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热钱“共振”推升通胀老虎

　　海外热钱涌入和国内信贷热钱化的“共振”，推升着物价的高涨和通胀老虎的出笼，加剧冲瘪着老百姓的钱袋子。

　　现实中，在楼市紧密的调控声浪下，今年热钱发动资本游击战的一个重要袭击靶子指向了农产品，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轮番上涨潮“功不可没”。“菜奴”、“果奴”也开始与“房奴”一道红火起来，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顿感压力。即使是相关监管部门三令五申高调重拳打击游资投机炒作农产品，有效抑制农产品价格的上涨。11月上旬，农产品价格继续上涨，全国36个大中城市18种主要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每公斤3.9元，比年初上涨了11.3%，比去年同期上涨了62.4%；其中大蒜、生姜批发价格同比上涨则高达九成。而随着物价的上涨，深圳民众跨境赴香港买“菜”的增多。

　　另一方面，尽管有不少热钱从楼市流出，去炒作农产品，不过又有另一部分热钱进入楼市，填补了中国楼市调控下一些房企的融资大坑，对高房价的坚挺也是多少有着一定“功劳”的，这从房企利用外资增幅的飙升中可见一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10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利用外资539亿元，增长43.3%，这已是自6月以来连续5个月保持增长，同时增幅也创下了近两年来的新高。而值得警惕的是，业内人士透露，热钱现在还有提速潜入楼市之势，特别是在二三线城市拥有大量项目及土地储备的房企成为受追捧的对象。

　　此外，还可以观察到热钱流入效应的是，收藏市场上金银币全线上涨，最近3个月里，南京金银币交易市场大多数金币普涨超过30%，题材好的金银币涨幅竟然达50%甚至翻番；天价拍品高烧难退，中国艺术品市场进入“疯狂”时代；国内翡翠价格离谱暴涨，俨然成了“疯狂石头”，各种宝石的价格也在跟风上涨。

　　11月9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央行副行长杜金富3位重量级官员在同一天警示了通胀风险的攀升，这是中国政府“管理通胀预期”以来的首次；紧接着温家宝总理11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政策措施，临时价格干预可能再次启动。而在此背后的无奈现实是，继7月、8月和9月CPI涨幅连创新高之后，10月份CPI达到4.4%，创下25个月来的新高，全年CPI超过3%红线几乎是板上钉钉。况且，这还尚未考虑到CPI指标的扭曲失真，实际的通胀压力恐怕更大。如此之势，也就不难理解缘何央行短短10天之内连续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且存款准备金率达历史高位18%。目前，农产品的轮番吹泡泡并未停息；楼市等资产价格依然高企，连温家宝总理近日在澳门考察时也承认控制房价确实很难；而煤气水电等开始竞相上涨，越来越贵；酿酒企业“耍酒疯”一样地提价，涨声一片；麦当劳两年来首度上调产品价格，餐饮业涨价潮如箭在弦；等等。流动性“洪水滔天”和物价四处冒泡沸腾，中国进入防热钱、防泡沫、防通胀的新时期。

　　新一轮“热钱狙击战”

　　实际上，外管局从2009年四季度以来就加大了对热钱进入国内的监管力度，这一态势在近期得到进一步升级。10月底，外管局对9家违规办理外汇业务的银行分支机构给予了点名通报并处罚，其中包括四大国有银行。央行行长周小川11月5日在谈到热钱问题时提出了一个“池子理论”，即针对入境的热钱，中国可采取总量对冲的措施。央行副行长马德伦释疑这个“池子”是个政策的组合，包括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对外汇结汇的管理、公开市场操作等调控工具。11月9日，外管局对热钱的监控再次加码，将对银行按照收付实现原则计算的头寸余额实行“下限”管理，来料加工收汇比例统一由30%调整为20%；同时，外管局还特别加强了对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短期外债的管理，强化了银行在办理外汇业务时的真实性审核义务。

　　此外，住建部与外管局近日还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境外机构和个人购房的通知》，规定境外个人只能在境内购买一套用于自住的住房，而境外机构只能在注册城市购买办公所需的非住宅房屋，实质是控制热钱流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尽管中国目前仍然实行资本项目的严格管制，海外热钱涌入不得不绕道而行，但由于热钱来源广泛，渠道多元，国内现有的监管体系能否真正有效阻挡住热钱快进快出的脚步尚难乐观。而国内信贷的热钱化则考验着中国实体经济的环境和社会的通胀预期。

