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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之辩:外资抱怨难获国民待遇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06日10:56  南风窗

  企业江湖风起云涌

  从凯恩股份的记者“通缉门”到身份不明的航空公司,从国美的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争到华为的接班人风波,从伊利和蒙牛的恶性竞争到360和QQ的你死我活,从惠普的“蟑螂门”到丰田的“召回门”,从外企抱怨生存环境恶化到“央企频抢地王”等等,今年的企业江湖是风起云涌,变幻莫测,外企、国企和民企轮番登场。

  外资在中国的黄金时代渐渐远去,一些跨国公司更是被质疑其垄断倾向已经严重危及了国内企业的发展,外企的抱怨内容也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硬件环境转移到投资软环境。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改革路径引起了很多争议,非但退出竞争性行业停滞不前,在其他领域反有扩大之虞。民企发展正进入新的瓶颈期。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发生了激烈的市场争夺战,在很多行业,民企和国企的冲突加剧。

  在全球化之下,企业已经进入全面竞争时代,外企、竞争性国企和民企的竞争将日益激烈。廉价劳动力、中国特色的销售渠道、优惠政策等等都正逐渐失去原有的竞争优势,已经不再是企业制胜的法宝。外企、竞争性国企和民企正日益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彼此之间的竞争不应该再有一扇扇政策和人为的门的阻碍。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政策选择,也是一种市场进程。多种所有制经济的进入和退出、各种市场主体的自由竞争,应该是没有制度性障碍的。政府更要站准自己的位置,确保给企业提供平等、稳定的政策和法律环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宏观政策转向,不仅企业要调整自身战略和定位,更要求政府部门的职能和观念的转变。

  减少政府直接投资、减少行政干预、减少市场寻租,合理利用金融工具、法律工具、发挥公共服务职能,这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是中国企业生存环境和竞争环境不断得以改善的应有之义。政府的角色、政策的差异导致了今天的外企、国企和民企生存的三重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是正确的选择,但当时间来到“十二五”的时候,三重门的消失同样是历史的必然。

  在这个复杂的不容易看清宏大背景的时代,这将极大地考验政府、企业的智慧、勇气和决心。

  策划:本刊编辑部    统筹:杨军

  企业生存的时代变量

  文_本刊记者 邢少文

  这是一个复杂的年代。看不到宏大背景,叙事难免不着力。

  在这个背景中,中国经济增长的旧模式在话语中正在被抛弃,制造业升级缓慢,外需市场萎减,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人口红利趋弱等等,中国制造业正在面临一系列的时代变量;产业转移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正在缓慢地到来,这也意味着机会正在到来,内需市场扩大,城镇化大力推进,医疗、社保制度逐步建立,新兴产业潮起……

  高速的增长可能将渐行渐远,企业的生存,公司的力量,既依赖于时代,亦推动时代的变革。

  但同时,资源的配置方式也在失真,垄断行业地位牢固,民间资本突破有限,企业伦理机制不成熟。这似乎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时代,政府的边界、企业的边界仍需去厘清。

  变量

  “这是迄今为止对‘十二五’规划的最佳解读之一。”针对新华社刊载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关于“十二五”规划的解读,美国《华尔街日报》如此评价说。

  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二五”规划的建议,这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统筹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性目标的一种方式。

  李克强指出,眼下的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一系列国内国际因素的变化。“世界经济缓慢增长,全球需求结构明显变化,对我国稳定和拓展外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形成新的压力。”中国在经济持续发展中瓶颈制约明显加大,传统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传统模式的主要表现在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强化,节能减排任务艰巨;国际收支不平衡,外贸增长方式粗放;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消费率偏低。

  中国经济的出路则在于,“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也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任务。从国际经验看,以内需为主导,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

  “应当把政策重点放在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上,把增投资与扩消费、惠民生更多地结合起来,实现一举多得。”他说。

  2009~2010年,在全面通胀时代到来的阴影之下,资源型产品价格在不断飙升,人力成本亦在增长,对于大部分的中小型企业而言,低成本、低附加值的生产模式也可能逐渐远去。

  结构性矛盾所带来的产能过剩,也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中国制造进一步优化的障碍,今年以来,工信部、发改委等部门出台了更为强硬的措施治理产能过剩,在钢铁、水泥、煤化工等行业,甚至于新能源行业领域,各地方政府都在承担着削减产能的硬性指标。

