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建交秘闻

　　主持人：一本书、一封信叩启了中法两国封闭多年的大门

　　同期声：“这个信很特别，写给富尔实际是给中国领导人看的，说明我富尔来不是一般的旅游，是赋有使命的。”

　　主持人：仅仅44字的建交公报犹如一颗外交核弹炸破了冷战坚冰

　　同期声：“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冲破了美国的重重阻挠，采取了务实灵活的外交策略，首先同西方的大国之一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主持人：穿越最新披露的史料，回首跌宕起伏的外交岁月，让我们一同走进尘封的历史，解密40多年前发生在中法两国之间的建交往事。

　　正文：

　　主持人：上世纪60年代，深圳河上的罗湖桥是绝大多数外国人进入中国的必经之路。1963年10月21日，深圳罗湖口岸戒备森严，这一天，桥上显得格外神秘而冷清。罗湖桥的一端，时任中国外交部欧洲司负责法国事务的张锡昌正在焦急的等待着这样一位特殊的客人：

　　“罗湖桥那个时候下了火车就有许多人跑过来，从过来的人群中间，有一个高高的，都有点秃顶的老头就跟我招手。”

　　主持人：当年发生在罗湖口岸的那一幕幕往事至今仍然清晰的浮现在老外交官张锡昌的眼前，而这位神秘客人的到访也为中法两国开启了不久后震惊世界的建交之旅……

　　主持人：历史的车轮再次追溯到40多年前国际政治动荡不安的特殊时期，两大阵营的分化瓦解已初露端倪。此时的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处于对抗状态，1959年10月1日，新中国迎来建国10周年华诞，首都北京成了红旗与鲜花的海洋，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向上百万欢呼的人群挥手，而在他身旁站着的是表情僵硬的赫鲁晓夫，此前，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室，赫鲁晓夫冷漠的告诉毛泽东，他将撤回全部原子能专家，面临西方强大的国际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的层层重压，中国困难重重。外交部档案馆馆长郭崇立告诉我们，

　　(音响，郭崇立讲话出)

　　“上世纪60年代上半期当时国际格局是美苏两极格局，但与此同时，亚非拉等新兴的民族主义独立国家逐渐走向了世界的政治舞台，一大批的国家都在这个时期取得了独立的。在这段时间里面，美国是在继续的使他们在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就推行的封锁和敌视的政策，发动了对越的战争，从南面威胁了我国的安全。当时苏联从它全球的战略出发也是向我们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所以说中苏关系也是日益的恶化，中国当时是面对两个超级大国，南北两面施压的局面。”

　　主持人：为摆脱困境，新中国做出了建国后外交战略上的第一次重大调整，毛泽东审时度势，确立了既反苏也反美的“两条线”的外交战略，同时联合广大亚非拉国家，结成反帝、反霸的国际统一战线。郭崇立告诉我们，尽管当时的国际局势对中国构成了重重封锁，然而这一时期中国在外交方面仍然取得了重大进展：

　　(音响，郭崇立讲话出)

　　“60年代初期我们的外交从建国开创以后的十几年的发展应该说有了不断的进步和发展。建国初期的时候我们建交国主要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到了这个时期我们开始了建国以后的第二次建交高潮，经过我们在外交上的不懈努力，到1965年底，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已经达到了54个，这当时应该是相当大的进展了。那么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外交在西方国家关系当中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冲破了美国的重重阻挠，采取了务实灵活的外交策略，首先同西方的大国之一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主持人：在60年代最初的五年时间里，法国是唯一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两国的建交，被世界舆论称之为“炸破冷战坚冰的外交核弹”，由此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2008年11月12日，中国外交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1961年至1965年间形成的外交档案经解密，正式向国内外开放。这是外交部迄今为止解密档案数量最多的一次，开放比例高达70%，包括重大历史事件档案4万多件，内容丰富珍贵，包含了外交部在工作中形成的各类指示、报告、谈话记录、来往电报以及照会、备忘录等各类外交文件。而这其中，涉及中法建交的档案所占比例最高，成为重中之重。

　　主持人：在中国外交史上，与西方大国建立完全性质的大使级外交关系，这还是第一次。曾经见证了两国建交过程的亲历者、中国前驻法国大使蔡方柏老先生多年后打开了记忆之门：

　　(音响，蔡讲话出)

