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司的信任危机

　　文_特约记者 谭德波

　　时下，每个人都在谈论“公司的力量”，但就现实而言，中国大公司缺乏的并不是力量，而是基于诚信的持久力。

　　“后打假时代”质量之痛

　　2010年9月1日开始，根据海关新规，出入境个人邮递物品管理政策中，港澳台地区关税免征额度从现在的400元降至50元，分析看来，此举直接打击了内地居民代购香港奶粉的热潮。同时，海关对个人携带奶粉入境的“紧箍咒”正在缩紧，入关者可携带罐数一直在减少。11月以来，来自香港的外国奶粉内地销售价格上涨超过20%，但丝毫没有影响奶妈们的“崇洋”热情。

　　“要的不只是外国品牌，一定要是在国外生产的奶粉。”奶粉的质量危机已经升级为以大公司为标杆的行业信任危机。可能有人会记得，2005年12月1日，由部分机构联合主办的“十大受消费者信赖的中国婴幼儿奶粉品牌”调查中，三鹿、伊利、圣元竟位列前三甲，联想到三个品牌后来卷入的信任风波，无疑是莫大的反讽。

　　“2005年左右，我们就发现国货质量开始质变，找假货不再容易。”被称为“王海第二”的职业打假人刘殿林对中国产品的质量演进深有感触，他说，改革开放初期，国产货质量不过关很常见，是技术和管理问题。现在，由于技术进步和管理改善，在绝大多数轻工产品领域，国货都能做到没有质量问题。“但关键不是能不能做，而是愿不愿意做的问题。”

　　一般来说，企业的壮大周期是15至20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当年的小作坊、贸易部、国营工厂早已发展成大公司，摆脱了“货真货假”的初级阶段，进入品牌经营时期。在很多人看来，“打假时代”早已结束，昔日“被打假”对象可能都已成为知名企业开始打“别人的假”。

　　进入“后打假时代”，消费者对大公司的信任并未因为公司的做大而增强。本是佛山一家小企业的美的公司已经成为屈指可数的家电巨头，但2010年上半年的美的“紫砂内胆”事件，再次让家庭主妇对大公司存疑。消费者不禁质疑，“这么大的公司连做饭的锅都造不好吗？”

　　“虚假宣传是普遍现象，企业的诚信缺失。”但刘殿林对大公司的信任度并没有提升，他近期曾调查过一家知名的奶制品企业，发现其特定年龄阶段奶品存在严重的虚假宣传，所谓的功能基本上都没有，存在最基本的诚信缺失。企业还从澳洲进口了大量“原装”包装材料，但因为刘殿林的“打假”，这些包装全部作废，只能最后更换。

　　新兴企业勃兴，“不信任”的表现形式更加具有“技术含量”。互联网反垄断联盟秘书长姚克枫在向国家工商总局提请对腾讯公司的垄断审查后，获得了工商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的约见，他说看到了国家管理部门的进步，但目前还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他告诉记者，这段时间一直在寻找腾讯垄断的证据，他要用实际行动表达对腾讯的“不信任”。根据腾讯公司去年利润，结合法律规定处罚额度百分比，姚克枫要求罚款腾讯12.44亿元人民币。

　　信任危机的“传染病”

　　“对大企业没有信心，我们比国外严重，整个社会都没有信任基础。”这段时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管系主任苏勇喜欢在课堂上引用河北邯郸老太太“不讹人”的故事将企业战略与文化讲述开去。“生活中信任感缺失，延伸到商业伦理层面，则成了对大企业缺乏信任的心理映射。”

　　傲慢的大企业一次次让消费者“上当”，瓦解了商业社会最基本的信任基础。就像怀疑粗制滥造的电视剧是“洗钱”产物一样，中国人对大企业的信任危机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烈。“小企业不行，大企业总归还好吧？国内企业不讲诚信，外资巨头应该讲道理吧？传统企业不尊重消费者，新兴企业应该不一样吧？”从惠普“蟑螂门”到腾讯和360的江湖恶斗，单纯的想法都被现实击得粉碎，所有企业都像得了传染病。