　　由于农产品价格的轮番接力，“煤电油气”的齐头并进，社会通胀预期在进一步强化。通胀压力又刺激着银行存款活期化加剧，更多资金可能转战房产、股市等领域，居民存款可能也将跟风信贷热钱化一起“共舞”。央行数据显示，10月份新增人民币存款1769亿元，环比大幅下降88%，而存款减少的最根本原因是居民户新增存款大规模减少，当月居民户新增存款为-7003亿元，创单月存款增加额的历史新低。

　　海外热钱涌入之势仍在加速，不断挤压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空间，大幅加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也是触到“天花板”；国内信贷热钱化的步伐也并未停息，居民存款活期化趋势进一步延续。外忧内困之下，中国面临一场严峻的高通胀挑战，新一轮“热钱狙击战”已打响！虎视眈眈的热钱并不是温顺的羔羊，如何“筑堤防洪”抑或如何给热钱寻找一个分洪、泄洪之地，这无疑对中国金融体系和监管水平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控制通胀的政府角色

　　文_吴木銮

　　2010年11月19日，新加坡的游船上，研究政治的一些学者不再讨论政府的运作和选举等议题，谈话焦点之一就是中国内地的通胀。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麦当劳在全国进行全面提价，原因就在于食品成本急剧上升。有意思的是，相邻的深圳和香港现在悄然地对换了双方的身份。以前，深圳成为香港人周末消费的场所，不管是下馆子还是剪头发，深圳的价格都比香港的便宜一半以上。而现在的情况是，许多在深圳养老的香港老人已经花掉毕生的积蓄，不得不向香港政府寻求廉价养老服务。而一些深圳人也养成了每周来港一次购物的习惯。香港的商品货源比内地稍微丰富一些，因此有些日用产品居然比深圳便宜许多。

　　不仅是外因

　　对于这一轮通胀的源头，说法还比较多。一种观点是，通胀源自于欧美为了挽救本国经济所采取的各种货币政策。第二种观点是，在美元持续贬值之下，许多大宗商品价格保持高位，引起连锁反应，主要的各种商品也开始涨价。第三种观点认为外围的宏观经济环境是次要因素，而内因更为重要。中国内部也有大量的闲散资金没有出路，因此这些资金可能推高各种商品，比如红茶热和黄龙玉。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外因的重要性无法低估。不过，过度强调外因往往是推卸责任。在过去的五六年间，中国经济层面上最受关注的就是房地产市场问题。其实在房价非理性上涨的时候，一些学者在5年前已经要求政府充分关注房地产市场过度活跃的后遗症。房价上涨之后就会带动租金上涨；而店面租金上涨就会直接推动各种与民生关系密切的服务业价格全面上涨。比如菜农的蔬菜可能不贵，不过超市因为租金增加就要求提高蔬菜的价格。在房价快速上升的时候，租金上涨刚开始并不明显。许多人错误地认为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只要控制在买房者和卖房者两个主体之间，房价上涨不会对其他行业构成威胁。很遗憾的是，租金市场的价格随后也是大幅上扬。而再过数年，所有的居民都将发现与房地产业即使是毫无相关的产品也会处于涨价之中。

　　房地产市场过度活跃还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本来没有买房欲望的人加入买房的行列。这被称之为“买房抗通胀”。大多数人明明知道现在的房地产价格不可能持续在高位运行，不过还是为了短期的利益加入买房的队伍。“买房抗通胀”在短期内为一些人群提供了防通胀的措施，不过从长远来看，负面作用无法估量。一是大量闲置住宅将加速泡沫的破灭，一旦发生类似于香港1997年或2003年的经济倒退，后果会比当时的香港严重得多。

　　二是短期内制造了大量的新贵。不过，这些新贵并不是从实体经济中获利的，因此对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太有利。在香港的房屋市场上，常有阔绰的内地客让人刮目相看。比如一次性支付大笔款项购入同一住宅小区的多个单位。这些人士中许多就是专业的炒房人员。他们在内地炒作获利之后转战资金流通更加顺畅的香港市场。从实体经济移向房地产行业，从经济层面上来看是一种效率损失。从社会层面上分析，投机而不是勤奋劳动得到更大的肯定，是一种退化。而房地产业过热就会直接作用于通胀问题。