　　“为什么当时中法两国领导人都非常积极的要建交，这个还要从两国处境来分析这个问题，法国他的外交目标是谋求大国地位，当时在西方占主导地位是谁呢，是美国和英国不是法国，那么当时中国的处境是什么呢，一方面美国是竭力在孤立中国，另一方面我们当时同苏联分歧已经非常明显了，我们也希望要打开外交新局面，交新朋友，法国也在当时讲，他也希望突破这个西方美英所控制的阵营同中国对话，在这个情况下，两家要求是一拍即合。”

　　主持人：说到中法建交，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正是他掀开了中法建交的序幕，在整个中法建交的过程中，他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视，他就是法国前总理富尔，也就是45年前那个秋天，出现在深圳罗湖桥另一端的那位神秘客人：

　　(人物简介 另一主持人声音出)

　　埃德加·富尔，一位法国政坛的不倒翁，激进社会党人，律师出身，能言善辩，精通国际法，曾在1952年、1955年两度任法国总理，与戴高乐虽非一党，但关系密切。

　　主持人：就在富尔再次登上政治舞台时，中法两国正面临着自1949年冰点以来的微妙回暖期。1955年4月，国际博览会在法国里昂举办，在富尔批示之下，组委会第一次向新中国发出邀请，中国馆展出10天，87万人蜂拥而至。也正是因为富尔，法新社与新华社签定协议，向对方国家互派记者，而法国议员代表团也于1955年11月来到了中国。中国原驻法国使馆政务参赞张锡昌回忆说，

　　(音响，张锡昌)

　　“周恩来就跟他们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世界在变化，中法建交是美国阻挡不了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法国人一定会跑到美国人的前面，甚至跑到英国人的前面。”

　　主持人：对于正致力于推动中法关系的富尔来说，北京的信息显然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开始，然而仅仅一个月后他的内阁便下台了，下野之后的富尔似乎拥有了更为合适的身份，1957年5月，在周恩来批示之下，富尔穿过丘吉尔所称的“铁幕”，以私人身份到访红色中国，在从深圳到广州的火车上，他看到是尽管贫穷，却生机勃勃的广袤田园。此时的富尔期待着能见到毛泽东，埃得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令他印象深刻，而在北京，一本《毛泽东诗词》的俄文译本更是令他爱不释手，5月30日，富尔终于见到了文采与韬略同样出众的中国领袖，而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来自法国的客人，毛泽东告诉富尔一个中国寓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中、美、法三国之利害关系，一语中地。回国后，富尔就将中法建交的主张写入了《蛇山与龟山》，顾名思义，这本书描绘的是一个遥远的东方国度，而这本书的名字正是来自这个国家最高领袖的一句诗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张锡昌告诉我们，

　　(音响，张锡昌)

　　“他1957年曾经访问过中国，毛主席，周恩来都接见过他，而且他回去以后写了本书，叫《蛇山与龟山》，就希望这个中法之间就蛇山与龟山之间架起一个沟通的桥梁，主张中法建交。” ’

　　主持人：当时仍在法国小城科隆贝隐居的戴高乐将军看过这本书后，以一封长长的亲笔信回应说，完全赞同这种观点。1958年，法国成立第五共和国，戴高乐将军重新回到了权利颠峰。此时，68岁的戴高乐开始正式考虑缓和与东方的关系，而在遥远的东方，毛泽东也正有类似的打算。时隔五年，戴高乐总统仍然对那本名为《蛇山与龟山》的书记忆犹新，1963年9月，戴高乐将军再次提及中法建交，而此时的北京也已在世界格局中悄然划出了一片特殊的“第二中间地带”。中国原驻瑞士大使李清泉这样为我们解读，

　　(音响，李清泉)

　　“那个时候国际上有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两大对立的阵营，中间有一个中间地带，中间地带其实指亚非拉这些民族主义国家，第二中间地带就是指资本主义国家，法国也就是在内。毛主席讲争取‘第二中间地带’有这个理论，所以法国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争取和团结的一个对象。”