　　“在你的心上，全怪那蟑螂。勇敢的小强，成了替罪羊。”不是周星驰电影的台词，这是中国消费者讽刺惠普公司的《蟑螂之歌》。今年3月，惠普“蟑螂门”被曝光，其中国客户体验管理专员将产品质量问题推给使用环境，“我们谁都解决不了的，是中国学生宿舍的蟑螂，那是非常恐怖的”。这句话若出自教育部门官员之口，一定会广受媒体追捧，但对于多年位居中国个人电脑市场占有率前三的电脑公司来说，它挑战了消费者的底线。

　　美女CEO费奥瑞娜和中国区负责人孙振耀的离去似乎将惠普公司带到了消费者和股东的反面。曾作为惠普集体诉案中国消费者主诉律师的姚克枫一针见血地说，中国人之前是不信任小企业，但现在，对大企业的信任也在慢慢失去。对于一些跨国电子消费品巨头来说，由于我国目前尚无有关缺陷电子产品召回的法律法规，给了企业规避法律风险的机会，企业逐利而行，得过且过，区别对待消费者可以节省大量开支，这便是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越来越失去信任的根源。

　　《蟑螂之歌》还唱到“谁黑了心肠，傲慢又牵强”，大企业的傲慢总是以合法和体面的形式进行。垄断是傲慢的根源，也是傲慢的终极形态。曾经对中国市场毫无兴趣的乔布斯开始在中国复制苹果的“排他模式”，对中国粉丝，苹果公司收钱一点也不含糊，苹果电子产品的软件必须是苹果独有，第三方软件难以在该平台操作。之前，微软公司也曾想方设法不让第三方软件在微软操作系统上使用，但这个“疯狂”的计划最终没有付诸实施。就在苹果在美国本土和欧盟遭遇反垄断调查的时候，中国消费者也开始提出疑问：苹果这样做到底合不合法？

　　乔布斯和比尔·盖茨30年来一直以对手形象示人，口水仗不断，电影公司专门拍摄《微软英雄》讲述两个辍学生如何成为对手的故事。2010年，马化腾和周鸿祎的“3Q之争”在中国上映，但却只能算是“乔比之争”的低级版本。腾讯公司的傲慢广为人知，360也被指责有不光彩的发家史，但这都不是重点，“3Q之争”的关键在于忽视用户的利益，腾讯让网民做的选择题恐怕会成为中国企业史上最为可笑的一段。事件平息，但网民的不信任感已经浮现：他们到底有没有扫描我们的硬盘？互联网带来信息的便捷，但用户利益和个人隐私也被放到网络巨头的砧板上。

　　企业的土壤

　　在外企、民企逐渐丧失信任的时候，国有企业的信任危机也开始浮现。尽管消费者对奶制品行业的信心尚未恢复，国有伊利和民营蒙牛的争斗从未停息。

　　乳制品巨头之前的“争斗形式”是最常见的“营销战”和“形象战”，宇航员、奥运会都成为双方争夺的赞助对象，这种做法“肥了媒体支持了国家”，消费者没有损失。之后升级的“奶源战”则开始危及消费者利益，企业从奶农手中恶性竞价收购牛奶，破坏行业规则，出现了部分奶农为提高牛奶含量指标往饲料添加添加剂的情况。最近，私下的“斗争”索性摆到台面，扑朔迷离的“诽谤门”再次把两大奶业巨头推向舆论焦点。

　　显然，最终裁决结果已不再是重点，反思对企业竞争策略的改善和政府监管水平的提升才是关键。说到“诽谤门”和“3Q之争”，有人提到了广为流传的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君子之争”。在百事可乐大举侵占可口可乐地盘的时候，百事可乐曾经拒绝了可口可乐叛逃者带来的秘方，并“提醒”对手可口可乐。西方大企业信任危机著名的“安然案”，最终以公司破产作惩罚。更重要的是，发达市场经济体几乎全都建立了专门的企业违法处罚制度，反观国内一次又一次的企业信任危机，并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处罚制度和管理制度。“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应该再狠心一些，很多应该处罚的，政府都下不了手。”姚克枫说。

