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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来看看，就直接过程而言，王蒙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

　　王蒙本人的叙述，到1957年11月，他还安然无恙。那时，他的同龄人、五十年代中期另外一位青年作家风头人物刘绍棠，获赠“右派”称号已经三个月。

　　他是不是心存侥幸了呢？一点也不。清查右派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58年，秦兆阳就是到翌年夏天才被定为右派的。没有在运动一开始立刻成为右派，绝不意味着已经平安脱险。而王蒙远在5月间就有了不祥之感。那时，他曾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来接我去机关看一个文件。我等了几个小时，又通知我不去了。”这份文件，据说就是毛泽东5月15日起草的标志着下决心开展反右斗争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对于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给他们打招呼，给他们看这篇文章”。王蒙从“可能被重点保护，经过一个下午，最多两个小说，改为不再保护”，他说这是自己命运的“一个关键情节”。

　　真是一触即发、稍纵即逝。政治的神秘与迷人，即在于此。

　　11月，他被召回团市委参加运动。可以断言，他此番回来，绝非衣锦荣归，作为党依靠的斗争力量回来，相反，是“可能的”斗争对象——至少是反右运动的一座值得勘探开采的矿藏。

　　负责抓王蒙问题的，是团市委一位干部，王蒙自传称他W，黎之在《回忆与思考》中代以×××。我们除了知道这是一个三个字的名字，不知道更多。王蒙说：“他找我谈了许多次话，中心是要帮助我转变，要把我拉回来，为此，就要挖、找自己的错误思想错误观念。”

　　不知道×××怎样巧妙地让王蒙产生“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今后从严，过去从宽”这一错觉，反正，实际情形刚好相反。这背后的一幕，当时王蒙就一点也不知情了，但我们有另一个现场目击证人。黎之回忆，就王蒙问题的处理，中宣部方面倾向于不划右派，于是北京团市委来人商量：

　　那次团市委来人， 是在林默涵办公室谈的。

　　林说我和周扬同志研究了一下， 大家觉得不划王蒙右派为好。他的小说是毛主席肯定的。王蒙才二十几岁， 很有才华， 年轻人有缺点多帮助他。

　　团委那位同志说我们不是根据这篇小说划王蒙右派的。他向党交心， 交出很多错误思想， 对党不满。他说他要写一系列批评老干部的小说， 出一本叫“ 蜕化集” 。

　　团委的同志还说王与很多右派分子来往密切， 如刘绍棠、林希翎等等。

　　双方意见不一致。林说， 那好吧。我向周扬同志和部里汇报一下。你们也回去研究一下。(《回忆与思考——1957年纪事》)

　　“来人”即×××。他在中宣部对王蒙该划右派做出的举证，就是多日来“小火慢攻，启发诱导”所下功夫的收获；听话的王蒙似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这样，王蒙的右派帽子已经跑不掉了。最后的场景，我们先看王蒙自传的叙述：

　　时过境迁后，人们透露，是在中宣部周扬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了命运的。北京市委杨述副书记坚持不同意戴帽子，单位负责人W坚持一定要划，争了很久，W提出一系列王自己检查交代出来的错误思想为根据，如被启发后想了想，觉得海德公园的办法也不赖。最后周扬拍板：划。

　　归纳一下，直接导致王蒙戴帽子的，是团市委(或其干部×××)；北京市委、中宣部(周扬)均无此意。“周扬拍板”，是争执一番之后，团市委方面一再坚持且拿出“铁证”情形下最终的结果。

　　其中，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和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前者是指，周扬虽然事先试图保王蒙过关，最后却仍不得不“拍板”划他右派，说明团市委一方的坚持，有周扬亦难抵挡之处，使他无法“保”下去，这很发人深省。而令人震惊的事实则是，团市委的“一意孤行”说明他们早就认准王蒙应当得咎，这个认准绝非从反右以后开始，而是从“反官僚主义”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之日即已形成，换言之，不管毛泽东替小说说过什么，他们对所认准的东西可谓“不动如山”。

　　本文开始时，谈到王蒙事件就像一笔糊涂账。眼下，经过梳理，事件的发展脉络大体清楚，不再是糊涂账。但是，这笔糊涂账的真正糊涂之处，其实并非事件经过，而是最高领袖毛泽东曾经力保的一个人，为何还有人“敢”把他打成右派？尤其是——正如上面强调的——从始至终很多人(远不止于团市委及×××)的内心，从来没有撤销对这篇“反官僚主义”小说的追究意识，做好了准备，随时恭候“履行职责”的时刻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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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人们近乎坚信不疑《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应该成“问题”、迟早有“问题”？

　　也许大家没太在意前面王蒙提到的有人给他传话。那里面有重要的玄机：“他们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我捅了个大漏子，他们告诉我已经有人将此文与王实味《野百合花》相提并论了。”

　　《野百合花》。

　　与它相提并论，意即认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性质跟《野百合花》相似。《野百合花》是怎样一篇作品呢？它写于1942年初春的延安，批评了党内特权现象。它在延安整风后成为罪恶的文章，作者王实味被长时间批斗，最后又在毛泽东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莽撞地处死了。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以后，许多富于经验或者思想高度警觉的人，立刻把《野百合花》当成了它的前车之鉴。

　　从结果看，他们的判断是准确的。因此也证明，即便在毛泽东“力挺”王蒙的那两三个月中，他们引而不发、静观其变的态度，非常锐利。

　　不过我想说，其实他们有失察的地方。他们的想法不完全对。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与《野百合花》之间，有一个重大区别。综合各种迹象，毛泽东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支持与保护，本来是认真的。1956年，毛泽东明显有一些对重大问题重新思考的表现。“双百方针”、“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鼓励“反教条主义”(包括他对姚文元的赏识，起初也是因认为姚“教条主义比较少”)……他对李希凡、马寒冰诸人“围剿”《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不满，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允许小说描写官僚主义现象；他质问，怎么没有官僚主义？换言之，他实际上想的是，官僚主义正该好好整治一下。

　　他的这些新思考发展下来，直至1957年春天号召全民帮党整风。有根线索，从1956年上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是一以贯之的。转向反右后，毛泽东追溯先前的部署，说那是“阳谋”。如今人多把它理解成反话。我觉得未必。因为过去的一年中，他的思路明显保持在一个方向上，他有意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无论我们对1957年的事情如何评论，它极富戏剧性是不可否认的。有不少人认为对于这种戏剧性，毛泽东是跃然其上的。我认为这么看失诸夸张，隐然构成另一种神化。综合客观各种因素，我主张，毛泽东原来真心要搞改革(当时用词是“整风”)，但心理准备不足、误读形势，临时刹车，做出过激反弹，转到完全相反的方向。

　　这时我们来看王蒙事件，这笔“糊涂账”的“糊涂”之处，其实就根植于整个国家政治从“新萌动”到“始料不及”的突变上。作为一个作家、一篇作品，虽小、不起眼，却是戏剧性的1957年的很完整的缩影。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终如深谋远虑者估计的那样，与王实味《野百合花》“相提并论”。假如事实证明这种估计错了，中国无疑就迎来光明前景。不幸，他们对了。至于毛泽东，以他历来的勤读报刊，应该知道王蒙划为右派了吧；但这时，他当然不会再过问此事了。(摘自李洁非著《典型文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