  来自环保的成本压力可能更大,在5年前,内地省市政府还在向沿海企业推销环保的宽松政策,但现在这样的做法已经越来越困难,此起彼伏的环境污染事件加剧了社会不满情绪,也让政府疲于应付。节能减排现在被当成地方政府必须完成的指标,近两个月以来,多地拉闸限电,为此企业的经营活动受到了影响。

  长期注重GDP增速的经济发展模式积累了不少社会矛盾,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的不同步增长,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畸型,让中国政府意识到要做出改变,这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

  企业的抱怨

  “我认为大家如果要创业,首先要研究中央精神、国务院文件。如果精神不吃透、文件不搞明白,就不知道怎么创业。”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11月15日的一场演讲中说。他的民营汽车公司是在“行政规划”下的中国汽车业夹缝中成长起来的。

  是的,你要判断这个时代的变量,眼睛不能仅仅盯着欧美市场经济体的潮流与价值观,还需要它在中国落地。

  当出口退税率下调的时候,大量依靠出口的外贸加工型制造业开始抱怨政府不再重视这个行业了,传统制造业向更广阔的内地转移,已成为必然的趋势。

  来自外资企业的抱怨也越来越多,欧盟商会发布了一份报告称中国的投资环境正在变差。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以资源、人力、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以“市场换技术”,以低成本、高利润的方式吸引他们来到中国的,但现在,情况改变了,沿海的地方政府不再把这些外资当成高贵的座上宾,虽然他们的政府公关技术仍然很出色。

  2007~2008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进行了统一,自2010年12月起,将对外资企业和外籍个人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新华社则发文奉劝那些外资企业,不要再抱怨中国的投资环境,内外资企业已站到了统一的竞争环境中。

  但与此同时,娃哈哈的宗庆后对阵达能、黄光裕对抗贝恩资本这样以“民族企业”取悦于国民的言论亦不再受到一味追捧。而对于汇源果汁这样在无奈的竞争中委身于外资的民营资本生存环境却获得了广泛的同情。

  在过去的两年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被认为享受了大量的政策红利,得到了最多的银行信贷支持和财政资金补贴,并将这些资金大量投入企业并购和扩张,民营企业抱怨这种现象并不利于企业的公平竞争。

  在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地方的国有企业却在抱怨政府对民营企业的门槛太低,环保、职工权益要求不严格,地方国有企业也认为强制性的产能淘汰太过于武断,没有考虑企业的退出成本和区域市场的独特性。

  在制造业受抑的同时,大量的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资产泡沫在逐渐累积。政府出台了严厉的“限购令”,可能还有即将出台的“房产税”,这些在过去的年代里尽享快速城镇化和政策庇护的企业暴利已经越来越难以维系。

  种种生存环境发生的变量,事实上是一个缓慢累积的过程,这中间,有必然的发展规律,也有人为的调整。但在中国,这却是企业生存的一个最为现实的命题。要么因为看不清规律在竞争中落后,要么在行政主导式的调整中将被“出局”。

  转变的根本

  “创新来自于公平的竞争,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在今年2月份的一次演讲中,中国互联网门户三巨头之一的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说。

  “一个基本点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只有公平的最大限度的实现,才能让有才能的个人和组织脱颖而出,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和创造性。”他说。

  可以看到,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中,诸多的产业政策和推动方式都带着行政主导的色彩和影子,不论是“产业振兴规划”、“治理产能过剩”还是“产业转移”。在这样的主导下,企业的抱怨,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被简单地理解为“产业转移”,而并非追求技术进步,对传统的改造和升级。这样的产业转移只不过是在内地城市重复走着沿海城市的发展路径,在制造业,仍然难以占据“微笑曲线”的两端。

  同时,集中在各个部委手中的专项扶持基金,地方政府的各种补贴,政府直接参与投资活动等等,都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而没有政府职能的转变,就难以实现真正的城镇化,打破二元结构,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就难以扩大内需市场,不对经济、教育和文化体制进行改革,就难以产生真正创新型人才和创新型组织。