　　就在腾讯公司让中国网民做“选择题”的80年前，美国商业教育也面临一道“选择题”。上世纪30年代，哈佛两位著名商业学教授就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展开辩论。贝尔教授认为企业是唯股东利益是从的股东权益受托人，应该只考虑股东利益。但多德教授则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企业既受托于股东，也受托于更为广泛的社会，企业对雇员、消费者和社会公众都应承担相应社会责任。这场论战历经20多年，最终以多德教授的观点获胜而告终。

　　哈佛教授的争论在中国却无疑是个伪命题，对一些大公司来说，尚不能做到对“内部”股东利益维护，更遑论对“外部”消费者的诚信。哈佛教授的命题对于我们来说不是“选择题”，而是空白试卷上的“论述题”。

　　尽管有过7个修正案，但直到现在，中国《刑法》中对于“销售有毒食品”一项罪，最高刑依旧是死刑。三聚氰胺事件印证了重典的必要性，2009年1月，张玉军和耿金平分别被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判处死刑。但实际上，单纯的重刑震慑连奶粉一个行业的诚信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过，就在11月，湖北再曝出三聚氰胺奶粉还在销售。

　　“我的名字印刻在每一部丰田汽车上，各位，你们可以放心。”在2010年2月24日的美国国会质询现场，丰田章男声泪俱下，他告诉美国人，自己是丰田家族的子孙，丰田车就是自己的身体，丰田车受伤也就是自己身体受伤。日本人在美国的坦诚让他们付出了代价，丰田公司遭遇前所未有的“召回伤痛”，但也为之后保持品牌形象提供了可能。反观国内，还没有一家内资企业巨头或500强中国区CEO这样面对过消费者。丰田章男离开美国不久的3月1日就在北京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但对中国消费者却“只有道歉，没有补偿”，“同车不同命”激怒了中国消费者，也引发了思考。

　　“一些政府部门都不讲信用，我们企业如何讲信用？那肯定赚不到钱。”好几位EMBA企业主学员曾在课堂上向苏勇质疑企业诚信是否必要。“公信力缺失，市场环境不好，这是大公司伦理缺失，诚信无存的根源。”苏勇毫不客气。苏勇表示，“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将逐步转变，政府也提出了要建立主流价值观的问题，重树企业伦理，解决大公司信任危机，根本上有赖于文化和政治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大企业的发展有目共睹，在民间“下海”潮流和国有企业改制的巨浪之中，内资公司最终成长为巨头，富可“敌省”。500强在中国的法人子公司也随着中国GDP飙升变为庞然大物，在汽车、日化行业跨国企业的利润表上，“中国分舵”已成为主角。“但中国大公司缺乏的并不是力量，而是基于企业伦理的持久力。”苏勇说。  

　　国企的边界

　　文_本刊记者 邢少文 发自广州

　　国企改革走到今天，最为难啃的硬骨头，大概就是央企。与外界企盼的国企特别是央企逐步退出竞争性行业，国企在过去两年中的逆势扩张，让国企的边界问题，成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难题。

　　2010年8月，原国资委主任、主导了央企过去几年扩张的“忠臣”李荣融离职，王勇接任。在李荣融卸职之前，其亦曾推动央企“有进有退”，但在王勇时期，至少从目前央企的动作来看，退出非主营业务的速度正在减缓。

　　无边界扩张

　　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在国有经济的调整和改组中要坚持“有进有退”。

　　在此之后，地方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高潮，时至今日，地方国企的改制已告一段落。地级市以下的国有企业基本已经完成改制，在省一级，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一些资源型行业，但在2008~2009年，这些地方企业中有相当部分已被央企收归囊中。除了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领域，以及一部分由事业单位转企业的国有资产，其他领域所剩已无多。