　　主持人：推动中法建交，富尔自然是不二人选。于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复，由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出面，邀请富尔于1963年10月下旬访华，也以此体现访问的私人性质。而恰巧就在此时，正在瑞士游玩的富尔拜访了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表示希望能再次访华。消息传到国内，当时在欧洲司负责法国事务的张锡昌不禁脱口而出：“富尔送上门来了！”

　　主持人：为了表现诚意，8月31日，李清泉大使做客瑞士小镇达沃斯，向富尔转达了北京的邀请。

　　(音响，李清泉)

　　“他表示感谢，并且说他的夫人也要随行，跟他一起去，他还要带一个法国外交部还有一个助手，跟着他一起来，这句话很重要，引起我就有一点(疑惑)，你个人去为什么还要带一个法国外交部的一个助手呢。”

　　主持人：李清泉隐隐感觉到，富尔此次中国之行很可能不是私人访问那么简单。三天后，富尔从瑞士回到法国，戴高乐在爱丽舍宫召见了他，在那天的谈话中，富尔告诉戴高乐，人们不能对一个6亿人口的国家视而不见，在得知富尔已经收到中方的访华邀请后，戴高乐当场决定，“好吧，你到中国去，不过，你是作为我的代表前往中国。”

　　就这样，总统先生给富尔写了一封亲笔信，以证明其“特使”身份。不过，两人商定，对外仍宣称是私人访问。

　　主持人：9月12日，富尔夫妇再次来到瑞士拜访了李清泉，表示此次中国之行是以戴高乐的私人身份前往，并将携带一封总统的亲笔信面交中国领导人，同时，富尔又对此行的真正目的三缄其口，要求中方对此严格保密，对外只能宣称是私人访问。律师出身的富尔似乎与中国人玩起了猜灯谜，究竟他是何种身份来华，要谈些什么？那封戴高乐总统的亲笔信究竟又将带来什么？中国方面都不能确定，然而，就在这样的疑惑中，中国外交部开始制定各种不同规格的接待方案……

　　主持人：此前，中国外交部曾就富尔访华有过两种估计，一种是半官方身份，就中法关系进行某种试探，二则是受戴高乐委托，进行实质性的建交谈判。10月21日，早已等待在罗湖口岸的张锡昌在见到富尔的第一时间就确定了对方访华的真正身份：

　　(音响，张锡昌)

　　“他表示这次访问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我和吴晓达同志当时就决定按照预定的高规格来接待。”

　　主持人：富尔的再次中国之行为保密花费的心思一点都不比后来的基辛格少，除去公开对外宣布访问纯系“私人性质”，还特意在之前和之后加访了柬埔寨和印度。途经香港时，富尔对媒体表示，此行纯属私人性质，可谁知，一跨过罗湖桥，富尔一反境外表态，立马改变了说法。富尔的“特使”身份直接决定着中方的接待规格，中方立即调用一节专列车厢挂在从深圳开往广州的火车上。1963年10月22日，这位带有秘密使命的特殊客人抵达北京。当晚，既不是政府成员，也没有正式外交头衔的富尔夫妇入住了当时只用来接待国家元首的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在这座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皇家园林中，富尔度过了难忘的一夜。第二天，中南海西花厅，富尔和周恩来的会面一开始就显得意味深长。

　　(音响，张锡昌)

　　“他故意说，问总理，您是不是在巴黎住过啊，去过啊，总理说，是啊，那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富尔马上接口说，现在是再去巴黎的时候了，这就是轻描淡写的就点出了他访华的使命。”

　　主持人：当年富尔送给周恩来的见面礼是一枚刻有富尔头像的浮雕像章，而实际上，富尔带给中国人最珍贵的礼物却是一封仅有两页纸的书信。整整45年间，国内媒体对于这封亲笔信的内容鲜有披露，直至2008年11月，在中国外交部解密的第三批档案中，才披露了这个尘封已久的秘密。

　　(另一声音出)

　　档案编号110-01982-07

　　亲爱的主席先生：

　　我再次重申我对你在下次旅行期间将和中国领导人进行接触的重视。由于我们最近的会谈，我能够向你清楚地指出：我为什么非常重视有关我们和这个伟大人民(应为‘民族’，档案原文如此)间各方面关系的问题，以及我是怎样重视这个问题的。请相信，我完全相信你将谈到和听到的一切。

　　主席先生，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敬意！

　　夏·戴高乐