，芍药居二社区居委会正式成立，刘爱英当选为社区居委会主任。

　　在主城区里生活了30多年的刘爱英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城市社区。居民们不仅往楼道里堆农具，还乱丢垃圾，甚至个别人还会随手向窗外丢东西。后来，居委会找到一些老人做监督，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情况才有所缓解。

　　这是北京城乡结合部至今仍常见的情况。在朝阳区的农民回迁楼上还存在过这样的情况：楼房洗手间的马桶两边垒着齐高的两摞砖头；在家里支起了土炕，还提煤球上去烧火。

　　让刘爱英记忆最为深刻的是：许多居民似乎不会生活了。原来有村委会的时候，在耕作和生活等方面均由村集体和村委会安排分配管理，上楼进入社区后，社区居委会对居民更多的就只能是提供生活便利方面的服务，管理职能逐步淡化，经济上更是与居民没有联系了，居民们一下子不能适应了。

　　龙道村消失后，集体土地收归国有，“对劳动力年龄范围的村民，乡里相应安排了转工，对达到退休年龄的老人，只进行转居，民政部门按照政策给予类似退休工人退休金的补助。”刘爱英说，为转工居民安排的工作包括保洁单位的工人、对外经贸大学的后勤工作人员等等，但很多人受不了上下班约束，就回到家里待岗。

　　不适应的村干部

　　那段时间，芍药居二社区的住宅楼下经常三三两两地聚集了居民在一起喝酒打牌。因为，拆迁户们有的是钱。

　　少则几十万，多到四五百万元拆迁补偿款，“一夜暴富”的居民带着攀比心理竞相购买奥迪、宝马之类的豪华轿车。当时流传很广的一个故事是，一个上楼的居民被安排去当清洁工后，将扫帚绑在奥迪车尾上去清扫马路。

　　太阳宫地区党工委副书记黄宏春说，“在村组织的形态上，村民基本是靠天、靠体力吃饭，就业以及发展都依赖于村委会。但‘村转居’后，农民失去了土地等生产资料，转而需要依靠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技能去实现就业，创造价值。由于自身知识技能欠缺和思想观念难以转变等方面的原因，一些转工的居民根本无法适应这个变化，在社会大潮中败下阵来或主动退出了。”

　　“村转居”后不仅农民们抱怨，转变成居委会干部的一些村干部也很难适应。黄宏春说，村委会与居委会最大的区别就是掌握权力、资源的不同。过去掌握土地以及村集体财产的村干部成为“两手空空”的居委会干部后，根本无法适应依靠服务达到管理目的居委会的工作要求。

　　“原来村干部掌握着集体资产，在解决类似安排村民工作和老弱病残帮扶问题时，相对比较容易，多年积累下来已经获得了村民们的认同感；但变成居委会干部后，由于居委会没有任何财权、物权，只能依靠政策或者整合社会资源办事，很多工作就显得难以开展了。”黄宏春举例说，有个村干部过去工作如鱼得水，年年拿先进，在村民中间也有威信，但“村转居”后却无从下手，“没有资产和权力做基础之后，不知道怎么去整合社会资源，也不知道怎么为社区的居民提供服务”。

　　像老城区的居委会一样，芍药居二社区也面临和居民关系的问题。刘爱英说起过去他们入户了解情况，居民们根本不理，“虽然那时候大家还没有考虑到隐私的问题，但他们觉得凭什么告诉你，告诉你也没什么用处。”

　　结合过去农村的情况，居委会找到原来在村子里有威望的老人们帮忙，向居民们宣传居委会不是管理居民，而是为他们提供服务。“我们还找到原来村里的一个计生专干，向他们了解情况和索要材料等。”后来，居委会还代表居民进行维权，成功从附近产生噪音的工地为居民讨到每月80元噪音补偿费，居委会工作逐步得到了居民的认可，工作也越来越好开展了。

　　村委会善后

　　不过十几年过去了，芍药居二社区这样的社区还是和乡村有些“勾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过去村集体资产的处置问题。黄宏春说，为了解决这些资产，很多地方还保留着村委会。虽然很多村委会都是和居委会“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却显示出这是个棘手问题。

　　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有的地方采取农民入股的方式进行分红，有的地方将集体资产核算成货币一次性分配给农民等等。

　　太阳宫地区目前尚有1383名农民尚未“农转居”，这样每年需要清产核资的不仅有村集体，还有太阳宫乡集体。“每年都要有一个交代，要对集体资产进行清产核资，是负债还是盈余，作为基础的一步必须扎实，否则后面的工作没法做。”他说。

　　正是由于居委会和村委会的并存，太阳宫既是乡，也被称为“地区”。这已是北京周边城乡结合部最为常见的基层政权组织形式。

　　黄宏春认为，太阳宫地区彻底解决村乡集体资产问题还需要不少时间，“而当前最核心的就是要壮大集体经济，只有可分的资产多了，大家才愿意接受，如果不同村子的村民们所得差距较大，那分的时候压力就较大。”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相比，黄宏春认为北京城乡结合部的城市化过程跨越了工业化阶段。同样，农民在转变成居民的进程中，就跨越了产业工人这一角色。

　　刘爱英则认为：“等靠要的前提已经不复存在，所以现在更需要的就是对居民的思想观念进行教育改变，并给他们提供相应劳动技能培训，以便他们更具市场竞争力。”

　　就在芍药居二社区居委会正式成立的2002年，随着石景山区50个自然村的农业人口变成城镇居民，北京市东城、西城、原崇文、原宣武和石景山5区不再有农业户籍人口。

　　如今，朝阳、海淀、丰台等区也在大力推进“村转居”。北京这个巨大的都市，将迎来一个又一个年轻的社区居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