　　国企改革问题进入到了以中央企业为主的深化改革阶段。

　　而按照国资委2006年明确的政策思路，央企最终会在七大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这七大行业分别是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在另外9个行业保持较强控制力，此外的央企应逐步推向市场。

　　但4年来，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改革路径引起了很多争议，非但退出竞争性行业停滞不前，在其他领域反有扩大之虞。

　　“这几年关于国企的战略性调整，收缩战线的提法有些淡化了，在方向上出现了偏离。不讲改革，而是讲如何发展壮大了。”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原深圳国资委主任贾和亭对本刊记者说。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的统计，目前仅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128家中央企业，其涉及的主业剔除重复的也接近300个，囊括从原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开采、电力供应与生产、航空运输、电信到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中介服务、粮油糖期货及物流、文化艺术经营、服装鞋帽生产销售，乃至兽药及饲料添加剂的生产与销售等众多领域。

　　而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的研究，从行业分布来看，国有经济布局仍过于分散。在396个国民经济行业类中，国有经济涉足380个行业，行业分布面达96%。现在，仍有约40%的国有资本分布在一般生产加工、商贸服务及其他行业。特别是商业性房地产开发领域，竟有80多家央企涉足。

　　“2005年之后是无边界扩张，大型央企的行业跨度很大，整体来看，国有经济的密度还是大，结构调整缓慢。”财政部财政科研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对记者说。

　　“适合于在哪些重大领域发展？在哪些事关国计民生的行业？这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他指出。

　　在企业数量减少的同时，央企的资产扩张迅猛，从2002年的7万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21万亿元。2008~2009年，李荣融曾频频带队前往地方对地方国企进行并购，在一些竞争性领域对民营企业的并购也引发了“国进民退”的质疑。

　　虽然在行业布局上跨度很大，但实际上，中央企业的主要赢利来源仍然是在垄断性行业，从央企利润来源和构成看，央企利润主要集中在石油、煤炭、电信等少数垄断行业，其中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运输和电力系统的12家企业利润超百亿元，占央企总利润的78.8%。

　　扩张容易退出难

　　退出一般竞争性行业，减少国有企业的垄断，创造市场公平竞争，“这是十六大定下来的国企改革方向，但遗憾的是，现在的效果并不明显。”贾和亭说。

　　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建立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并明确非公经济的地位，此后各地陆续成立国资管理部门。2005年，国务院公布“非公经济36条”，非公经济逐步获得在一些垄断性行业的进入权限。

　　但国资的运营，是跨出去容易，收回来却是百般的难。在这其中，“退房令”便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

　　根据国资委公布的地产数据，2009年，16家央企地产板块的资产总额为5616亿元，占全部央企房地产板块资产总额的85%。

　　国资委同时表示，除上述16家外，还有78家不以地产为主业的央企也开展了地产业务。2008年，78家央企所属的三级以上房地产子企业共227户，约占中央企业全部三级以上房地产企业数量的60%，但销售收入占比只有15%，利润只占7%。

　　根据上述数据测算，78家央企下属共227家地产子公司的资产规模总计为991亿元。

　　一些主营非房地产的央企旗下所拥有的地产业务惊人，仅中航工业集团的退出方案就显示，该集团下属共有41家二、三级地产子公司将退出地产业务。这些地产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93.7亿元。

　　另据了解，神华集团此次因“清退令”共上报的6家房地产子公司，截至2008年底的资产规模约为58亿元，仅次于中航工业集团和中远集团，在78家央企中居第三。

　　早在去年央企利用信贷扩张的便利屡屡上演“地王”风潮时，国资委便有意让主营业务并非房地产的央企退出这一领域，直至今年3月18日，国资委宣布78户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将退出房地产业务。但8个月过去了，“清退令”如今却面临着尴尬的境地。

　　这些从事着“国计民生”行业的企业，一边在主营业务领域进行并购扩张，一边在非主营业务领域，退出的意愿并不强烈，挂牌出让亦不愿彻底出让控股权。

　　“78家都有股权挂牌出让，但面临着几个问题：一是谁来买，谁来接盘的问题；二是有些房地产项目还在建设阶段，没有完工；三是现在正是房地产宏观调控的非常时期，市场低迷，要卖，也卖不出好价钱。”文宗瑜说。