  减少政府直接投资、减少行政干预、减少市场寻租,合理利用金融工具、法律工具、发挥公共服务职能,这才是中国企业生存环境和竞争环境不断得以改善的根本。

  正是基于中央政府对问题的透彻了解,所以“十二五”才会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很多转变已经开始或正在酝酿中,只是其完成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对企业来说,不管外企、国企还是民企,把握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认清时代变量,知道哪些困境是外部造成的,是暂时的,哪些困境是自身弱点造成的,需要尽快转变的,才是生存的根本。  

  “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之辩

  文_本刊记者 张墨宁 发自北京

  从2010年12月1日开始,外资企业将适用国务院1985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和1986年发布的《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被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至此,我国内外资企业所有的税种全部实现统一,这一调整被认为是外资企业在华超国民待遇时代的正式终结。自2007年新税法出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以来,外资企业开始面临竞争更为激烈的商业环境。

  在超国民身份被逐渐剥去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外资企业的不满和抱怨,关于中国商业气候的话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2010年上半年,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华尔街日报》先后分别以《在华外企怨言增加》、《批评中国政策外企高管更加直言不讳》发表了一些外资企业对于中国投资环境的“抱怨”。“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一时四起。

  与改革开放初期被“热烈欢迎”的程度相比,外资不再是处处优先、来之即用。其与中国经济的关系似乎出现了复杂化的倾向。而这背后的实质是中国经济转变增长方式、实现产业升级的转型阶段,如何精细化利用外资的问题,不唯数量,更重质量,对外资进行必要的调控,引导资本流向更为需要的行业和地区。

  外资抱怨难获国民待遇

  “2007年两税合一、今年12月份将要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对外资企业的影响并不是很大。”长期从事跨国公司研究的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说,一些跨国公司的抱怨不是因为超国民待遇身份的消失,而是在当前的竞争环境下,外资企业难以获得国民身份。

  相比于税收优惠政策的消失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外资企业的抱怨更多集中在自主创新产品的认定、中国政府采购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今年以来,跨国公司高管的抱怨之声似乎出现于各种场合:美国驻华使馆公使衔贸易参赞安凯彬认为中国政府采购政策的表述不够清晰,常常引起美国企业的过分忧虑;微软公司CEO鲍尔默声称中国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将会拖累科技产业的发展;巴斯夫欧洲公司执行董事会主席贺斌杰抨击中国对外资企业的限制措施,并抱怨外资企业不得不将业务和技术诀窍转让给中资公司,以换取市场准入;西门子CEO罗旭德则希望德国公司在中国被同等对待,技术转让应严格遵守自愿原则,呼吁对在汽车和金融部门的外国投资减少限制;通用电气董事长伊梅尔特也发出了“外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越来越难”的感慨。

  跨国公司的抱怨代表了外企的普遍担忧,中国欧盟商会此前发布的《2010~2011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中提到,2008年,在欧盟对外直接投资中,只有不到3%流向了中国,这并不是因为欧洲企业不愿意扩展其在中国的业务,而是他们面临的障碍及风险超过了董事会和股东所能接受的范围。其所称的“风险”,是中国监管环境前景的不确定性和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

  而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戴杰在接受采访时亦表示:“劳工开支在经济增长中应该是正常和必须的,想要获得更大的发展,成本就会增加,不可能鱼与熊掌皆得,我们的公司对这一点非常清楚。至于税收环境,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并没有要求从税收政策中得到好处。”他声称,能够让外资公司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更为重要,虽然中国政府也在发出更多的友好信号,欢迎外国投资者,但实际情况是,投资却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种担忧在2009年达到了高峰。2009年10月30日,科技部、发改委、财政部发出了《关于开展2009年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的通知》,《通知》的附件中对国家自主创新产品的认定条件做出了规定:“申报单位对知识产权使用、处置、二次开发不受境外他人的限制”,并要求“产品销售使用的商标初始注册地应为中国境内,且不受境外相关产品品牌的制约”。根据这样的条件,外资企业认为自己的产品基本上被排除在“自主创新产品”之外了,将在政府采购以及国家项目采购中处于不利地位。

  尽管这个条款在2010年被修改为“在中国境内具有中国法人资格的产品生产单位,均可自愿申请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但仍然未能减少外资的批评之声,关于中国投资环境恶化的言论依旧不绝于耳。“企业在做经营决策、决定投资与否的时候,会综合考虑积极和消极的因素,积极的因素有市场吸引力、利润空间,消极因素则是来自市场、消费者以及制度的风险。我们必须在风险和回报、利益和困难之间做出平衡。”戴杰称,虽然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但是如果风险因素超过了市场因素,企业将不可避免地做出消极判断。