　　不同学术流派的人对通胀的解释视角完全不同。不过，许多学者认为通胀实际上就是银行过度发行钞票所致。比如凯恩斯曾经说过，基于通货膨胀，政府就可以暗地里征收着国民财富。这种办法可以使大多数人变穷，而少数人因此变富。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当中，凯恩斯对通胀是持宽容态度。中国的央行是否过度发放货币？官方的口径大多数情况下是否定的，在更多时候指责外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失当导致中国的热钱泛滥。不过，有些人仍然认为中国的货币发行是通胀的重要原因。比如，2000年，我国GDP是8.9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3.5万亿元。后者比前者多了4.6万亿元；2009年我国的GDP为33.5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是60.6万亿元，因此后者比前者多出了27.1万亿元。一些官方机构出面否定上述比较的实际意义。

　　通胀应对策略的难题

　　通胀的严重后果是现代人所熟知的。中国的话就是“通胀猛于虎”。不用说更早的年代，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多数通胀严重的年份，社会不安定的因素都会增加。比如1985年，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9.3%，1988年是18.8%，1989年是18%。最近的2008年是5.9%。虽然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近年来大多控制在5%以下，不过，其真实性备受各界质疑。2006年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1.5%的上涨，而百姓的看法是物价上涨远远不止5%。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4.8%，百姓们也不认账。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编制体现了政府应对通胀的策略。一是房地产价格被剔除出去。有些官员认为中国的做法符合国际惯例，其实并不然，中国这套计算方式是从原来计划体制延续而来。统计部门完全可以在公布一套剔除房地产价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同时，再公布一套有房地产价格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此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所调查的样品也相当重要。许多被列入抽样的商品并不是主流的商品，这样的指数往往很难全面反映通胀的程度。此外，被抽样的商品在指数中的权重也相当重要。而这些数据、计算的公式都没有很好地论证，也没有公之于众，因此各种批评也在所难免。

　　政府在通胀预警方面也处理得不够漂亮，即使是值得肯定的一些措施，比如要求发放价格临时补贴，也就是对各种低收入人群(比如城乡低保对象等)发放临时性的价格补贴，如果每次调整都处于滞后状态，就会削弱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实际作用。因此，预先调整最低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标准能够较好地解决贫困人群应对通胀的问题。

　　通胀管理的政府角色

　　政府文件中提到的许多措施仍然是带有计划经济色彩。比如要求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具体的措施是要求城市政府扩大速生蔬菜生产规模，增加越冬蔬菜供应。此外文件要求煤电油气运之间要建立协调机制，确保冬春季能源供应。煤炭主产区政府要组织好煤炭生产，尤其是安排好元旦、春节“两节”期间的生产，不得干预煤炭外运。煤电双方要做好明年电煤供需合同，其中煤炭行业需要加强自律，保持价格稳定。石油企业要增加柴油产量，满足市场的需求。而电力行业不能随意拉闸限电。

　　从实际的生活来看，公共政策重在可执行。比如政府很少自己直接经营城市蔬菜生产，增加越冬蔬菜供应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逐利的菜农们也许认为产量越少越好，这样一来菜价贵，人工成本也低，利润更加丰厚。同样的道理，石油企业在油荒的时候往往考虑如何限量生产。油价大幅上升后，单位利润就成倍地上升。这一套商业规则已经在中国运行近20年了。市场主体的力量早已不受计划手段所约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用老办法自然效果不彰。

　　除了上述两项直接与通胀管理有关的工作外，房地产业的问题仍然值得讨论。从这五六年的经验来看，房地产业过度活跃是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严重的问题。之所以过往稳定房价的政策大多归于无效，就在于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卖地冲动。不过，土地财政问题一时也难以解决。地方政府持续有缺钱的担忧，土地出让金就成为地方积累自信的重要渠道。因此要减少地产价格对通胀的影响，需要有更实质的动作。

　　在面对物价迅速上涨的时期，政府也需要出台一些能够切实解决基层民众生活的措施。比如政府要给低收入阶层进行较丰厚的补偿。对一些收入不高的工薪阶层要根据其生活负担进行各种减税和退税。对于城市居民，政府应该大力推进公共房屋建设。在通胀较高的时期，要对公共房屋进行免租。将财政盈余分一部分给民众也不失是一种好办法。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