　　而根据国资委披露的相关信息，对于退出，并没有给出时间表和安排细则，“就算不退，国资委又能奈何？”文宗瑜质疑。

　　软约束

　　勿论李荣融时期央企的做大做强、保值增值的“内在扩张”战略，国资运营至今，其收缩之计，也不在国资委的控制之下。对央企之垄断势力，更缺乏约束之策。

　　“我们也并不赞成央企的无限制扩张，设置了主辅分离的关口以及不符合控制性行业不审批的关口。”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接受记者采访曾说。但他同时表示，目前央企的发展仍然存在投资体制不明确，利益导向不明确，考核体系不够完善的问题。“比如，在央企的利润构成中，到底哪些是主业经营带来的，哪些是辅业带来的，目前没有明晰。”

　　在这些机制不明确的情况下，央企的扩张便可能利益导向于加强自身的垄断地位，依靠垄断获取高额利润，并向竞争性行业扩张的冲动。

　　对于央企对利润获取和规模扩张的冲动，国资委的控制能力或是有限的，“说是管人、财、物，但在一些特大央企，企业负责人直接由中组部任命，对于企业来说，人就是最大的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

　　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问题上，对央企的软约束问题表现得最为突出。

　　一是若大量未分配利润留存企业，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和扩张，不仅影响企业主业的发展，分散化投资，还使得国家抑制投资过热的效率打折扣，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二是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在依赖垄断所获得的巨额利润没有进行民享，则是国资监管中最为人诟病的地方，也是国资权力边界模糊的主要表现。

　　2007年9月，国务院曾发布《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正式于该年在央企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安排，央企税后利润收取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石油等资源垄断型企业，收取比例为10%；第二类为钢铁等一般竞争性企业，收取比例为5%；第三类为中储粮、中储棉等政策性公司，暂不收取。另外，数量众多的金融企业和铁路、交通、教育、文化、科技、农业等部门所属央企，则未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范围。

　　在今年5月，财政部公布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情况》，详细列出了前3年的央企红利收支情况。2007年~2009年，一共收取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1572.2亿元，而资本经营支出则高达1553.3亿元。这表明，3年来的收支结余仅剩下约19亿元。

　　2010年11月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1年起，将5个中央部门(单位)和2个企业集团所属共1631户企业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据悉，资源型行业的收取比例将调高到15%。

　　“垄断性企业应由原来的10%提高到25%~35%；竞争性企业由过去的5%提高到8%~10%。现在划进来的这些部属企业都是些小企业，很多大企业没有被划入进来，而且，按照这些企业目前的经营状况，红利收缴之后估计主要还是用于企业经营支出，划归社保这样的提法也只是一种讨论。”文宗瑜指出。

　　以中石化为例，公开数据显示，2007年，其获得的政策性盈利大概为700亿元，同时又获得123亿元的政策性补贴，即便按照调整后最高的15%的红利上缴比例，也只需要上缴105亿元的红利，与123亿元的财政补贴相比，公共财政不仅没有从其红利中获益，反“倒贴”了近20亿元。 

　　民营企业的生存困境

　　文_杨轶清

　　浙商研究会前不久举行过一次沙龙对话，主持人以一则年初以来在浙江商界流传的故事作为对话的引子：差不多在2008年初，宏观调控和金融危机已经让不少民营企业感觉压力与日俱增。一家有着数亿元净资产的出口型制造业公司经营开始出现亏损，力不从心的老父亲召集3个儿子商议。但3兄弟意见分歧很大，无奈的老父亲最后决定：分家！

　　分家的结果是老大继续经营原来的主业；老二拿着自己的一份与人合作成立了一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老三则与老乡一起转战各地“炒房”。今年春节3兄弟回到老家团聚，老大的心情比以前好了一些，虽然照旧利润微薄，但订单多了起来。老二老三则意气风发：老二与人合作的私募基金投资的项目有一个已经过会正等待挂牌上市发行；老三投资房产的收益早已翻番。