  时代已经变了

  “我们以前给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是因为缺乏资金,但是现在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外汇储备已经突破了2万亿美元,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几乎所有的外国政府都缺钱,唯独中国的税收还是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外资的质量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继承说。

  从2007年,外资企业应该已经明显感觉到了新经济背景下的变化。时年11月,发改委、商务部公布了最新版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外商投资新能源和环保技术,限制外商投资房地产、高能耗项目和稀缺矿产资源,新《目录》强调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一些不可再生的重要矿产资源不再允许外商投资勘查开采,同时限制或禁止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外资项目准入,引导外资逐渐向附加值高的产业转移。

  中国虽然将部分不再适合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企业拒之门外,但与5条禁止类条款相比,鼓励类的条款增加了94条,属于鼓励类的继续享受增值税退税政策,对外资进行调控和导向,旨在使更多的资本流入高精尖领域。2010年4月6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的9号文件,仍以坚持择优选资为导向,注重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外资的投资环境不是恶化,而是优化了。”王继承认为,外商投资导向的改变对欧美企业来说,其实是一个机遇,它们可以利用自身在技术上的领先在未来的竞争中取得更大的优势。

  对企业节能减排和劳工保护要求的提高,是外资在中国商业环境的另一个变化。“过去外企觉得在中国的利润很大,是因为它们很多的成本由外部分摊了,比如不计环境的发展、廉价的劳动力,这两方面标准的提高肯定会使它们的成本增加。”王继承认为,相比于在环保标准和员工待遇上较有优势的大型外企和欧美企业,一些中小规模的韩日、港台企业确实会因此而感受到压力。所以,这部分的变化也会起到优化企业环境的作用,可以让一些不符合新标准的企业退出市场。

  此外,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上升,也使外资企业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欧盟商会对其会员企业做出的《2010商业信心调查》中也提到,外资企业在华业务的五大风险中,来自本土公司的竞争位列第三。

  产业导向、劳工待遇和环保标准的提高,以及本土竞争者的崛起,构成了外资企业的外部环境变化。在这三方面因素影响下,外资企业感到变化理所当然。

  在更激烈的环境中竞争

  据王志乐介绍,改革开放初期,外商对投资环境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等硬件环境上,现在他们的批评重点则转移到了投资软环境,外企的本轮抱怨并不是偶然,而是自2005、2006年出现的对外资摇摆态度的累积效应。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使外企与中国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协调一致,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对待外资企业的问题。

  随着中国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力求使国企、民企和外企形成公平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但是从2005、2006年开始,一些人认为开放市场并没有换来技术,所以对外资的态度出现了动摇,对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表示反对和担忧。他们觉得既然外资没把技术给我们,我们就要自主创新。”王志乐认为,自主创新的概念很难界定,是自己创新,还是在当地创新?自主创新不等于自己创新。他说,没有一个国家完全靠自己创新,而是由一种自我奋斗的精神主导创新的过程,但不可能创新的过程都是自己完成。中国要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从现阶段来说,引进资金的目标已经达到了,要实现经济转型,必须进一步引进现代化、国际化的企业和市场经营机制,尤其是在节能减排、社会责任方面已经率先转型的跨国公司,能够帮助中国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型,可以成为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推动力量。

  而中国也在试图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关于进一步做好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即被认为体现了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各种类型的企业在中国的运营、生产的产品一视同仁,实行国民待遇的思路。外资企业如何在不同以往的竞争环境中适应新的身份,王志乐认为,外资企业调整在华经营战略关键在于强化本土化,特别是把研究开发设计环节引入中国,既从事针对中国市场的适应性开发和设计,也从事面向全球市场和未来市场的较为基础性的研发设计。改造原有工厂为低碳工厂,推动在华供应商形成低碳产业链。

  “欧洲是中国最主要的技术转让地,国外转让技术的40%来自欧洲。中国要发展技术密集、低碳和服务型经济,欧洲企业能够帮助中国实现以上目标。中国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阔,也更有吸引力。如果我们能被给予同其他竞争者平等的机会,我们唯一会做的就是准备竞争。”戴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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