　　最近3兄弟又碰头聚到一起，这一回3兄弟的心情都起了变化，尤其是老二老三。私募股权投资领域竞争激烈，PE成本很高俨然过热；楼市急刹车让手里积压了好多套房子的老三心里发慌，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

　　今年下半年以来，宏观经济形势风云变幻：流动性过剩热钱汹涌；人民币升值压力持续积聚；物价上涨渐成四面围合之势；银根收紧已成定局。不久前还感觉很不差钱的企业主忽然警觉：明年是否会贷不到款？概括起来，民营企业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不好干”和“不想干”，民营企业发展正进入新的瓶颈期。

　　“不好干”：高门槛迈不过，小马力拖不动

　　从字面上看，“民航”这个词应该也是“民营航空”的缩写，但现在看来这个注解已经渐行渐远。从2009年开始，欠费、停飞、被收购，正越来越多地成为了民营航空的关键词，而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航空业越来越像民营资本“不好干”的行业。

　　6年前的2004年，对于李继宁、刘捷音和王正华3个男人来说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为各自的公司(鹰联、奥凯和春秋航空)争取到了民营航空的牌照。

　　到了去年，3人的命运开始分化。王正华仍然在为自己的航空公司打拼，李继宁的鹰联航空改姓“国”字号，刘捷音一手打造的奥凯航空也易主均瑶集团。

　　从2004年国内第一家民营航空公司成立迄今，民营航空公司一直处于市场边缘。与国有巨头相比，资金投入、航线审批、飞行员培养，乃至机场机务等，民营航空全部处于下风或先天不足。

　　民航业是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没有形成一定规模(一般要10架飞机以上)，短期内难以盈利，而租一架飞机，挖一个飞行员，动辄就要上百万上千万的投资。据测算，按照市价一家注册资本仅为8000万元人民币的民营航空公司，若要运营5架150座级中型客机，每年在飞机租赁、航油、人力成本三方面的支出就高达3.3亿元。

　　相比较资金压力，航线审批等政策门槛更难越过，民营航空拿到的，往往是国有大公司无暇兼顾的“边角料”，即支线航空运输。而今年8月24日的一场伊春空难，不仅让河南航空恢复了“鲲鹏航空”的真身，也进一步恶化了民营航空的生存环境。

　　从西安被“挖”进河南，再到被“踢”出河南，“鲲鹏航空”只是民营航空的生存困境的缩影。“民营航空发展不能乱来，国家会很慎重地出台相关政策，可能会对支线航空做些调整，如果不限制加速发展，可能要出问题。”这预示着今后民营资本进入民航的门槛将会大大提高，运营成本也将会进一步增大。

　　航空业只是民营资本“不好干”的其中一个行业，这里既有资金、技术、管理等先天性的门槛。更重要的是政策制定、市场环境等的不公平不合理，生存环境的恶劣使得民营航空在竞争中处于被动下风。民营航空的安全、效率、公众形象等不如国有大航空，陷入恶性循环。

　　“不想干”：生物性财富创业动力衰减

　　早期民营企业主原始积累的财富属性为“生物性财富”，即为了填饱肚子或个人发家致富是他们创造财富的原始动力。在财富积累到超过个人和家庭的消费需要之后，这种动力随之消失，而“溢出”的财富可能转化为灰色或黑色消费，这种情况在部分私营企业主身上已经发生。面对难题和困境，有创业者萌生退意马放南山，或者无奈“杨志卖刀”；在投资实业热情减退的同时，热衷股市楼市等非实体经济投资，从直接创造财富的企业家到以资本参与财富分配的食利一族，表明支撑部分私营企业主创业的动力在减弱。

　　温州一直被视为中国创业活力和激情最强的地方，但现在温州的这一核心优势也在减弱。

　　1978年至2000年，温州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15.6%，同期，全国为9.5%，浙江省为13.2%；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温州经济已经开始出现增长趋缓的迹象，而且相对于浙江省的平均水平而言，已不再具有领先的地位。2003年度温州市经济增幅14.4%，虽然为6年来温州经济运行最佳，但这个增幅在浙江11个地级市中仅排列第九位。除了经济增长率之外，2003年，温州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工业用电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利用外资、外贸出口总额等综合经济指标的增长率也基本上处于浙江省的倒数几位。而到了2009年，温州人均GDP仅4604美元，全省倒数第三位，不到杭州的一半，更是全省人均GDP的71%。

　　金融危机后，温州企业外迁、民资外流加剧。去年以来，温州的厂房交易火爆，厂房出售、出租明显增多，一些企业计划迁到外地去；一些企业是活不下去了，干脆卖掉厂房不干了。曾占据全国产量90%以上的温州金属打火机，鼎盛时有500多家企业，如今只剩下100家左右。而在这100家中，只有30余家的企业老板在专心经营。剩下的已经把重心转移到其他行业，比如房地产、矿产以及第三产业。

　　据不完全统计，很多温州企业的利润不再用于扩大再生产，回流实体经济的不到一半，相当多的变成了“热钱”。温州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创投企业已达300多家，大约有1500亿元的流动资金进入了创投领域。

　　“怎么干”：潜规则伤感情也伤口袋

　　很多事实表明，市场空间制约了民营企业的成长升级。民营经济发展的规律，一是微观主体的组织化规模化程度越来越高；二是集聚的资源和允许进入的行业越来越多。但事实上准入门槛的提高和金融等核心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使得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趋于局促和复杂，使得民营企业决策者的未来预期发生变化。

　　表面上看，国家对民营经济的开放力度不断加大，以新旧36条为代表的政策次第出台。确实，从宏观导向和国家政策上，毋庸担心国家会限制民营经济。

　　2010年4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在未来5年内继续向支付宝投资50亿元人民币。几乎与此同时，央行“超级网银”即将上线的消息传遍市场。一时间，坊间各种联想与猜测纷起：央行要收支付宝？银联要收支付宝？而马云曾放出的那句听起来有几分悲壮的表态：“随时准备把支付宝献给国家”，让外界有了多重言外之意的猜测。

　　虽然事后阿里方面解释这句话“并无其他深意”。但第三方支付机构望眼欲穿的牌照，迟迟拿不到；监管规范也千呼万唤不出台，影响了民营企业持续发展的心态和节奏。

　　虽然早在2005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对外发布向社会征求意见的《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办法》将“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及个人之间提供电子支付指令交换和计算的法人组织”列入监管范围，直指包括支付宝在内的所有第三方支付企业。

　　但是，这套基本监管框架至今未有定稿。第三方支付产业的准入资格、申请审批流程、业务经营范围以及外部监管机制等等问题仍无章可循、悬而未决。这种“只听楼梯响”的软约束，加剧了市场环境的变数和不可预知性，让企业“心里没底”，而不能心无旁骛全力以赴。

　　国家允许创办村镇银行的消息，着实让民营企业尤其是已经开始运营小额贷款公司的民营企业高兴了一阵子。但具体的实施细则——《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很快让他们的热情和期望不高了。

　　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

　　这就意味着，主角只能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而民营企业，即使资本实力再雄厚，也不可能唱主角。

　　今年5月份，国务院公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36条”)，5年前的“允许”已经变成“鼓励和引导”，并细化到“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

　　但是实质性突破仍然不大，虽然“新36条”允许非银行机构持股比例可以超过10%，但最大股东仍然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这个红线不能逾越。

　　而且，村镇银行在增资扩股方面税费高，经营负担较重，并不利于吸纳更多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进入。所以，地方政府入股村镇银行反而积极性更高。

　　按照银监会的规划，到2011年底全国将设立1294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村镇银行1027家。没有主导权的民营企业，目前只能继续以配角的身份“陪太子读书”。 

　　(作者为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